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学是从不同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二者在自然观、生命观、方法论、理论框架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均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自西学东渐以来，西医学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中医学长期以来独家经营的局面被打破了，中西医学之间孰优孰劣、中西医学之间能否汇通、如何结合、中西医学发展的趋势等一系列问题成了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医学发展的一大主题，也是医学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节 中西医学范式的差异
一、中西医学范式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差异
中西医学在许多层面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对中西医学范式进行比较，可以触及到中西医学差异的本质。正如一个机体的特征决定于其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效应一样，一定的学术范式是特定的“种子”在适宜的人文地理、社会历史背景下萌发的产物。我们对中西医学范式的比较，应该从中西医学范式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入手。
（一）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
地理环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在古代，中国被一种复杂的高山网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隔绝开来，一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前，未曾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而只与邻国发生过零星、少量的经济文化交流，显然这不足以打破中国学术的封闭式的一脉相承的传统范式。中医学发展了几千年，一直保持着其独特理论体系和临床诊治特色，具有一种排外的、自我封闭和超稳定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显然与中国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
与中国地理情景大不相同的希腊爱琴海地区，海陆交错，航海条件较为优越，早在两千年前就与埃及、巴比伦等古文明地区有十分频繁的联系。随着各国间战争的扩展，经济贸易的交往和民族的迁徙、混居，必然给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继承和汇通带来很大的影响。例如希腊医学就曾吸收了古埃及由制作“木乃伊”而发展的解剖学成就，而罗马医学则直接继承了希腊医学。到中世纪，希腊和罗马医学又由阿拉伯医学集其大成，发扬光大，接力至近代回输于西方。所以，西医学是一种学术中心多次转移、理论不断更新的由多国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开放式体系。
（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马克思就曾经说过：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精神。正是由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主制度，为希腊学术的自由探索和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在中世纪虽然曾一度出现过宗教神权禁锢科学的黑暗，但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很快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思想解放的道路。近代西医学的迅猛发展与近代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分不开的。
中国春秋战国之际有过一段“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道、儒、法、兵、阴阳等诸家。这一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封建帝王的专制主义政治下，自汉武帝后，学术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学经文和相应的官吏选拔制度，不但使人思想呆滞，学者以摘经考据为志，而且使人鄙弃新学和创造发明。例如一些儒医，也像儒士尊四书、五经和孔子一样，以为谈到医学就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草》，不敢越雷池一步。显然这种尊经卫道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医学的发展。
（三）社会生产方式不同
近代西医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发展的。一定的物质生产基础和新技术手段的产生，如显微技术、化学实验的出现、温度计的发明，随之而来的是细胞学、病理学、组织胚胎学、微生物学的诞生，为近代实验医学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是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国，这种经济结构极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流。中国封建制度的生产方式延续三千年不变，缺乏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没有钟表的发明，中医学家对脉搏频率和节律的观察只能以病人自身的呼吸频率作为参照系，没有温度计的发明，中医学的“寒热”始终是一个不能脱离个体感觉的临床概念。中医学的发展始终没有走上实验的道路，也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落后有关。
二、中西医学范式的比较
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时间型”文化，西方文化是“空间型”文化。这里，“时间”定义为“周期性变化”，“空间”定义为“非周期性变化”。符合“周期性变化”规律的，都属于时间范畴；而一切符合“非周期性变化”规律的，都可纳入空间属性的存在模式。这里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抽象，把时空及其属性抽取出来，分别建立两种模型。除了“周期性变化”和“非周期性变化”两种属性之外，还可演绎出时空模型的其他属性。时间型：周期性变化、连续、合一、求同、无形等；空间型：非周期性变化、间断、分立、求异、有形等。如果我们借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模型来进行概括的话，不难发现，中医学范式属于时间型，而西医学范式则属于空间型，中西医学范式的差异表现为时间型医学与空间型医学的不同。
（一）周期性变化与非周期性变化——基本观念的差异
任何一门成熟学科都离不开一些基本假定和基本观念，这些假定和观念对该学科共同体成员起着规范和约束作用。从两种医学范式奠基性着作《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可以看出中西医学基本观念分歧的端倪。
中国古代思想中最基本的观念——阴阳，最早就是用来表示日月推移、昼夜更替的一种时间概念。后来才被上升到自然哲学高度，用来阐述事物的联系和变化，尤长于表达事物的周期性变化及其规律。《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把阴阳变化规律看成宇宙普遍规律。阴阳学说一旦与医学相结合，便成了“生死之本”及“医学之要”，占据了中医学基本观念的核心地位。《内经》认为“人乃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因而人的生理病理自然便打上了天地四时的烙印，并表现出与时俱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阴阳学说便成为揭示天地及人体周期性变化规律的有力工具。诊治疾病，须依循阴阳变化之道。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
阴阳与五行相结合，便能更加具体而又精确地描绘事物的周期性变化。五行说源于早期“五材”说，这里的五材只代表自然界的五种基本物质材料。《尚书·洪范》已发展到了“五行”观。“行”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序、次序；二是指运动变化。两者结合便表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次序、顺序，而且这种序是一种循环变化之序。五行之相生相克，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自然万物，均可纳入五行框架。中医学是以五行来构建人体模型的。以五脏为中心，建立了藏象模型，并以五行框架将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等组织器官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循环作用整体。同时，又将人体外界环境联系起来，用五行关系解释人与环境的循环作用。
用以表达和解释自然及人体周期性变化的阴阳五行说在西医学中亦有其貌合神离的孪生兄弟，那便是“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希氏认为，组成人体有四种基本元素——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元素在比例、能量、体积等方面配合得当，且完美地混合在一起，人就享受健康。如某种体液分离，不相协调，任何一方的过多或偏少会导致疾病，健康即体液的和谐配合。四体液说与五行说貌似结合，都是用几种物质来解释人体健康及疾病，其实二者差异甚大。五行注重的是“行”，即事物的动态功能及其变化之序，突出表现出变化之循环规律。而四体液说偏重的是“素”，即事物的组成要素、成分、比例等。循此方向而发展起来的近代西医学之基本概念，如细胞、细菌、病毒、基因、抗菌素等，都具有典型的空间特征——非周期性变化。
（二）连续与间断——自然观的分野
中西医学学术范式的主要差异，都可以在东西方自然观的比较中找到某种原型。元气论和原子论分别代表东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观，尽管两者都试图用唯物一元论来解释自然及人体现象，但这种一致性背后则存在重大差异。东方自然观是一种连续性的，而西方则是间断性的自然观。这种差异则是东西方医学沿着各自道路演进的内在“基因”。
元气论认为，世界本原是元气。元气是一种连续的、无形的流动不息的物质存在。“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内部没有结构，外部没有边界；细小精微，无处不在而充满空间。有形之物与无形之虚空其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不过是元气的两种存在形式。元气聚则有形，散则无象而归于虚空。虚空不空，“虚空即气”。于是，连续而又无孔不入的元气将自然万物（有形、无形）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连续而统一的整体，从而万物间的相互联系、作用、滋生、转化方得以实现。
这种具有连续性特征的元气论自然观对中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中医学认为，人乃天地之气所生。“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说明有形的人体乃无形之气聚合而成。同时，人体与周围环境不是彼此孤立间断的，而是“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人体之所以能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也正是通过连续而流动之气这个中介方得以实现的。其次，人体的五脏六腑、气血精液均非对应西医之形态结构，而是一种气化结构。通过气化过程，即气的升降出入来传递物质能量、沟通信息，使人体各部分有机配合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气的出入、升降相反相成，呈动态有序。一旦气化失常，即入而不出，升而不降，或出而不入，降而不升，动态有序结构被破坏，内外物质能量变换、转化发生紊乱或障碍，出现气滞、气逆等症，从而易生病。治疗的目的就是使气行连续通畅，恢复阴阳之气平衡有序。
原子论自然观认为，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能再分的物质微粒。原子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其性质相似，只有形状、大小、位置和次序之异”。原子论认为，原子是绝对的实体，原子与原子之间存在着虚空，虚空是原子运动的条件，因而一个个原子是独立而间断地存在的。不同数量的原子按不同的连续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物。于是，万物间差异只有从它们的组成基元及其结构上寻找。
可见原子论自然观即内含了分析还原的方法论原则。
间断性的原子论自然观给西方科学及西医学打上了自己鲜明的烙印。细胞的发现可以说是原子论思想在近代生物学上的成功典范。在细胞学说的推动下，西医学把视角从器官组织深入到了细胞层次。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魏尔啸认为，细胞是生命的本原，它具有生命的特征，人体就不过是一个“细胞王国”。于是，人体组成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细胞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不同的细胞具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并且以间断的方式而存在。一群细胞按一定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定的组织，在此基础上形成器官、系统而组成人体。细胞病理学说的诞生即把病理定位于组织细胞，以找到病变组织细胞为诊断依据。治疗上也主要针对致病因子所引起的人体器官、组织最终是细胞或亚细胞的病变，施以药物、手术或其他理化或生物手段，以控制或去除病物和病变组织细胞，促进病变组织细胞的修复。尽管现代西医学已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基因水平，但其思想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三）合一与分立——天人关系的差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实践活动首先遇到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东西方医学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有着泾渭分明的走向。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质，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一、融合。这一观念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中医学认为，人是天地的产物，人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无时不受到季节、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天人融合、人与自然和谐是保证人体健康的重要条件。人体的许多疾病就是因人与自然关系失调所致，因而法天则地、顺应自然便成了中医学治病养生的一大原则。《素问·四时调神大论》提出“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要，则伐其本，坏其真矣”。近些年来，针灸、气功、纯天然药物等自然疗法的兴起，便是法则自然观念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