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人，北京某报理论部主编、高级编辑，大校军衔，北京杂文学会理事。1979年参加南疆作战，三次三等功荣立者，20世纪90年代从事杂文创作，曾任《检察日报》《科技日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主持。著有《带毒的亲吻》《站着说话也腰痛》等多部杂文随笔专著。文章入选《中国当代文化书系》《中国当代杂文经典》《中国百年杂文精华》《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书籍，并作为范文收录于多种中学生课外辅导读本，数十篇文章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奖”等全国性奖项。
无序社会人人都是弱势群体
而今社会，自视为弱势群体者多也。我出差到辽宁，遇一位县长对村民说：“你们要上访，我还想到北京上访哩。”人活到要上访的份上，自然是弱势弱到家了。
我原对这个问题没太多的认识，不久前发生一起撞车事故，让我醒悟多多。
那天开车去见一位朋友，行至城乡结合部的小镇，事故发生了，一个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小伙子，因速度极快闯入汽车道内，重重地撞在我的车尾上，人无大伤，车损不轻。毫无疑问，小伙子应负主要责任。然而，当我停下车来找小伙论理时，街道两旁乃至包括一些过路人差不多都围拢过来，千口一辞地站在小伙子一边说话，甚至当着处理事故警察的面说假话、作伪证，认为我向自行车道打了方向，谎说我曾逃逸而被他们拦下。几乎没有一人说句公道话，其激愤的情绪犹如“兹兹”冒烟的导火索，给支雷管即炸。
我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孤立无援之境，于是很快反思这是为什么？我想，如果我是那个小伙子骑着电动车与一辆轿车相撞，而且也在这样一个相对多事的城乡结合部，将如何？我相信所有这些人这时都会像站在那个小伙子一边一样站在我的一边说话，也会为我撒谎、作伪证，也会群情激昂、摩拳擦掌。
不得其解的问题很快解开了——人们激愤的情绪并不是对着谁的，而是对着那辆轿车的。这与其说是一起车祸事故，不如说是一次所谓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碰撞，此时所有弱势者的舆论会倒向谁的一边不言而喻。最后警察依据北京“机动车全责”的法规作了裁决，我虽无奈，但也捡了个明白——告诫自己：从此一旦落座在汽车驾驶这个座位上，你就是弱势群体。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弱势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它不是一个相对固化的概念，更不是一个相对固化的群体，而是鳄吞鳄尾，循环相食，循环相生。你开着一辆不错的汽车，那可能是个强者，而当你“犯事”落到弱者手里，顿时成了弱者。这也就证明了，咱们社会很难分出谁是强势群体、谁是弱势群体。当你是一个工商管理者在收没小摊小贩的推车盘秤时是强者，可当你成为住房购买者在开发商面前就成了弱者；当你是房地产开发商高调售房挥金如土时是强者，可当你患疾躺在手术台上向医生递红包时就成了弱者；当你拿着手术刀在患者面前晃来晃去时是强者，可是当你吃着路边早餐用地沟油炸的油条就成了弱者；当你用地沟油炸油条忽悠顾客时是强者，可在工商管理者面前又成了弱者……无论是人们认为世上最牛职业的官员、公务员，还是被人们认为处在社会底层的引车卖浆者流，他们都有以欺人而做强者的时候，也有被人欺而成为弱者的时候。
当年毛泽东把要把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权力者和各行各业都打造成人人都“为人民服务”，这不免有些理想主义。可如今却一不小心就到了鲁迅先生当年描述的那样一个状况，几乎人人都在“吃人”或“被吃”，而且是变着法子、极尽可能地吃，什么样的人都在吃、都敢吃，大家环环相吃。
鳄吞鳄尾、环环相食的结果是什么？看似都在争强势、做强者，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处于弱势、成为弱者。人是社会的动物，更多的时候是在与社会打交道，如果只有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才是强者，那么，在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很多时候都是弱者。
社会之所以为社会，关键在于有一种良好的秩序，也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所理想的，大家都有统一信仰、遵循一种操守、重博爱、讲精神。而社会秩序就是社会质量，社会秩序就是人们的幸福指数。我们之所以生产越来越发达，幸福指数却越来越低下，一个重要缘由就在于社会秩序出了问题。为了利益，为饱私欲，多少人失去信仰、丧失良知、无所敬畏。为官者可以任意贪污，执法者可以践踏法律，经商者可以牟取暴利，小商小贩可以肆意欺诈；社会生活大行其道的不是“明规则”，而是“潜规则”；高尚者自掘坟墓，卑鄙者精神抖擞。如此社会环境之下，只能导致人们相互挤兑，环环相食，否则只能被人吃得连骨头渣也不留。
在一个有序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强者了吗？不，有强者势必有弱者，理想的社会既不制造强者也不制造弱者。有序的社会大家按一定规则行事，谁也吃不了谁，谁也不被人吃，人人推己及人、与人为善，因而人人都有尊严地活着。
中国的GDP已居世界老二，这是一个可羡的财富增长。然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却处在一个鳄吞鳄尾、环环相食之中，这是一种多么的不幸。如今的许多年轻人都往西方跑，羡慕人家的生活质量。是的，但其生活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丰厚的物质，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有准则、有敬畏，生活在一个有序的社会里，因而才显得那样的悠然和宁静。
（原载于2011年2月16日《三晋都市报》）只有丑事没有丑闻不是常态中国官场上的丑事之多之奇，怕在世界上也能名列前茅。比如官员的情色日记、一人拥有108个情妇、用MBA方式对情妇进行管理、一个科级官员贪污达上亿元、高官子女跑马圈地、权势亲朋抢占垄断行业、某些高官家族资产数以亿计、官员子女一旦犯事就喊“我爸是谁谁”，等等。这种官场奇丑无比的事，常在全球最严肃的政治类报纸《泰晤士报》上当丑闻报道，可在我们这里却几乎从来不被视为丑闻，也不叫丑闻。
丑闻即做丑事的新闻。很显然，草民做丑事是不具有新闻价值的，因为有些草民本来就贱，以其卑微的身份干偷鸡摸狗的事情，一是报道不过来，二是报道了受众也不感兴趣。而丑闻主要是针对权势等公众人物的，因为他们为公众推选、为公众景仰，是社会道德的示范楷模，丑事是做不得的，一旦做了就是丑闻，臭不可闻。
官场有丑事就应该有丑闻。但真正将丑闻政治化应该是自民主社会以降，它成为公众对权势人物、公职人员等的一种必要的监督方式。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无数公众人物因丑闻而下台，甚至终生遭到社会鄙夷。
而咱们自“民主社会”以降，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就一直不认为有什么丑闻。“丑闻”这字眼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专利”，与咱们的权力者无涉。原因就是，咱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不可能像“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老爷”那样专门欺骗人民，专干丑事。如果谁把咱们官场的丑事说成是丑闻，那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拿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作对。因此，即使官员做了天大的丑事，那也不叫丑闻，而叫不正之风。
不正之风比丑闻不知要温和了多少倍。风者，气流也。一股气流迅即而来，转瞬即去，不只具暂时性，也有可纠性。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简单极了。近来人们越发感受到中国官场腐败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然而，几乎没见有什么特别惩腐举措，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就调查出了反腐败满意度达70.6%的结果。你看纠风这是多么简单的事。照这种逻辑思维，国家统计局将官场的贪污受贿、吃喝嫖赌、包二奶三奶等称为“腐败”都算言重了，而应当叫“不良现象”。而“不良现象”也正好与“不正之风”相对应，个体所作“现象”也，群体所为“风气”也。统计局应当申请这一“专利”。
不否认，“丑闻”含有深厚的政治性色彩，它甚至在民与官之间有一种对立的情绪。然而这种对立并没有否定官民的“一致性”，它只是为清洁官场、净化官风，为惩恶扬善、崇美抑丑，它是为官场保洁的扫帚，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如果有些对立，那有这样一些对立也没有什么坏处。西方媒体曝光政坛“丑闻”已上百年，反而把资本主义政权推向成熟，成了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一旦被推举到社会管理者位置上，拿民俸禄，食民膏脂，自然就要无条件地受到民众监督，民众也有权利来曝光其丑陋言行。如果说，一个手脚不净的仆人可以被主人从家中赶出去，那么一个食民供俸又品行不端的官员怎么就不可以晒晒其丑闻呢？对于一个政权，“丑闻”不是丑化，不是矮化，更不是作对，它是正义之声，是激浊扬清，是必要的监督，是真正的主旋律。铁道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而被赶下台，按西方说法这就是丑闻。如果媒体报道这样的丑闻不是主旋律，难道只有替腐败行为遮羞掩丑才是主旋律么？
我们说的丑闻显然还不是刘志军这样的丑闻，这种丑闻其实不过是媒体打了一只死老虎，它不是媒体自身监督的结果。真正的丑闻，是媒体用其至高无上的监督权和充分发挥其“第四力量”的作用来自主曝光的一切官场丑态。换言之，真正的“丑闻”主要不是官方发布的，而是来自于媒体、民间自身的曝光和揭露。中国官场丑事多多而难见丑闻报道一字，这显然不是常态，它很容易让人想到，还是有人充当权力腐败的保护伞。如果觉得腐败有益、腐败有利，投鼠忌器，最好的办法就是封杀“丑闻”。如此这般，结果怎么样呢？腐败的鼠辈自然更加猖獗，而新生鼠辈也越来越多。否认丑闻、抹煞丑闻，严禁报道丑闻，是官场一切腐败分子永远狂欢的节日，连一切准备腐败的人也为之狂欢。
无论当下的宣传机器如何在官场树典型、立榜样、造模范，百姓“逢官必仇”“逢官必反”的情绪依然在高涨，这不能说不是官场只有丑事而无丑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