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大规模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史的着作。写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出版以后，社会反响很好，几年中销售8万册，并出现了盗版。这本书已脱销，现在应出版社之约，重新印制。
《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出版5年后，我在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性与中国文化》，前者是按照断代的形式写的，后者是按照专题的形式写的，现在看来，两种形式各有千秋。按专题形式写，便于对性文化进行专题研究，按断代的形式写，便于把性文化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结合起来研究，了解性文化历史发展的脉胳。
这1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性文化研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考古中不断地发现性文物。例如，2001年在西安郊区汉代一个普通人的墓葬中发现7个青铜人造阴茎，而且是用模子铸造，模仿逼真，可见当时此物使用之广。前两三年，在云南丽江发现一块几与人高的伏藏石，是古代的生殖器崇拜物。近几年来，由于长江三峡工程，某些地方的水位降低了，在重庆恭江县中锋镇有一条清溪河，水位降低后露出水下岩壁，上面有密密麻麻五六千只阳具浮雕，当地叫“尾子”，是从秦代到清代人们祈求幸福、烧香还足之用。这些地方，我都去考察过，作为新的研究之用，在考察“尾子“时，下着雨，我还从泥泞的山路上跌了下来，幸亏山不高，无大碍。过去，这种考古成果是不公之于世的，现在变成一个大新闻，可见社会大大地开放了。
还有一个大变化是我对性文物搜集工作的大发展。我研究性文化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通过搜集性文物来论证历史，这也算是一个特点吧，1993年当我出版《中国古代性文化》时，只搜集了200多件，还没有公开举办过展览，可是以后一发即不可收，我现在收藏的性文物已达2300余件；10年来，我在上海、沈阳、无锡、大连、合肥、广州、杭州、桐庐、成都、天津、重庆、石家庄、惠州、烟台、郑州、兰州举办过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在香港举办过两次，在台湾举办过4次，又在国外的柏林、横滨、墨尔本和鹿特丹作了展出，而这些展览绝大多数都获得了轰动性的效应。从1999年8月开始，又在上海建立了长期性的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的一个）性文化博物馆。在这10年的后半段，胡宏霞博士参与了这项工作，和我共同建馆，甘苦备尝。
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在台湾，人们称之为“五千年来第一展”，这句话后来变成我们办展、办馆的一句响亮的。号。在柏林展出时，报纸的大标题是“中国古代性文化征服了德国人”，“柏林掀起了一股中国性文化热”。到我们博物馆参观的中国观众都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文化课。”“想不到中国的老祖宗都这么开明，现代中国人更不应该谈性色变了。”外国观众说“看了这个展览，我们更加了解了中国。川这个博物馆的建立，是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
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为展览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世界上也有一些性博物馆，例如在柏林、汉堡、阿姆斯特丹、巴黎、日本和蒙特利尔，我都去过，但是感到太商业化了，展出没有多少理论，内容除了性交还是性交，现代化的光电设备把整个展览馆弄得很热闹，使观众十分好奇，但是除了热闹、好奇之外，什么也没有了。而我的博物馆有道理，有理论武装，启发观众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我常常自豪地对观众说：我们这里是academic（学术性）的，许多观众也说这里的文化品位很高。
同时，这些性文物收藏，又反过来促进了我的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例如，我搜集了近20只历代的人造阴茎，最古老的是一个石制阴茎，这证明至少在3500年前中国人已开始使用性工具了。这么多性工具说明了中国古代使用此物之广，为什么？寡妇守节要使用它，众多娱妃和富家的众多姬妾要使用它，太监要使用它，广东、福建一带长期出海者的妻子要使用它一一小小的一个性工具，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许多方面的现象，很值得深思。
实验证明，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包括性文物的宣传与展示，能弘扬祖国文化；破除性神秘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镜；进行健康的性教育；为与性有关的许多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民俗学、医学、文化艺术，等等，真是太广了）开辟新的发展教育。通过这个研究，我还想，目前的性教育既应该包括性的知识教育、性的人格教育，还应该包括性的历史文化教育，当然后者是较高层次的，主要是对成年人进行的，不知这种认识对不对。
目前，性文化研究这条路已经走出来了，而且越走越宽广，参与者越来越多，它对社会文明建设是大有好处的。我们的老祖宗如果有知，会含笑地对我们说：小子们，很好，我留给你们的文化遗产总算没有白费，你们在这方面沉睡了上千年，现在终于醒了。
刘达临
2003年1月于上海性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