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本质的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这是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一个根本任务，也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西部大开发则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在西部大开发中，根据邓小平有关的民族理论，汉族在帮助少数民族的过程中，除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外，笔者认为还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帮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建国以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党的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我国民族问题，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他们一致认为，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批示》中就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是不可能的”。这一指示明确地把解决民族问题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联系起来，成为党和国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1952年7月10日，西南民族学院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邓小平不仅到会祝贺，而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要有一批各民族自己的干部”，“这些干部必须是热爱祖国的、联系群众的、懂得政策的”，勉励全体学员“好好学习，将来毕业回去以后，要好好为各族人民服务”。
江泽民指出，“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各级党委要以更大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种科技管理人才的培养”，并着重指出要在少数民族中“选拔一批能在90年代起骨干作用的干部”，“更要注意选拔跨世纪的优秀中青年干部”。
从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党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国初期，政务院颁布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确立了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1951年6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此后又相继建立10余所地方民族学院。近40年来，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已由建国初期的不到5万人，增长到250余万人。这支队伍已经成为包括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能够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但是，不可否认，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不能完全适应振兴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应该重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培养，把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与干部交流、挂职锻炼结合起来，不仅继续选调中央、国家机关和内地、沿海的优秀干部到民族地区工作，同时还要选调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中青年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内地、沿海地区工作或挂职锻炼。通过这种途径，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市场意识和开放意识，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从而带动整个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2）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思维”。列宁也认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同样，一个文盲众多、科学文化水平低下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发达民族的。建国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还没有摆脱教育落后和经济落后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同时，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也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经济落后不可能有充足的财力、物力去发展教育，致使教育不可能较快地发展，而教育落后又使智力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开发。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科技人才也培养不出来，这样就致使经济落后的状况得不到根本的改观。要改变这种情况，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下决心优先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这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发展民族经济，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面貌，逐步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汉族在帮助少数民族实施开发的进程中应从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出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上，邓小平一贯坚持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在处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时就曾指出：“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邓小平认为，在进行民族工作的时候，“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目，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并着重指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20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济的经验，民族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有所借鉴，但切不可照搬照用，中央在制定民族地区的有关政策时也应该照顾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区别对待。
西部民族地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光能、水能、风能等自然资源，但是对民族地区的开发切不可简单地视为资源的开发，因为许多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而且资源的开发也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讲求经济效益。因而实施民族地区的开发应当善于把资源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建设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特色经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资源优势是丰富多彩的人文文化、民族文化资源，这是实现西部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的资源，是真正的“优势产业”。西部大开发的出发点应当建立在依靠当地人民，鼓励和帮助他们立足于传统文化和经济方式的延伸发展的基础之上，实现民族文明的现代化和传统经济的科学技术化。
（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邓小平理论》2001年第10期全文转载）
郑文杰：男，1968年生，2003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现为乐山师范学院讲师。
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新认识
黄昭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先形成的理论之一，它也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们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比较熟悉，理论界对它的研究也比较多，取得的成果也很多。这些成果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很多方面都进行了分析，似乎已经分析得比较全面了，也的确比较全面了。但是根据笔者对邓小平理论多年的教学以及对现实和历史的理解，觉得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还应当加深认识。对一种理论的认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只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这个理论的历史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我们又可以从新的历史条件来认识这个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同样一个理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它的认识会不一样。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我们也应当做到与时俱进，不断从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视角对其进行再研究。这是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需要，也是我国今后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一、邓小平在合适的时间开始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以前我们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地位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在我国的范围内进行纵向的比较。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之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巨大进步。它使我国的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了。仅仅从这个角度认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未免显得过于狭窄。我们应当拓宽对这个理论作用的认识角度，应当从世界范围来评价它。如果邓小平当时不提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看我国现在会怎么样？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当时都未能提出发展市场经济，但是邓小平及时地提出和推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我国在当时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发展的机会，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这不得不说是抓住了一次经济发展的绝好机遇。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正是西方国家经历战后经济飞速发展后而进入停滞的时期，此时他们迫切需要发展和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从而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市场和投资机会，以及推动本国经济的转型。而我国在此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了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就使我国能够利用西方国家多余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转移出来的产业，还可以向他们出口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品，从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再晚十年或者二十年，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时也都行动起来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大不一样了。现在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对越是落后的国家就越是不利。由于我们已经有了20多年的发展，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下寻求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条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不能不说是得益于邓小平当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要不然我们也就会向其他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国际经济地位，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同时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也推动了当时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没有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广泛参与，世界经济的停滞就会继续，新一轮经济的发展就会推迟。可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无论是就我国还是就整个世界经济发展都是在合适的时间作了合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