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在马王堆汉基的出土文物中，还有一些自书，其中有《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也与房内生活密切相关。
《养生方》一开始就提出“老不起”，这显然是指阳瘦这一男性性功能障碍，但由于下文全部残损，无法确知其意。它最后几段描写了男女性生活，也有些残损，但大意还能了解，与《天下至道谈》大致相同，认为人必须蓄积精气，有精则生，无精气则死，性交时男子出现阳瘦，或是阴茎勃起但不坚硬，就是因为精气虚弱的缘故。饮食能滋补身体，而纵欲则损伤年寿，所以圣人主张男女交合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度，性交要有节制。性交时动作要舒缓，切忌粗暴急躁，要模仿许多动物的姿态作为性交方式，并要坚持做房中气功导引。此外，还要了解女子阴道的结构，对性交动作的高、下、深、浅、左、右等都是很有讲究的。
《杂疗方》中有几段主要论述了男女性功能的补益。吊书也有破损，但大致内容还能够了解。例如有一个叫“内加”的药方，是用以补阳、治疗阳攘的。该方用桂校、干姜、花椒、皂英等芳香辛温的药物，粉碎后混合起来，用米汤和成丸子，干了以后收藏在筒内，防止走泄药性。用时将药塞于男子肚脐，等到阴茎能勃起时，即可将药去掉。
还有一类叫“约”的药方，看来是用来补益女子性功能，特别是用来治疗女子阴冷等病的。这个药方取巴豆、蛇床子、桂枝、干姜、皂英等辛温药物粉碎后混合起来，用蜜或枣膏和成意仁大小的丸药，塞人女子前阴，或用小囊装裹塞入阴道内，等到女子的性欲被激发后再取出来。
《胎产书》是关于怀孕、胎教和优生的论述。它假托禹和幼频两人相互问答来讨论孕胎等问题。幼频认为在月经去尽三天内性交可受孕，第一天性交得男，第二天性交则得女，这种说法显然不科学。至于书中提出的怀孕第一个月饮食要精美，不要食辛辣腥臭之物；怀孕第二个月要安静，避免性交，这些认识是符合现代科学观点的。它还认为，怀孕第三个月是关键，胎儿在成长，受母体和外界的影响很大，在这个时期孕妇要多见仪表端庄的君子和王公大人，避免接触畸形怪状的人，不要看沐猴，不要食兔肉。如果想生男孩，就要常弄弓箭和看公马、雄虎；如果想生女孩，就要常佩戴替子、耳环及珠子之类的东西，这就叫作“内象成子”。
七、汉代性学书籍的基本思想
在这一时期，从许多主要的性学书籍来看，认为男女性交有两个明确的目的，一是使女子怀孕，延续香火，否则，就对不起列祖列宗，罪莫大焉。二是通过性交以吸取女子阴精，以滋补男子。当然，女子也可以通过性交而鼓动本身的气，但古人认为男子的阴精是会干洒的，而女子的阴精则取之不竭，所以女子是男子精力的泉源。
这两个目的是密切结合的。男子为了能生育健康的下一代，射精必须在其精气最高峰的时期，而为了使精气能积累至最高峰，于是提出了男子与女子交合而不射精，纯粹使女子达到性高潮而吸收其阴精。
因此，“还精补脑”的理论是古代中国房中理论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存在于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性书中，直到现代。
这种观点也为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找到了理论根据。广置姬妾一方面满足了男子的性欲需要，另一方面又可多吸收女子的阴精，那么何乐而不为？
现代性学认为性交有三种功能，一是快乐的功能，二是健康的功能，三是生育的功能。从这一时期性学的基本观点来看，只强调生育功能和健康功能，而健康功能只是针对男子而言的。”性“在汉朝来说，基本上是一种营养手段，作药方用。《汉书》上有一段记载：汉武帝设坛祭礼一个女神，这时大将霍去病病倒了，汉武帝叫他去拜祭女神，祈求病愈。
霍拜祭了，女神就以美女的姿态现身，要求霍和她交合，但是霍拒绝了，不久就病死了。以后，有一次，这女神又现身对汉武帝说，霍去病的阳精尽失，她要替他补上，但却被他拒绝，所以只能一命鸣呼了。一一这当然是个神话，但却充分说明了古人认为性交是男子医气虚身弱的一帖良方。
这种理论观点影响到古人对各种性行为的态度。例如，性交频繁不要紧，只要不泄精就行；和女子交合越多越好，“黄帝御千女而成仙”；为生子而射精才是正当的；男子手淫绝不允许，因为白白丧失而得不到女子阴精的补偿；女子手淫则关系不大，因为女子的阴精是无穷无尽的；。交也可以，但也不容许射精，因为女子的唾液也一如阴精般地可被吸收；虹交虽不太好但关系不大，因为男对男是不会完全失精的。
这种理论观点也影响到古人所提倡的性交技巧，这种技巧关键在于学习如何在射精前吸收女子阴精的技巧。性交时，男子必须尽力禁制自己，控制精神以防止射精，与此同时，他所吸引及凝聚的女子的阴精要借助内功经由脊髓神经上送至及，再送遍全身，以加强本身的生理健康。因此，男子要学习如何吸收阴精，如何延长性交时间，因为古人认为性交时间越长则吸收女子阴精越多。
从现代科学看来，这种理论观点自然有不少非科学成分，同时，其内容都是以男子为中心、为出发点来看问题的，这反映出当时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以女子为工具的社会特征。某些内容有些宣传淫乐，某些观点是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对此，我们都要加以分析。当然，从以上所述的我国迄今发现最早论述性交、胎教、孕期保健和优生的文献中可以看到，科学的内容是和非科学的糟柏并存的。但从整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有关性的资料看来，两千多年前古人观察与研究性问题的细致、缤密，提出了不少符合现代性科学理论的道理，都是十分令人惊讶的，这种光辉灿烂的、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性文化也真令人自豪。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刚刚开始。
第九节道家和房中术
中国古代的性科学，被称为房中术。从现代性科学的观点来看，房中术主要包含有关性的常识、性技巧、性功能障碍治疗与受孕等方面，同时它又不局限于性，而是把性与气功、养生结合在一起和追求长生不老或延年益寿结合在一起。
目前从史籍中看到的是，它最早出现于汉代，而且和道家关系极为密切。长期以来，房中术被人们涂上一层神秘、玄虚的色彩，但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古代的性学理论。
目前所见的关于房中术专着的可靠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初年。淳于意对汉文帝自述师承时，谈到其师阳庆传给的书中有“接阴阳禁书”，这元疑和房中术有关。马王堆汉基出土的竹简书《合阴阳》、《十问》、《天下至道谈》与吊书《养生方》、《杂疗方》等，都属于房中术着作。武威医简中也有性功能障碍治疗的内容，而这正是房中术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看来，房中术的着作在汉代是不少的，上一节曾说到《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动载有“房中八家”，可惜这些着作今已全部侠失。
一、房中术和道教的渊源
从汉代开始，房中术和道教就有着特殊的渊源。道教是我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它渊源于古代的巫术，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由张道陵倡导于鹤鸣山，凡人教者要出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教”，这是道教定型化的开始。
因为道教徒尊张道陵为“天师”，所以又名“天师道”。张道陵这个人在我国古代历史的道教和房中术方面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东汉时的沛国人，永平时拜江州令，后来弃官隐居洛阳的北部山，章和间累召不就，杖策游龙虎山，修炼道成。张道陵不仅是道教的传播者，而且是个房中术专家，他“本太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元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其治病事，皆采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较，轻其道尾，而大途犹同归也”。这里所说的“玄素“即《玄女经》、《素女经》，后者流传至今，前者也有一些内容保存下来，都是房中术的经典着作，由此可知张道陵用房中术来给群众治病。
《神仙传·张道陵》还记载了张道陵向其徒众传授房中术作为修炼之法“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术数百岁之方耳，“这种修炼法今人可能还很不理解。
至于张道陵是怎样以房中术为人治病的，现在已很难从史书中查考，但从反面却可以找到一些资料。北周时有个叫要瓦莺的人，曾官司隶校尉、汉中郡守，他精于步算，尝释周静等算经，又有功于考证之学，可算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数学家、学问家。他本来是个道教徒，后来叛道而饭依佛门，对道教反戈一击，写了《笑道论》，对道教大肆揭发、批判。他说“臣就观学，是教臣《黄书》合气之法，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
四目四鼻，两。两舌，两手两心，正对阴阳，法二十四气之数行道。”这里的所谓“合气”，是当时流行的术语，即指男女性交。天师道不仅向教徒传授房中术作为修炼之法，还要举行充满神秘气氛的仪式，称为“中气真术”，又称“合气”，其目的则为“释罪”。这种仪式在朔、望之夜举行，在这以前男女要戒斋三日。仪式上先舞蹈，然后男女们成对地实施“合气”，即《笑道论》所说的“男女至朔、望日先斋三日，人私房诣师立功德，阴阳并进，日夜六时。此诸猥杂，不可闻说”。
从古至今，性历来是个最为敏感、看法最为混乱的问题，而道所奉行的房中术又充满神秘、玄虚的色彩，为封建礼法所不容，所以中国古代房中术在发展过程中经历曲折是在所难免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黯百家，独尊儒术”，对道家是一个打击。到了南北朝时不少人又要改造道教：在北方，富山道士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和宰相崔浩的支持下改造道教，说什么太上老君命自己来“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宋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但在南方，庐山道士陆修静等改造道教，却是“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连“合气“之术也依旧继承。
不论怎么说，道家所奉行的房中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
张道陵死后，其子张衡（与《同声歌》的作者不是一人）继续传道。他的孙子张鲁更了不起，他在汉中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有30年，附之者甚众，三国时的黄巾军首领张角就是其中的一员，张鲁的政权后被曹操所破，降曹后被封为镇南将军、闽中侯。许多书籍中所称的“三张”，即指他们祖孙三人，而房中术的继续传授，总是和“三张”的名字连在一起。
在历代，道家的房中术都有不少传人。汉、魏之际，房中术的流行达到一个高潮，那时首先应提到冷寿光，他和华位是同时人，“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常屈劲捣息，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又有前面说过的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汉武内传》云：
封君达，陇西人。初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举山，服水银百余年，还乡里，如二十许者，常乘青牛，故号“青牛道士”。闰有病死者，识与不识，便以腰间竹管中药与服，或下针，应手皆愈。不以姓名语人，闻鲁女生得《五岳图》，连年请求，女生未见授，并告节度。二百余岁入玄丘山去。
晋代着名的道士葛洪，是房中术的大理论家之一。南朝梁、齐的陶弘景影响也很大。唐代的孙思递也是一位房中术大师，所着《千金要方》中有不少房中术的重要理论。到了宋朝，宋徽宗赵信也曾向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求“广嗣之法”，这里很含蓄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请教房中术。到了明、清，传授房中术的道士仍不乏其人，其中着名的有明朝自称是张天师后裔的张三丰等，但这时房中术的理论家已很少出现，而出现了不少“烧金御女“之士，欺世惑众，反而败坏了道家与房中术的名声。
二、房中术的流行
自汉代以来，房中术是盛行一时，而首先自宫延始，这是因为房中术中的御女、养生等内容都符合当时统治者们追求淫乐，同时又追求益寿延年、长生不老的心理的需要。
首先是汉武帝。当时有个“神君”，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有如下的流传记载：
又起柏梁台以处神君……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于神君。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贵之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祷。今规欲为淫，此非神明也。”因绝不复往，神君亦渐。
由此看来，这个“神君”是性学大师，而且好男风，要和霍去病发生同性性行为，但被霍拒绝了。可是这个“神君“倒颇受汉武帝欢迎。《汉武帝故事》又云：上（武帝）造神君请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容成也。
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晓其术，年百余岁，貌有少容。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亡去。自柏台烧后，神稍衰。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妻，生三子，与朔同日死，时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后贵人公主慕其术，专为淫乱，大者抵罪或夭死，充复验云。
以后到了汉未，曹操也是一个房中术的信奉者，他热衷于招募方士，“魏时方士，甘陵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都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不食，悉号二百岁人。凡如此之徒，武帝皆集之于魏，不使游散。”
曹植也说“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曹操还向方士们学习房中术，甘始、左慈和东郭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以宫女做试验品，还“亦得其验”，“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