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国家各首脑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协议申明自由贸易区拟在10年建成，在此前贸易合作主要是农产品的合作，共分为两个阶段：2004～2006年为第一阶段，近600种产品关税要陆续减免到零；第二阶段是2006～2010年，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第一阶段约600种产品主要以农产品为主，被称为“早期收获”方案。按照该方案，中国与东盟6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农产品关税在2004年降到10%以下，2005年降到5%，2006年实现零关税。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后，中国和东盟将对包括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在内的约7000种产品实行零关税。
农业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格局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一个非常敏感和壁垒森严的区域。东盟国家总体上工业相对落后，但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东盟和中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云南和东盟农业大国越南和泰国接壤或邻近，其气候和农作物有许多共通之处，是中国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枢纽地区，广西口岸和云南边贸成为西南和中国农产品进入东盟的集散地，国内农产品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通过海关后南下东盟国家；东盟优质农产品通过物流渠道辐射到全国各地。越南的优质香蕉、泰国的亚热带水果成熟后，如果物流通道顺利的话，一个周之内可以摆在乌鲁木齐家庭主妇的餐桌。这几年广西、云南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发展很快，但也遇到了一些诸如流通不畅、物流设施拖后腿、绿色壁垒之类的障碍和制约因素。因此重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物流战略发展和实施、推广农产品绿色物流、加快农产品流通体系构建、消除农产品产业安全因素，是今后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过程中采取的有效策略。
第一节自由贸易区农业优势分析
一、国内外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国外对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者其他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法的选择和实证分析上，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96年Dean A.Derosa和Kumaresan Govindan运用简化的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建立南亚特惠贸易协定（SAPTA）促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内部贸易的大量增长，特别是对农产品内部贸易的促进更为突出。研究结果表明，如果SAARC对最有利的国家贸易实现自由化，南亚农产品安全和经济福利将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而贸易转移就会很少或者没有。
2000年PeterJ Wylie利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估计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制造业的贸易创造（TC）和贸易转移（TD）效应，利用各自的计算公式计算了各种产品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并且把不同计算方法计算的TC和TD进行了对比。
2002年Sothiph and Chirathivat利用一般均衡方法，得出建立CAFTA对双方都有利的结论，利用计算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分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双方的贸易效应，他还从东盟6国关税及非关税减让的角度分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各种产品的生产、GDP、福利和贸易流量等的影响。
维纳（Jacobviner）认为，自由贸易区内关税壁垒取消后，可以促进产品从生产成本高的国内生产转向自由贸易区中成本较低的贸易对象国生产，从而使区域内的贸易获得额外增长，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使本国从贸易对象国进口：同时由于区域内关税取消，而区域内国家与外部的关税依然存在，国内的进口可能从过去成本较低的区域外国家转向区域内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增加区域内国家的贸易而减少与区域外的贸易。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关于CAFTA对贸易的影响的研究也在日益增多。2004年王莉和田维明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系统分析了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中国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提出了5种可能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方案（CAFTA、中日自由贸易区、中日澳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在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下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不同方案对中国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冲击。
2002年郑一省提出农业方面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都以农业为主，双方都重视农业发展，相互之间互补性明显，合作潜力很大，但是没有做具体的分析。
2003年孙笑丹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产品结构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3国，但是市场结构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3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方面的能力不足等问题。
2009年张建中基于1996～2008年广西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和广西GDP的相关年度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广西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和广西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CAFTA“早期收获计划”和《中泰蔬菜水果零关税协议》的实施，使广西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广西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和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1996～2008年间广西与东盟农产品贸易量每增长1%，将导致广西GDP增长0.82%。
（三）综述
综上所述，国外和国内学者分别从定量与定性方面对自由贸易内农产品贸易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描述，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迥异点，但总体上都认为，自由贸易区内农产品贸易与经济增长具有协整关系，自由贸易区可以促进农产品贸易的繁荣兴旺，进而优化双方的贸易结构，改善贸易中存在的有形与无形壁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方面推进双方特色农产品的区域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农产品会在自由贸易区规则下先于工业贸易发展起来，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与东盟一山之隔的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会成为自由贸易区的枢纽区域，这也会带动该区域经济深度合作和关联性成长。
二、中国与东盟农业优势与特色农业
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一样，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是全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在亚洲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亚热带农业在全世界也有一席之地，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双方的农业交融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多元互补的竞争格局下，发展双方的优势农业和特色农业，是双方合作共赢的关键和提升自由贸易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路径，也是布局自由贸易区农产品物流的战略性谋划。
（一）传统农业是中国——东盟最主要的生产方式
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与自由贸易区传统农业特质
东盟大多数国家和中国一样经过了长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比较缓慢，当西方国家完成农业工业化运动即现代农业之后，东盟国家和中国才开始了工业化初始阶段，因此无暇或者没有能力快速推进和实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产出”的农业现代化。传统农业仍然占据着半壁江山，这既是一种劣势，也是现今提倡低碳经济和绿色农业背景下的优势。
农业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议题之一。农业能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应该如何改造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一直是经济学家们争论和研究的中心问题。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西奥多·威廉·舒尔茨在1964年发表的《改造传统农业》独树一帜，其中以南亚为例对传统农业进行独特的剖析和深远的影响。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定义就是：“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基本特征就是贫穷但有效率。”
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始，把对农业经济问题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从而对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改造传统农业》核心问题是“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这个中心问题分解成“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传统农业为什么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如何改造传统农业”三个问题。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农业中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低，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其路径是“建立一套适用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从现代生产要素的有利的供给和农民的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发展历史相同，工业化浪潮和商业化进程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因为东西方冷战和区域性战争状态的延续，农业的工业化过程更加缓慢。从农业人口的比例和城市化比率来看，双方还是农业国家范畴；从农业生产方式、贸易方式来看，传统农业是中国——东盟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传统农业中国与东盟国家表现方式主要为：其一，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城市化比率较低；其二，农业在国民经济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农业部门成为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其三，现代化工业不达，发展重化工业为国家第一要义，出口导向以低端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为主；其四，农业耕作方式以传统工具和器械为主，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低，因而耗掉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产出水平低；其五，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以家庭和小型农场为主，没有形成现代化大农业经营的制度和技术条件，农业社会化程度整体上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其六，农产品商品化率比较低，以自然收获状态居多，加工程度不高，农产品增加值不高，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属下游水平。
中国和东盟传统农业能不能改造成为一个高效率、高收益的经济部门，舒尔茨给出肯定的答案。其一，中国和东盟都把农业当作立国之本，投入巨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但总体来说成效不是太大。根据舒尔茨的理论，改造传统农业要从现代生产要素的有利供给和农民的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核心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把农业经营主体农民的自然劳动力身份改造成现代人力资源。这也是中国和东盟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化农业的关键。其二，中国和东盟要利用自由贸易区的契机，开展多向度、多维度、多方面的农业合作，形成面向国际竞争的中国——东盟大农业格局。其三，发展自由贸易区特色农业，选择优势农业重点发展，以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的大品牌形象形成国际竞争力。因为现代农业需要大量的石油和化学原料做支撑，中国和东盟的传统农业不能选择西方的发展之路，而是要保持传统农业的自然、生态物质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率，成为真正的创造高品质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益的经济部门。
2.中国对东盟农业合作的贡献
农业的同质性为中国和东盟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除后面分析的贸易合作外，中国的农机产业和传统农业技术比东盟发达，这两方面对东盟国家的输出是双方合作最集中的领域。
（1）中国对东盟农业机械输出提升了东盟传统农业的改造
作为我国农机产品出口重要市场的东盟国家大多是农业国家，长期以来东盟国家所用的农机产品都要依赖进口。东盟10国是我国农业机械出口传统市场，1997年出口农业机械1.66亿美元，到2007年出口达13.43亿美元；2008年1～7月出口11.74亿美元、同比增长62.9%。对东盟农机出口约占我国农机全球市场的十分之一，但是对东盟出口增幅近年来高于全年出口平均增幅，东盟10国市场发展成为我国农机出口的重要市场，成为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我国农机出口东盟国家主要是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农业规模化程度高的国家，柬埔寨、老挝、文莱等农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占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