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彪林副统帅偕夫人及公子在异国温都尔汗“永远不健康”已近三十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已二十余年，但“文革”似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些细胞乃至器官仍然活着。
“游街示众”，是“文化大革命”的拿手好戏，是“文革”的精品。“文革”十年，“游街示众”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上至达官贵人如刘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如时传祥，在中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享受过这种“优厚”的“政治待遇”。“游街”的方式虽然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为将被游斗者罗织好罪名，确定为“某某分子”之类，然后捆绑起来，在其头上戴上几十厘米高纸糊的写着口号的高帽子，胸前挂上一块写明“身份”的木牌或纸牌，让其双手拿着铜锣铜钹破脸盆之类，不停地敲，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嘴里还必须喊，“我是某某分子”。“游街”常常由一支可观的队伍组成，周围则围着、跟着看热闹的人群。组织者当然不会闲着，领头高呼打倒某某某的口号，掌握“游街”进程，维持秩序，到了人多地广处，则要停下来宣布被游斗者的“丑行”“罪状”，并且勒令这些可怜的人向“党”和“人民”坦白交代“罪行”。
我在“文革”中遇到的“游街”说不上具体数字，但有两次对我刺激较大，使我难以忘记，至今想来仍有一种莫名的痛楚。一次是六十年代末，“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风漫卷之时，我所在的公社的几个大队，为庆祝“革委会”成立，举行盛大游行。独特的是，在欢庆的队伍后面，押着一群“对立面”，即地、富、反、坏、右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更为独特的是，有一个老地主已病得下不了床，革命派却将其儿（或孙），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拉来顶账。这支队伍一边走一边唱一边喊一边打。那个小伙子剃着光头，被拳头石头打得血肉模糊。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不知什么分子的人，被打得昏死过去，扔在了街头。另一次游行，是在青海海西州的一个劳改农场看到的。那天我们乘开会间隙在场部闲逛，看到几个荷枪的人押着一个小老头游行。老头是刑满就业人员，因偷了块床板被捉住。“专政者”将门板以细绳挂在老头脖子上，让他手敲铜锣，游街示众。老头踉踉跄跄，使尽生命最后的力气与命运抗争着，在生与死之间艰难地行走。这两次游街，在中国十年浩劫中，大概不具有典型性，与其他惨绝人寰的游行批斗比，可能只是小菜一碟，但对我的刺激却是巨大的。
“游街示众”灭绝人性，理应受到唾弃与摒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正向法治化迈进，此类劣行基本被取缔，但在一些地方，这种行为还在流行。1998年秋，宁夏的一位记者途经陕北某县，因打抱不平，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受到该县权势人物的迫害，被非法拘禁，与死囚犯关在一起，并被推上街头，游街示众。这是一例。此外，从各种报刊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为了横征暴敛，每每也采取游斗农民的办法达到目的。这些行径，让人气愤，也让人不免又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我想，对这种行为，应依法予以纠正以至打击，否则，受害的就不仅仅是记者和农民了。如果形成气候，中国人个个都有可能尝到其中的滋味。
1998.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