自由作家，1970年出生于陕北子长县。1992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思想文化随笔、文学批评、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字近百万字。已出版思想文化随笔集《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另类童话》（与人合著）等。现居西安，供职于某杂志社。
勤劳是一种美德吗？
大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去外婆家，见天亮以后外婆为我们煮饭，觉得很奇怪，就问道：你们怎么在白天吃饭啊？外婆也觉得很奇怪，反问：你们吃饭不在白天，难道在黑夜啊？我说：我们一天两顿都在黑夜。外婆一听这话，就扑簌簌掉下泪来，哀叹说：你看这世道！把娃娃都搞得分不清了晨昏。她说的“分不清晨昏”，指的是我们那时的生活状态。父母天不亮就到生产队的梯田或坝梁上挖土，一直要干到半夜才能回来。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只能跟着大人的作息，凌晨四五点吃一顿饭，半夜里再吃一顿。时间长了就以为凡饭都要在黑夜吃，白天吃反而很奇怪。
当然正如人们常说的，有付出就有回报。母亲在这一年被评为劳动模范，队长捧着奖状来到我家，说了好多表扬的话。大意说，你妈妈是全村最勤劳的妇女，你们长大了应该向她学习。但奇怪的是，母亲一点也不高兴，队长一走，就抱着我痛哭起来。哭完后说了一句：别听他胡说！什么勤劳！他怎么不勤劳？
从此我就知道，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勤劳，一种不勤劳；而有的人的勤劳对自己毫无好处。成年后，我对一切叫人“吃苦耐劳”“忘我工作”的说教充满警觉，正是得益于生活所赐。在我看来，一种劳动如果不能体现劳动者的价值和尊严，那么它就只对领导者有意义。一个人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愿意牺牲自己的享乐，做一件在他看来十分必要、十分有价值的事业，与一个人在棍棒的驱赶下，完成一桩力所能及的工作以维持生命，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的“价值等级”是由他自己制定的，他愿意牺牲在他看来较小的价值以换取更大的价值；而后者的价值标准是由别人强加的。别人说高就是高，别人说低就是低，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而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区别之大正好比饿肚子，一个是为了健美，一个是由于没米；同是跑步，一个是为赛场夺冠，一个是被人追杀；同是喝茶，一个是坐家享受，一个是被警察拉走；你说能一样吗？落实到“勤劳”上就是，如果这种“勤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他在他“勤劳”的事上感到满足，那么这“勤劳”就值得赞美，至少无可非议；但如果这“勤劳”是被迫的，“勤劳”的人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那么这“勤劳”就和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一样，不值得嘉许。
但好多人不懂，包括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一到乡下，就盛赞起农民的“勤劳”来，写文章更会上升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我自己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伙诗人到陕北采风，看见一个妇女在地里拔草，就派作协主席上前问候，以示“深入生活”。“老大娘，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劳动？你的勤劳值得我们学习啊！”大娘说：“学啥呀？没事干么！”可等这个主席一离开，他大娘就在地上唾了一口，骂道：“呸！你才勤劳呢！你家祖宗八代都勤劳！”在他看来，勤劳是一种诅咒。她没说出来的愤怒，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读：我也想像你们城里人一样，看看电影，逛逛公园，或者遛遛狗，听听音乐会，可能么？你们不管倒也罢了，吃饱了撑得跑到我们乡下转转也罢了，但还想把老娘当猴耍，就太不要脸了！说明这世界人种五颜六色，族群丰富多样，文明千姿百态，但人性只有一个，那就是求乐避苦，好生恶死。没有一个民族热爱吃苦更甚于热爱享乐，热爱流汗更甚于热爱休闲。勤劳都是逼出来的。如果说有一个民族在世界上是以勤劳和耐苦出名的，那么，透过这华而不实的“名”一定有某种比“勤劳和耐苦”更可怕的东西高悬在它的头顶，比如严酷的制度，粗暴的管理以及落后的技术等，否则它就不会乖乖选择“勤劳”，而且一选择就是两千年。
据一些欧洲考察回来的学者介绍，欧洲特别是北欧的一些国家，劳动力十分短缺，短缺的原因不是这些国家人口稀少——事实上有的国家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但这些国家的人很懒，他们宁愿在海滩上晒太阳，也不愿出来干活，导致劳动力价格十分昂贵；反而是勤劳的国家，比如中国，劳动力一直过剩，过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价格奇低，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个间接后果就是这些国家缺乏创新产业，因为对他们的统治者来说，单靠便宜的人力资源这一条就足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比较优势，根本用不着考虑制度创新和产权保护这些麻烦的事。因而从长远来看，勤劳对一个国家的进步也未必是好事。
那么，勤劳对个人来说算不算美德呢？那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说了。对秦始皇来说，当然是，对孟姜女就未必；对富士康的老板来说是，对员工就未必；否则你就无法解释，马向前、祝晨明这些人宁愿跳楼也不肯回机房的原因。
在中国南方，你经常可以看见狭长的小船上，伫立着几只或几十只人工训练的鱼鹰（也叫鸬鹚）。因鱼鹰嘴长且前端有钩，又善于潜水，能在水中看清各种鱼虾，所以自古以来就被渔民驯养帮助捕鱼。渔民怎样才能保证鱼鹰不将捕到的鱼自己吃掉呢？原来鱼鹰喉下有一个皮囊，能暂存捕到的鱼。渔家会在放鹰前，先用皮条草扎住鱼鹰的皮囊，不让鱼进入鹰胃里。等鱼鹰叼着鱼头钻出水面时，牧鹰人会眼疾手快，将鱼从鹰嘴里夺走，然后顺手拿出一条小鱼塞进鹰嘴里，并用手将皮条草的活扣解开，就算是对鱼鹰的犒赏了。
在这种关系下，牧鹰人赞美鱼鹰，比如说它勤劳，当然可以理解；但如果鱼鹰自己也认为勤劳是一种美德，我们就只能归结为是牧鹰人长期驯养的结果，或者是为讨牧鹰人的欢喜，得到那一条小鱼，而决不会是它的本性使然。
时间是怎样被国有化的？
一
我自认为我是个顽梗的人，外在的生活、习气很难改变我，但今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自己怀疑起来：春节回老家过年，闲极无聊，整天陪父母兄弟玩纸牌。玩了几天，竟上了瘾，晚上做梦，尽梦见手中拿着好牌，将别人赢得哇哇叫，自己也在欢呼声中醒来。醒来后，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因为我平时是极厌恶打牌的，不仅自己从不打，看见亲戚朋友打也很反感。可是回家短短几天，竟在梦中也疯玩起来，可见人的精神、意识是很容易改变的。只要把一个人的生活封闭起来，然后只允许他按一种程式生活，那么用不了多久，他的思想、意识就会变得单一起来。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大君王或“伟大领袖”起来，自诩为“世界各族人民的导师”，他规定全世界只能有一种娱乐方式、一种生活形态，包括吃饭、睡觉、拉屎、排尿都有统一的时间、统一的姿势，甚至做爱都要求达到“国标”，“国标”以外的都不算，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仅会控制我们的生活，而且会控制我们的梦想。到那时，我们不仅会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而且会梦着同样的梦。这梦因为人人都在做，因而，你也可以称它为“国有化的梦”或“全民所有制的梦”。
前两年有人讨论胡适和鲁迅谁更伟大，有的说是胡适，有的说是鲁迅。胡适是侧重于制度建设的，鲁迅是侧重于国民性改造的，因而挺胡的人认为，没有一种劣根性单属于中国，国民性中的好多弊病其实是由制度造成的，因而是制度，而不是国民性，首先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好坏。挺鲁的人则认为，制度是由人设计的，人不变，尤其是国民性不变，再好的制度都会变坏。二者似乎陷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谁也说服不了谁。实际上，喜欢给英雄“排座次”本身就是一种国民劣根性。单一的制度，必然产生单一的生活与梦想；单一的生活与梦想，又只能制造出单一的制度。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
有一个笑话是讲蒋委员长的：说在古都西安的城墙根下，有两个老汉在展望未来。一个说，我如果当上蒋委员长的话，每天油把辣子泼得红红的，调在面里，顿顿都吃饱。另一个说，你看你个没出息的！我如果当上蒋委员长的话，全村的粪，我一个人全包了，谁也不让拾！现在我们推想一下：假如前一个老汉上台，问题不大，顶多是个贪图享乐的土皇上；可假如让后一个老汉上台，那还是要搞独裁，比蒋委员长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的生活、他的环境只能产生那样的政治想象力，而那样的政治想象力又是由封闭的环境和单一的生活决定的，因而胡适和鲁迅的工作并行不悖，不存在谁第一，谁第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