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阐释王夫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将作为人的知觉运动的“自然人性”视为人性的重要内容，这与朱子纯以道德之理言人性不同。在性命论上，船山提出了“命日受，性日生”之说，从而辨证地解决了“性命”之间的关系。
朱子对《中庸》的诠释对“未发己发之中和问题”的探讨为起点，船山对此在中和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以“中”作为诠释《中庸》的关键点。朱子以心统性情，未发为性，己发为情，未发之中为体，己发之中为用。而船山则主张无论未发之中还是已发之中均是体。朱子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船山则认为未发之时性中有情，心涵性情。
《中庸注》写成于1901年，为康有为折中中西思想，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的代表作之一。
在《中庸注·序》中，康有为指出其撰着的目的就是为了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发掘蕴藏在经典之中的“大义微言”与“孔子之大道”。历代儒者对《中庸》多从内圣即心性论的立场来加以诠释，而在《中庸注》中，康有为则从经世致用的立场阐发《中庸》蕴含的外王学说，阐发变革改制以自强从而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
康有为把子思与三世说联系起来，大胆地将三世三统宣示为子思继承和发挥孔子理论而作，并对孔子所说的“时中”之义进行发挥，把孔子改造成变法改制的圣人，以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在《中庸注》中康有为还从人性论上证明“进化”与“维新”即是“尽人性”。总之，康有为在《中庸注》中不惜曲解《中庸》文义以申己说，以三世进化论来贯彻到整个《中庸》的解释中，阐发其改制变法理论。
从1950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共26年时间里，由于受到片面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对《中庸》的研究基本是停留在否定其价值的立场上。新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研究开始步入正轨，为了恢复《中庸》的本来面目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学术界进行了新的探索。
当今研究者们对《中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成书与作者、中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庸思想的内涵、儒家中庸观与佛道及西方中道观的比较研究、中庸的影响与成就等五个方面，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如萧兵的《中庸的文化省察》、陈科华的《儒家中庸之道研究》、徐儒宗的《中庸论》、陈赞《中庸的思想》等。
（本部分写作参考：解颉理.《〈中庸〉诠释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7月）
百家争鸣
《中庸》作为儒家经典文献之一，是后世研究儒学的重要文献，依据今本《中庸》历来存在很多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中庸》成书与作者的争鸣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中庸》为子思所作以来，一直为学界承袭。然而北宋欧阳修首开怀疑《中庸》非子思所作，自此对《中庸》成书与作者问题开始争论不休，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子思，成书年代应早于孟荀。赞同这一观点的有胡适、侯外庐、吴乃恭、郭沂等人。他们认为《中庸》大部分都是子思所作，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是战国末年学者所加，因而应当把《中庸》作为思孟学派的代表作来处理。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中庸》成书于秦汉之际，是对孟坷思想的发展。因为《中庸》文中“‘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言所说乃秦汉统一中国后之景象，且书中所论“命”“性”“诚”“明”诸点比孟子所述详细，作者有可能是孟轲学说的发挥者，又有可能是秦汉时孟子学派所作。
第三种意见也认为《中庸》成书年代应在秦汉之际，不过不应将《中庸》的作者局限于具体的那一个学派。从其思想内容来看，它表现了秦汉之际过渡时期思想混合的倾向，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钱穆、徐复观、李泽厚等人。
2.关于中庸本义的争鸣
“中庸”一词最早由孔子提出，但孔子本人没有对其进行详尽的论述，他的“中庸”仅局限于道德哲学。后来诸多儒家学者对其不断发展，才使“中庸”具有了本体论上的意义，开始成为一个哲学范畴。
对于何为“中庸”，汉宋儒者均作了不同的回答：东汉大儒郑玄在《礼记·中庸》释：“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郑玄将“中庸”理解为一种方法，即“用中”，从而区别于老子的“用弱”和商韩的“用强”。
何宴注“中庸之为德”说：“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将“中庸”作为“常德”来遵循，相比郑玄是一种进步，但未说明其内涵。
宋代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仅仅把中庸看成是一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中庸的原义。
朱子在程子“不易”的基础上进一步释《中庸》为“平常，认为“庸”是在人伦日用中均有所体现的平常之理。
“中庸”一词究其何义？目前学者因其研究途径的不同，意见不一，而又各有其理，我们辨证看之。
3.关于《中庸》文本的争鸣
第一，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载：儒家文献中有《子思子》二十三篇，自注为孔子子孙子思作。后《隋书·音乐志》曰：“《中庸》取于《子思子》”。后人对这种说法多持怀疑态度，然而，郭店楚简的问世，则证实了《中庸》一书出于子思。学者蒋伯潜通过考证也认为：今本《中庸》很有可能就是《子思子》的首篇。他认为，我们今天所见今本就是西汉戴圣在纂辑《礼记》时从《子思子》中收录的《中庸》篇。
第二，《汉书·艺文志》中载有“《中庸说》两篇”，这里的《中庸说》历来也有所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中庸说》两篇即是今本《中庸》，今人徐复观先生持此观点。他认为《汉书·艺文志》中《中庸说》两篇是今本《中庸》的单行本，二者实为一书。而学者郭沂对徐观点作出批驳，他认《中庸》的单行始自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汉代没有单行的《中庸》一书，所以说《中庸说》并不是今本《中庸》。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庸说》是今本《中庸》的一部分，冯友兰先生早年持这一看法。但郭沫若对冯友兰以“今天下车同轨”为《中庸》分为前后两部分的理由进行反驳，并指出今本《中庸》是经后人增删而成。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庸说》两篇，实际上是《中庸》的“解诂”，清人王鸣盛就是持这一观点。“说”是同“经”“传”“记”并列的文献形式，通过检索古籍不难发现，“说”这种文献形式应是对经典进行“解话”“训注”的文献，这一观点被主流学者所认同。
4.关于中庸评价的争鸣
关于中庸的评价问题，学界争论最为激烈，大体上有三种观点：
一是基本肯定认为中庸之道既不是折衷主义也不是调和主义，而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与唯物辩证法是相通的。
二是基本认为中庸之道就是折衷主义，但中庸虽然强调调和却不是调和主义。
三是认为中庸之道为精华与糟粕的揉合，在一定条件下有辩证法的因素，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
（本部分写作参考：吴涯.《〈中庸〉之“中庸”三维度释义》，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4期；解颉理.《〈中庸〉诠释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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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精）——中华经典名着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月
推荐理由：集中探讨孝、仁、礼、政、学习等一系列论题，尤其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部分：仁与礼。
[2]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中华经典藏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
推荐理由：每章有全章的介绍，每节分为古文，注释和译文三部分。原文和注解对照，简体中文，方便阅读。
[3]李鍌.大学中庸高级解读（纸生态书系·国学典藏）.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
推荐理由：是台湾版《国学基本教材》的教师用书。它打破了通常的注释模式，将义理相近的章句重新归类，使之相互贯通，更明晰地阐发了儒家文化的精髓。
[4]杜维明.〈中庸〉洞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推荐理由：本书是当代着名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的一部诠释国学元典《中庸》深层义理的着作，其紧紧围绕文本的三个核心概念，即“君子”“政”和“诚”，对蕴含在《中庸》中的种种洞见作了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的解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