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句话，被历代的人们遵奉过，也诟病过。诟病以“文革”时期最盛。其“罪状”，据说是因为它毒化了青年，使青年人读书的目标大为扭曲。按照当时某些理论家的观点，学而优则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则须作“螺丝钉”，须“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但学而优不可以想为“仕”，不可以到“不平凡的岗位”上去，尤其是组织未安排你为“仕”时，你不可以自己想为“仕”。虽然当时也说“仕”（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反对“学而优则仕”似在逻辑上有毛病，可既然有人号召和支持批孔，怎么批那都是对的。
荒唐的岁月过去许久了，现在回过头来再咂摸“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感觉其中似有不少的道理在。有了知识去做官，官做好了再来学习与创造，这是不错的路子。“仕”与“学”之间作这样的搭配，堪称珠联璧合。
回想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国，“仕”与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均有着天然的联系。孔夫子做过鲁国的小官，屈原呢，是“三闾大夫”，司马迁为史官，李白、杜甫沾过“官”的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官不算小……许多大文人，也是大官员。我想这些人之所以能成为文坛巨擘，成为后人敬慕与称颂的对象，成为推动过历史发展的“上帝之手”，与他们有钱有闲，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博大的胸怀与开阔的眼界有关。但最有关系的，是他们有“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以远”的双重以至交替的经历，便于体察民问疾苦，能够做到忧国忧民，因此，其作品便具有深度，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人民性。这一点，是长期在民间、一生未入仕或未当大任的文人们难以做到的。民间的文人们下情看得多，但发而为文，可能便是一些低级牢骚，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和时代弊端的要害，对当权者也起不到棒喝的作用。
中国“仕”与“儒”紧密结合的传统正在逐步失落，这倒不是因为“大批判”所致，而是由于官本位极致化与商本位极致化双重作用的结果。现在的高官比起封建社会，数量要翻上几倍几十倍，可成为“儒”成为文人者，却乃凤毛麟角。现在的官员尤其是大官员们在忙些什么？大部分忙于公务，少数人在为加官晋爵继续“走动”奔忙，或者在尽情地享受胜利果实，“心无旁骛”。大约他们不想写什么东西，不想留下白纸黑字等不利于仕途的把柄。当然，也与他们并非“科举”而“进仕”、先天不足有关。看来仕途的规矩不严格，不仅有害国家社会，也有害文化事业。
现在的文人们大多是民间人物，或虽有个“长”的头衔，但却是文化口清水衙门的“长”，与真正政治意义上的官员，还有一定距离，甚至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现时文人的作品便缺少“庙堂”之气，缺少居“庙堂之高”而后的“江湖以远”之气，缺少一种大气。因此，牢骚文章多，小男人小女人文学多，但“巨儒”文章少。对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而言，这是一种重大的缺陷。这是我的一种感觉，是否准确，说不很清楚。如何弥补这一缺陷，也心中无数，只能马马虎虎收场。余下的文章，由高明之士去做吧。
1998.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