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大理论对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进步作用的认识是一致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的力量。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每时每刻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由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由此推动上层建筑和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所以，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历来都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历史使命和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之源。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并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邓小平总揽全局，突出重点，明确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不对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面对新世纪，江泽民坚持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并且敏锐地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强调先进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作用，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保持我党先进性的第一条要求和“三个代表”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可见两大理论在对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是一致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运用和发展。
3.两大理论都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邓小平满怀激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国家。”他认为，始终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价党的工作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最终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从改革开放实践中获得了真正的、切实的利益，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三个有利于”中，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客观保证；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全面、生动体现；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在“三个代表”中，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成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认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他指出：“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在“三个代表”中，我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由此可见，两大理论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
4.两大理论都关注经济发展，重视文化建设，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是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综合国力”是一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国防等方面实力的集合，是对社会各方面评价的一个综合指标。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不可偏废的。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根据物质文明所提供的现实条件，为适应物质文明发展的特点需要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邓小平根据这样的思路，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这一的思想，指出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上的体现。“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共产党应始终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既表明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也说明新时期重塑中国先进文化的紧迫性。这一理论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一定能够摆脱旧文化的羁绊，建立起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新文化。
两大理论都关注经济发展，也重视文化建设，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全面发展。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中“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基础和根本，“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增长，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表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增强”的结果和目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把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构成判断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及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综合性标准，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人民生活水平等社会整体的、全面的发展。江泽民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三个有利于”理论的新发展
有人说，“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简单重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种说法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两大理论在字面上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如生产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文化、精神文明等，其中发展生产力，抓精神文明建设，人民群众观点等也都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老问题。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理论是“三个代表”的理论来源，两大理论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该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全党同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于“三个有利于”理论和“三个代表”的理论提出的年代、所处的历史背景、所面临的具体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这些老话中蕴藏新思想、新观点。“三个代表”理论在继承“三个有利于”的基本理论基础上，对“三个有利于”理论有新的发展，是新时期邓小平建党学说的新概括。其新发展表现在：
1.“三个代表”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运用“三个有利于”理论的重要成果。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整体发展水平还较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寻找新的突破和转折的关键时期。由于受种种“左”倾观念的影响，几乎每一项大的改革政策和举措的推出，都会引起姓“社”、姓“资”的争论。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用什么标准判断和检验我们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这些问题对我们的事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有效地消除了人们的种种困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三个代表”理论是在世纪之交人们对党的性质的理解及党的自身建设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