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格劳孔。”我说道。“经过了多少不算短的辩论。同时也经过了不小的努力我们总算多少弄明白了什么人是哲学家和什么人不是哲学家了。”
“也许。”他说道。“那是因为这个问题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辩论不容易弄清楚。”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我说道。“再说。依我看如果这就是需要研讨的唯一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也早就解决了。只是为了弄清楚正义的生活和非正义的生活之间的区别。当时有许多事情都有待我们研讨。”
“下面我们该做什么了呢？”他说道。
“还能有什么别的呢。只能是下一个问题啦？”我说道。“既然哲学家总是能抓住各方面中永恒不变的共同点的人。而那些不能抓住这个共同点。只能在许多和不同方面中游离的人就不是哲学家。那么谁才应当是城邦的领袖呢？”
“为了把它表述得合情合理。我们应当用个什么说法才好呢？”他说道。
“谁看来能捍卫城邦的法律和体制。谁就应当被确立为卫士。”
“对。”他说道。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弄清楚的。”我说道。“那就是监视这一切的人又应当是谁呢？是一个丧失了视力的卫士。还是一个眼光尖锐的卫士呢？”
“显然。这一点十分清楚。”他说道。
“那么。在盲人和被剥夺了对每一件事物的认识的人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区别呢？那些人他们心中没有任何清晰的原型。因而也不可能——像画家那样注视着原型。寻求最真实的东西、然后不断揣摩。尽可能准确地——对什么是好、什么是正义和善良制定出法律。并且像卫士一样捍卫那些已经制定的法律。”
“没有。以宙斯的名义发誓。”他说道。“没有多大区别。”
“那么我们是应该任用这种人做卫士。还是任用那些不仅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实质。而且又不缺少经验。或者在任何一种美德方面也不短缺任何东西的人做卫士呢？”
“如果这些人在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欠缺的话。”他说道。“那么不任用他们。而任用其他的人则是太荒谬了。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优势正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不应说同一个人怎么能具有两种不同的品质了。对吗？”
“对。”
“行啦。所以如同我们在这个辩论开始时所说的。首先必须彻底了解他们的天性。而且。我想。如果对于那一点我们能达成充分一致的话。那么对于下一点我们就也可以达成一致了。那就是同一个人能够同时具有两者。而且除了他们没有什么别的人应该充当城邦的领袖。”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必须承认哲学家的天性总是存在于对学习的爱好之中。学习那种能让他们看到存在中的某种永恒的东西。它从不被产生和灭亡所驱使而到处徘徊。”
“我们承认这一点。”
“再者。”我说道。“他们就像我们以前描述过的爱好荣誉的人和多情好色的人一样。他们爱的是一个事物的全部。而不愿放走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不论它是更小一点的。还是更大一点的。更加光荣一点的。还是更加可鄙一点的。”
“你说得对。”他说道。
“那么。下一步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哪些会成为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的人。在他们的天性中是否还需要有某种进一步的特征呢？”
“哪一种？”
“没有一点虚伪。也就是说。他们完全不愿承认任何虚伪的东西。而且憎恨虚伪。只热爱真理。”
“可能是的。”他说道。
“不仅是可能。我的朋友。而且也是十分必须。一个天生好色的人爱上了某个人。他就会对与他有关的一切都关心。”
“对。”他说道。
“你能找到什么比真理对智慧还更加亲近的东西吗？”
“当然不能。”
“那么有没有既爱智慧又爱虚伪的同一天性呢？可能吗？”
“绝对没有。也绝对不可能。”
“因而一个真正热爱学习的人必须从青年时期起就尽可能地发奋努力。寻求各种真理。”
“完全如此。”
“再者。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当一个人的欲望为某一种东西所强烈吸引的时候。他对其余的东西的欲望就少得多了。就像一条溪流被引入了一个方向。”
“当然。”
“同样。当某一个人的欲望流向了学习和与其相关的一切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欲望所关注的将是其心灵本身的乐趣。而摒弃肉体上的乐趣——如果他不是一个冒牌的哲学家。而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话。”
“那是必然的。”
“而且这样的人也是非常克制的。而绝不会是贪财的。他不会像其他人那样为了享受而去追求金钱以供巨大的花费。”
“是这样。”
“当你判断是否是哲学家的天性时。还有一点也是必须考虑的。”
“什么？”
“你绝不能疏忽了胸襟褊狭。因为褊狭的言辞是最不合哲学家的心意的。因为哲学家的心灵总是追求完美。追求一切的神圣性和人性。”
“非常正确。”他说道。
“对于一个具有博大心怀的理解力。而且思考着所有时代和整个存在的哲学家的天性来说。你认为它能把生命看得很重大吗？”
“不可能。”他说道。
“这样的人会把死亡当作某种可怕的事情吗？”
“丝毫不会。”
“所以。胆怯和褊狭的天性看来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哲学家思想。”
“我看不可能。”
“还有。一个既不爱财。又不褊狭。不吹牛和不胆怯。而且有条有理的人能够是一个斤斤计较或者横行霸道的人吗？”
“不可能。”
“再者。在你考虑是否是一颗哲学家的心灵的时候。你也应该考虑从青年时代起它就是正直而温和的呢。还是难以相处和凶残的呢？”
“那是肯定的。”
“我想这一点你也不能漏掉了。”
“什么？”
“他学习轻松呢。还是吃力？当一个人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做得很痛苦。费了很大的劲而成效却很少。你说他会全心全意地去做那件事情吗？”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对学习的东西什么也记不住。全都忘个精光。那么他脑子里会不会是空空的呢？”
“当然是空空的。”
“既然如此。辛苦了一阵子而毫无收获。你觉得他最终是不是会憎恨自己。也憎恨学习呢？”
“当然会是那样。”
“那么。我们绝不能承认一个易忘的心灵是属于哲学家的。在我们的探索中我们要求哲学家的心灵应该有一个良好的记忆力。”
“非常对。”
“再者。我们应该坚信一个没有乐感和仁慈的天性只能是没有分寸的。”
“当然。”
“你认为真理是有分寸的呢。还是没有分寸的？”
“有分寸的。”
“因而。除了别的以外。我们还必须寻求一种天生具有分寸和魅力的理解力。只有一个天性朝这种方向成长的人才易于教导他去追求每件事物的理念。”
“当然。”
“怎么样？依你看我们列举的这些品质对于一个要想充分和完全理解事物本质的心灵既是完全必要的又是相互关联的吗？”
“它们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他说道。
“如果一个人天生记忆力不好。不善于学习。不宽宏大量。不具有魅力。不是真理、正义、勇敢和温和的朋友和亲戚。那么他就不可能追求事物的本质。但是如果一个具备了这些优良品质的人。从事这一学习。你能指责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吗？”
“就是最好挑剔的玛摩斯”。他说道。“也不能指责他。”
“当这样的人。”我说道。“受完了教育。成年以后。你能把城邦托付给他们吗？”
这时阿德曼托斯说道：“苏格拉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会反驳你。不过这完全是现在听你讲话的人受了你的影响的缘故。他们之所以相信你所讲的。是因为他们没有提问和回答问题的经验。在每一个问题上他们都有一点儿被你的理论所误导。当这些一点儿在辩论的末尾积累在一起时。这个失误就变成很大了。而且也与开初的主张背离得很远了。正如同那些不会下跳子棋的人最终被善于下棋的人将住了。而不知怎么走一样。他们也是最终被将住了——只是这里玩的是另外一种跳子棋。它用的不是棋子。而是语言——被弄得哑口无言。不过。真理是绝不会受语言的影响的。我说这话。针对的就是目前的这个讨论。这会儿有人会说。在讲道理上他不能够在每一个具体的事情上反驳你。但是在实际上他看到的是所有那些从事哲学学习的人——不是指那些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接受教育而学哲学。后来又放弃了它的人。而是指那些较长时期一直纠缠在哲学中的人——虽不能说是变得邪恶。但大多变得古怪了。即使那些看来完全正常的。其结果最多也就是你所赞美的——他们变得对城邦毫无用处。”
我听了他的这番话后。说道：“你以为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是在撒谎吗？”
“我不知道。”他说道。“但是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可以告诉你我觉得他们说的是事实。”
“那我们又怎么能说。”他说道。“在哲学家统治城邦之前城邦将永无宁日呢。如果我们同意哲学家对城邦是无用的话？”
“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说道。“须用一个譬喻来回答。”
“可是你。尤其是你。”他说道。“我认为你是一贯习惯于用譬喻来说话的。”
“对。”我说道。“你给我出了一道难题。这会儿又来取笑我了？不管怎样。你听了我的譬喻你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我对比喻是多么吝啬的了。最正派的人在与城邦的关系上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而且也没有一种什么处境能与其相似。所以我必须从多种来源把它们拧在一块儿来想出一个比喻。并且替他们辩护——像画家通过把许多东西混合在一起画一只鹿羊和与其相类似的东西一样。现在我们来设想在一队船或者一只船上所发生的一桩事情。船主虽然在身高和气力上比船上所有的人都高和大。可是他既聋又有点瞎。他的航海知识也只有这么个水平。于是。水手们在为应该由谁来掌舵而相互争吵不休。每个人都认为应该由自己来掌舵。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正经学过这门技术。既说不出自己的师傅是谁。也无法证明自己在什么时候学过掌舵。而且他们还声称这种技术是不可能传授的。谁要是说它是可以传授的。他们就要把他撕成粉碎。他们总是围在船主的身边。乞求他并且为他做这做那。指望他把舵交给自己。有时。他们自己说服船主没有成功。而别的人成功了。他们就把那些人杀掉或者扔到船外。于是他们用牛根草、酒精或别的什么东西把高贵的船主弄迷糊。他们控制了船只。尽船上所有。在船上吃呀、喝呀。寻欢作乐。他们根据他们的想象驾驶着船只。此外。他们把工于心计。通过说服或强迫成功地使船主交出船只的那些人则称颂为‘技术高明的水手’‘舵手’。而把不是他们这一伙的人一律斥责为无用之人。他们不知道一个真正的舵手必须时刻关注季节、气候、天空、星辰和风向以及一切与航海有关的事物。如果他是真的想成为一个高明的舵手的话。而且不管别人是否愿意。这样的人是必定能成为一个舵手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想到过一个人在获得如何掌舵的技术时。他就可以同时学会驾驶的技术。当船上发生这类事情的时候。一个真正的驾驶员是不是也会被船上这样的一伙人称作是只会看星星、空谈和对他们无用的人呢？”
“确实。他们会这样。”
阿德曼托斯说道。
“那就行啦。”我说道。“我认为你也无须再去仔细分析这个比喻。你就可以发现它与城邦对待真正哲学家的态度是多么的相像。不过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是的。我懂。”他说道。
“那么。首先就请你把这个比喻讲给那个对哲学家在城邦中不受到尊重而感到惊讶的人听。而且告诉他们如果哲学家在城邦里受到尊重那才更加值得惊讶哩。”
“我会讲给他们听的。”他说道。
“再者。你说最正派的哲学家对许多人是无用的。这话没错。你说的是真理。不过。应当把对他们无用的责备加在不使用他们的人的身上。而不应加在正派的哲学家的身上。因为要一个驾驶员去乞求水手服从他的指挥和要一个聪明的人常去向富人乞讨都是不自然的。想出这种俏皮话的人是在撒谎。真理自然是一个有了病的人。不论贫富。都应该去上医生的门。而每一个需要有人指挥的人应该去上有能力指挥的人的家门。而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是没有任何必要去乞求被统治者接受统治的。你如果把当前统治的政治家想象成我们刚才所讲的水手和把被他们说成是无用的和饶舌的人想象成真正的驾驶员。那你并没有错。”
“完全对。”他说道。
“因而。根据这样一种情况和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最好的追求（哲学）是不可能受到反其道而行之的那些人的尊重的。不过对哲学更大的和更具毁灭性的诽谤还是来自于那些自称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那些你所说的哲学的责骂者。他们一口咬定‘大多数搞哲学的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坏蛋和最最无用者’。而且我当时也承认过你的话是对的。对吗？”
“对。”
“关于正派人的无用的原因我们是否可以说已经谈论清楚了呢？”
“可以说谈论清楚了。”
“下面你是否还需要我再谈一谈多数人之所以变坏的必然性。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证明一下那并不是哲学的过错呢？”
“应该证明一下。”
“那么。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我们在开始对成为一个绅士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禀赋的描述时所达成的共识。首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遵循真理。受真理指引。同时他全身心地追求真理。否则他就是一个与真正哲学毫无关系的吹牛家。”
“对。是这么说过。”
“那么这个论点是否与当前流行的对哲学家的看法完全相反呢？”
“正是如此。”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