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三代五代（或者说百年）之前的中国人，夸张一点说，全是农民。如今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十三亿中国人中，仍有将近九亿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因此，农村历来是中国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十九世纪末以来，虽然情形有些变化，可变来变去，中国人的思想之根意识之根仍深深地植于农村。
毛泽东出身农民，对农村最为熟悉，也利用得最好。在许多人热衷于按照苏联模式占领中心城市，搞城市武装暴动之时，毛泽东却发动了秋收起义，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并进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所走的这条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而也是完全正确的。共产党人放弃中心城市去占领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壮大了自己，打败了对手，也最终占领了城市，占领了全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差错、工作中的失误以及许多内外的因素，致使经济停滞以至滑坡，刚刚起步的工业遭到打击，数量不多的工人等刚脱离农村的“城里人”成为包袱。怎么办？下放！下放到何处？自然是农村了。好在许多工人本人便来自农村，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打起背包走人。到了农村人地两熟，生活不会有太大问题。鉴于当时城市生活的极度贫困，许多人还自愿要求回去，我的父亲便有这种想法。他十九岁离开农村，凭着小学程度的底子找到了一份化验工的工作，在西安培训半年多后当上了会计。“大下放”开始后，他便要求回农村，由于当时他所在的部门缺财会人员，他才未能“如愿”。当然，当时被下放到农村的人，不论是否自愿，后来统统悔清了肠子。但这次有关方面以及有关人士所找的农村根据地，无疑是找对了，它解了燃眉之急。
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工业的幼稚，经济发展的迟缓以及倒退，大批的城镇中学毕业生成了“多余的人”，城市无法安置，怎么办？仍然找农村。一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百万几千万小青年便被指到了塞外边疆，指到了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不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话是否符合那几千万人前途命运的实际，是否对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大有好处，但同样暂时摆脱了失业问题难以解决的尴尬。
“文化大革命”之后，便是快速进步，二十年的发展，成果辉煌，举世瞩目。令人骄傲的方面很多，其中一条，便是农村的变化。目前农村的工业化有了一定进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经济发展中有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农民呢，不但数量相对少了，而且很大一部分也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其他行业的发展也是极为速猛的。但天有不测风云，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走到了不转制不改造便难以生存的境地。转制改造，其中有一条就是减员增效。于是乎，中国便有了成千万的被叫做“下岗职工”的准失业者。对“下岗”者，国家采取多种办法多种渠道安排再就业。而一部分人，很机敏地将目光投向了农村这块最后的根据地，到农村承包荒山荒地荒滩，去搞林果业养殖业。这是生活所迫，是无奈之举，又是非政府行为，是自觉行动。当然，农村所能提供的“三荒”是有限的。按人口计算，中国农民的人均耕地少得可怜，之所以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三荒”，并非土地过剩，而是由于受资金、技术、信息、交通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农民暂时开发不了。城市“下岗”者到农村开发“三荒”，从一个方面看是好事，他们比农民有更好的条件，在资金、技术、信息、技能等方面均有优势，同时还更容易得到国家政策与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所以开发的速度会更快，效果会更好。但从另一方面讲，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场所和“工具”，城市“下岗”者来开发，那么现有的几千万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怎么办？已经出去到城市打工而又同样不得不“下岗”回到农村的人怎么办？农村隐形失业者怎么办？今后农村新增劳动力又怎么办？这似乎也是个难题。到时候，恐怕撕毁合同、哄抢山林的事免不了要发生，农民与工人、与政府会产生一些摩擦，会有新时期的“孽债”现象。这样的问题，要及早觉察，并有相应的对策。毕竟，农村不可能是永远的根据地，劳动力向农村转移，似也不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和大方向。与此相反，农村的工业化，农村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才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1998.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