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高层次创新人才相对不足，对国际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有待加强
近几年三地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举措，但与新一轮发展需求相比，长三角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总量仍然短缺。以人才吸聚能力最优的上海为例，上海目前常住外国人有7万多，比例不到上海人口总量的1%，而国际大都市一般达5%以上，人才国际化程度偏低，国际通用人才缺口达3万，特别是高级信息人才、技术人才、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等国际化、复合型的人才尤为紧缺。如上海金融业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只占正式员工的2.2%，获得国际认证的仅为0.3%。而江苏、浙江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强，据统计，国内高层次人才流向江浙的只有5-6%，国家973顾问组、国家863领域主题专家数量江苏分别为1人和10人，浙江分别为2人和7人，总量不足全国的10%，这些占据科技前沿的领军人才总量与经济科技大省的地位不相符。人才问题已成为制约长三角自主创新的瓶颈。障碍主要集中在：一是高层次人才发展空间不够广阔。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所需的自由的国际学术交流氛围、畅通的信息和知识获取渠道等软环境不完善，吸引和稳定高层次人才的待遇薪酬、子女教育、住房等工作生活条件仍有待改善。二是人才流动机制不健全。与国际大都市圈人才交往频繁的情况相比，区域内外科技人员往来相对仍显不足，特别是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的人员还身份问题较复杂，开放式流动的条件还不具备，客观上影响了产业一线的创新人才储备。三是企业人才使用环境不完善。相当多企业缺乏人才的长期培养计划，不是追求人才使用的绩效最大化，而是片面追求人才使用的成本最小化，人才激励短期化，方法简单化，难以在企业内形成人才使用长效机制。
5、科技创业氛围还不浓厚，难以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带动新兴产业兴起的往往是高科技中小企业。长三角目前的创业活动主要仍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多为简单加工、装配或经营，由科技人员领衔或以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为核心内容的科技创业发展不够活跃，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还比较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业孵化成效不够突出。长三角现有的200多家创业服务载体，平均单个载体孵化面积只有3万平方米左右，三年内毕业企业的平均规模也就1000万元左右。且有相当一部分孵化器只能提供简单的出租场地和一般商务服务，专业化服务能力较低。而一个深圳高新区的生物孵化器就建立了五个专业化的服务平台，吸引了70多位博士在此创业，且有近七成是留学生创业。二是创业风险投资发展不足。去年长三角创投实际金额不到百亿元，与发达国家一般相当于GDP总量1%的投资比例相距甚远。且创投资金大多带有政府性质，造成投资理念、运作方式、管理水平与真正意义的风险投资相距甚远，此外退出渠道不畅也影响了创投的发展。制约科技创业活力释放的深层次原因是创业文化不发达，“长三角出白领，珠三角出老板”，与广东那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创业精神相比，长三角创业氛围还不浓厚。因此，广东的华为宁可放弃利润很高、风险很低的外资产品代理业务而自主开发整机产品，带动发展了广东的通讯设备产业，而长三角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型企业。
除了依靠科技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外资一定程度挤压本土企业发展空间、创新创业的底蕴不足等客观原因外，从政策制度安排等主观因素分析，长三角仍存在一定的政策性障碍，也直接影响了创新整体效率的提高。集中表现在：一是部分政策针对性不够，操作性不强。部分政策的弹性比较大，没有可量度、方便操作的执行标准，比如大量像加强、加快、可以等类似的政策条文，既没有数量和质量的限制，又很难在实际中得到贯彻执行。部分政策条文或实施细则的内容不够明确，难以把握政策的具体操作要求。二是政策的行政壁垒和地方特色不突出并存。一方面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许多科技标准、资质、税收减免比率不统一，往往在上海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到了浙江和江苏就不被认可；另一方面政策的地方特色不突出，不同地方出台的政策内容大同小异，差异主要是比较优惠程度，还难以满足企业实际需求以及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三是鼓励合作创新的制度安排不多。虽然两省一市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在促进区域科技创新和合作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受行政体制的局限，还没有形成真正协同一致和分工合作的长效机制，在科技规划的相互衔接、计划的相互开放、联合开展重大科技创新等方面缺少相应的政策措施，区域内创新资源分散、效率低下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善。
而从国际经验，特别是国际大都市圈以及欧盟的发展来看，加强区域合作是有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三地之间强调竞争的多，推进实质性合作的难，沟通机制还不健全。一是在行政推动方面，缺乏一个“政策贯通、管理协调、专业分工、利益兼顾”的区域统筹行为主体。三地区域创新体系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但整合力度仍然不强，实质性的合作主要还是反映在企业和民间层面上，带有相当的自发性，合作成功率低，有些成果不够巩固。由于行政区的牵引，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跨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二是在合作机制方面，缺乏一个“多方参与、开放共享、联合攻关、互动创新”的协同网络。三地创新资源丰富，但大多自成体系，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和互动，在规则制定、体系建设、制度完善、平台构建、监管措施等方面开放性不够，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跨地区的自由流动仍然存在不少障碍。三是在产业联动方面，缺乏合理的分工与专业化协作体系。两省一市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链分工和专业化协作脆弱，使三地在某些领域产品研发低水平重复，各自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在竞争领域开展的合作项目多局限于单一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缺乏整体协同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内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四是科技合作的财政投入和配套措施不力。科技合作计划是长三角科技合作与创新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但是两省一市在科技合作方面都没有建立相应的财政预算制度，科技管理部门也没有设立专门的计划予与支撑，区域科技合作所需的经费投入不足，区域科技合作计划每年投入经费只占区域研发总投入的万分之几，占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也只有千分之几，对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的作用非常有限。其次，科技合作计划缺少可操作的实施办法，在鼓励消化引进技术再创新、支持跨区域产学研创新网络建设、支持中小型科技企业参与联合攻关、知识产权共享与技术扩散等方面都没有相应的规定和政策导向。
长三角要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利因素的制约，提升区域科技创新合作的层次，推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真正担负起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使命。
四、长三角科技创新与合作的主要任务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其后续走势已初步显现出来。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发现，凡是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受波动较小的都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发展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企业和行业，而以代工为主的产业部门则明显受到较大影响。这次经济金融危机对经济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处在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仍然是成立的。国际消费结构的改变对出口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基础产品价格下降对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十分有利，如果措施有效，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所花费的代价将明显降低。面对复杂形势，我们应采取积极审慎的政策举措，抓住机会加快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
今后几年，是长三角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在全国率先全面实现小康，就必须把科技创新作为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尽快使经济发展转到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轨道。推进产三角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是：贯彻落实国务院《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借鉴世界都市圈发展和国际区域创新合作的成功经验，以增强长三角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打造区域创新高地为重点，在协同培育区域优势集群产业上实现“提升”，在有效整合区域科技资源上实现“融合”，在建立区域一体化创新体系上实现“率先”，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实现“带动”，获取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始创新的科技成果，培育一批具有竞争优势和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化基地，共同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长三角要引领全国科技经济发展，关键是要通过区域内部的政策性安排，推动长三角科技合作向纵深开展，实现区域科技经济一体化。从现在起到2015年，长三角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构建的主要目标是：加快制定有利于区域合作的创新创业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开放联动、优势互补、相互融合、互利共赢的区域一体化政策体系，推动长三角成为全国科技创新合作和协调发展的示范区，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创新中心区。区域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2.5%以上；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总量的30%以上，每百万人口国际发明专利或美国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15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35%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0%以上；在重要领域科技创新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重点要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加强工作协同和政策配套：
一是联手培育战略产业集群，加快产业向高端攀升。依托区域在电子信息设计、制造及服务方面的综合优势，加强协作配套和产业分工，沿沪宁线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信、软件、微电子、光电子类产品，沿沪杭线重点构建国内重要的软件、通讯、家电产业研发与生产基地，进一步提高研发和服务能力，努力扩大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发挥长三角在大型机械、成套设备及汽车、船舶研发制造方面的特色优势，努力在重大装备、重大整机产品的自主设计制造方面取得突破。加快发展具有先导作用的新光源、新能源、新医药和新材料等高技术新兴产业，占据国际产业前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产业前端的创意策划、工业设计、产品研发，以及后端的品牌建设、市场营销、增值服务，加快产业从加工制造向研发和服务两端延伸，优化产业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