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于1179年，向宋孝宗上《论“盗贼”札子》，表述他对农民起义（“盗贼”）原因的看法以及他的治本之策。读这篇“札子”，我从中看到了南宋农民的负担，似可与当今农民负担问题作一参照。
辛弃疾以其任职的湖南的情况为例，向皇帝陈述农民的情况：皇上不许多向百姓收取面米，一斗也不行，但这里一年所收的面米几倍于以前；皇上不许将百姓租米折为现钱，但这里将一石米折至三倍钱，而且还要多收所谓损耗钱；皇上不允许科罚“人户钱贯”，但事实上除了夏秋两税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田赋、城郭赋（房税、地税）、丁口赋（人头税）、杂变赋、经制钱、总制钱、板账钱、月桩钱等等。州县还要收面引钱、白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败诉的罚钱、胜诉的欢喜钱等等。十天之内，有追两三千户而科罚的情况，有已纳足赋税让第二次再纳的，还有第二次纳足后又被诬为过了时限而予以科罚的。有二三月份便催收夏税钱者等等。“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
翻阅史籍，可以看出，南宋之时，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不独湖南如此，其他地方也大致相仿；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也不独南宋如此，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区别有一些，但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
中国的封建社会对农民残酷压榨与盘剥，使农民负担极为沉重，其原因，除了统治阶级的贪婪、腐败之外，还有由于维护统治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为之的隐衷。毕竟，庞大的官僚集团需要供养，国力弱时需向“友邦”纳贡，国力强时需张扬武力，这些都需要钱，钱只能从农民身上榨取。
中国的封建社会作古已近百年，我们今天已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也已二十多年，但我们国家农民的负担之重，也是历史上比较沉重的时期。据说对农民的乱收费的名目有二百多种，具体有哪些，未一一核对，未弄得十分明白，但红头文件以及媒体上报道的所谓减轻农民负担的收费项目，就有六十多种，那真可谓五花八门，让人大开眼界。乡村干部乱收农民的钱没商量，你不让征收的钱超过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地方官们便让农民的收入在纸上翻番，将农民收入注入水分，然后再恣意征收他们随意按上名目的钱。有些地方的个别乡村干部可以说是在横征暴敛，他们挖粮食，拉牲畜，扒房子，甚至捆绑吊打、开枪行凶。这些现象虽不很普遍，却也不十分个别，对农民的伤害很深。
对于当前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对于乡村干部收费中的种种不法行为，我们也应当做两面观，即除了个人品质素质法纪等方面的问题，还有体制使然的问题。中国的机构膨胀，冗员太多，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众多的冗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便在农村，国家还不富裕，不能将人头费全包下来，有一部分，便需要乡村干部去“自筹”，于是乎他们只能拿农民开刀，到农民瘦弱的身上去刮油。
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农民的负担太重了，就会出事。在此方面应当清醒。不要说将农民逼到“揭竿而起”的份上，就是让他们对政府失望了，离心离德了，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毛泽东老人家说的，说得挺好。
我们应该真正减轻农民负担了。
1999.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