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所以存在了不到90年就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明王朝。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由汉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是夺取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果实而建立起来的。
到了明朝，中国的封建社会已从后期向未期逼近，其腐朽没落性已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虽然在初期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的政策，虽然中后期的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大学士时还有过一些作为，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使社会有大的、较长远的振兴。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压迫、剥削空前加强的时代，是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是宦官专权、党争剧烈的时代，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空前严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性文化必然会反映出以上这些社会和历史的特点。
第一节统治阶级生活的极端腐朽
一、政治上的腐朽和生活上的康烂
到了明朝，由于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使地主阶级越来越腐朽，对土地财货的追求也越来越不择手段。尤其在明朝末年，大官僚、大地主对于农民、工商业者甚至中小地主的掠夺极为苛暴，生活穷奢极欲到了惊人的地步。首先是明皇室，皇帝在北京西苑养了一只豹，竟用240人，占地10顷，每年支粮2800余石，地租700两白银。明神宗结婚，用接济边防的银子9万两做织造费，采办珠宝用银100万两，营造三殿仅采木一项就用银930多万两。不仅皇室，外封的藩王也极为腐朽，扰民尤甚，他们任意侵夺人民的土地财产，甚至抢夺民女，肆意蹂躏，不合意者还勒令女家以金赎回。一些官僚也是这样，明世宗时的大学士严篱对内勾结宦官，对外榨取贿赂，当时朝廷的积储不足边防一年的军费，而严富一年所积可支边防几年。神宗时的大学士张居正，在政治上虽有些作为，但生活也极奢侈，他有一次南归，用轿夫32人，沿途地方官供宴，食品达百种，他还嫌“元下籍处”。
明朝的整个统治机构是十分腐败的，皇帝不理政事，这在历代王朝中尤为突出。自宪宗至蕉宗1多年间(公元1465-1627年），皇帝和大臣见面的次数约略可数。宪宗在位23年，仅召见大学士万安等一次，只说了几句话就在万安高呼万岁之声中退朝了。武宗在位16年，一次也没有召见大臣。世宗、神宗在位都达四五十年，都是20多年不视朝政。
《明史钞略》记载了万历二十一年皇太后万寿时，神宗特别御皇极门，朝贺毕，曾在暖阁召见了王锡爵，君臣有这样一段对话：
……上曰“肤知道了。”锡爵又奏：“今日见了皇上，不知再见何时？“上曰“肤也要先生每常相见，不料肤体不时动火。”爵对“动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欲，保养圣躬，以遂群臣愿见之望。”
以上所述“不时动火”，实际上是长期纵欲、气虚体弱的缘故。又万历十七年辅臣叶向高请辞，即宣谕“联自人冬以来，动火头晕，又害怕眼风，服药调摄。……“这也显然是纵欲过度的后果。
神宗以后，光宗继位，他因病服了太监崔文升药，更重；又服鸿萨寺翠李可灼所进红丸，在位仅两个月就死了。而继位的襄宗则终日在宫中舞斤弄斧，以做木匠活为游戏，把朝政完全交给宦官魏忠贤主持。
这样，整个朝廷机构就不能不陷于瘫痪状态。神宗时，朝廷和地方官当中有很多空额，欠缺不补，大臣可以任意弃官归家。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一度仅方从哲一人，六部尚书、侍郎仅剩四五人，各省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吏也多空缺，这正像一台大机器，零部件残缺不全，而且有不少零部件锈了、烂了、坏了。当时，因吏部、兵部无人掌印，文武候选官员几千人不能领凭赴任，久困京师，往往拦住大学士的轿子苦苦哀求，但也无济于事。
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们为了获得并保持职位，极尽卑鄙握艇、寡廉鲜耻之事。而一旦获取官位，则大肆榨取民脂民膏，大捞一把。严富当权时，朝臣自愿当他的“干儿”、“义子”的达30多人。张居正卧病时，上自六部大臣，下至诸杂职外官都为他设醺以献媚。至于官僚们巴结当权宦官的情形，更是丑态百出。明代官场中，贿赂公行，贪墨成风。神宗时，吏部因送贿者太多，竟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官吏的选任，一时竟称“至公”到了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虽一度想澄清吏治，振兴社程，但已力不从心。明代国运将倾，人才薄劣，崇祯帝又秉性多疑，在为帝的17年中，竟易相50余人、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14人，总督被诛的也有7人之多。这样走马灯式地更换大臣，形势是难以稳定的，即使有再好的措施也是难以贯彻的。政治上的腐朽、衰败必然带来生活上的康烂、淫乱。
在明朝，政治上的腐朽、衰败在历史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生活上的廉烂、淫乱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的荒淫无耻臭名昭着。从隋炀帝以后，后妃殡御之多，前几章已经述及，而明代与前朝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太祖初有天下，也想革除弊习，于洪武三年命工部造牌镑戒谕后宫之词悬宫中，规制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之女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送。这样，后宫之盛稍减，但宫人仍然很多。隋炀帝于后妃娱御124员以外，原订有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工局等6局，管司，除司乐、司膳员各4人外，其余各司都只有2人是女官。到了明代，此制仍存，而且人数增多，6局24司，每司多则22人，少亦8人，外有宫正司7人，掌纠察宫阁戒令滴罚之事，又有女史4人记功过。这样，宫内女官之数已不下300人了，此外还有后妃群臣、大量宫姆彩女。不过此制实行不到四五十年，永乐以后，职移宦官，只存尚宝数司，但宫女之数仍不见少。
前面已经叙述，明朝的皇帝多不理政事，而在生活上，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欢作乐，躲在内廷过着荒淫的生活。
在明朝诸帝中，最荒淫的是明武宗，即历史上所称的正德帝，从公元1506年至1521年，他在位16年。他沉迷于喇嘛教，并从喇嘛僧处获得大庆法师的称号。他不仅每天专心于诵读藏文经文，还在内延建立豹房和一些邪淫寺院，里面住着乐师、回教徒和喇嘛僧侣等人，他就每天和这些人淫乐、嬉戏、纵酒，完全不理国家政务。
当时，有个色目人叫于永的，善阴道秘术，武宗把他召人豹房，谈得十分投机。于永见武宗好女色，就说回回女体型好、美艳、灵巧，比中原女子强多了，引起了武宗的淫欲。当时有个叫吕佐的都督也是色目人，于永矫旨索取吕佐家的回女善西域舞的12人献给武宗，武宗十分高兴，歌舞连昼夜。
武宗对此还不满足，只要知道诸侯伯家有回回籍的妇女，都召人宫，驾言教舞，把漂亮的长期留下，供他玩弄。后来，他听说于永的女儿漂亮，又要于永的女儿，于永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愿送女儿人宫，而把邻人白回子之女冒名顶替送进宫去，可是，这犯了欺君之罪，他成天提心吊胆，佯为风痹，固死乞去。
明武宗对宫内的淫乐生活还不满足，喜欢外出游幸，他游幸到哪里就蹂躏到哪里。在宣府时，每昏夜出游，遇高屋大房，便撞人人家，或者索饮，或者搜其妇女。车驾到的地方，近侍就掠夺良家妇女供他玩弄，有时塞满了几十车，日有死者，左右亦不敢闻，且令有司饨禀之，这样骚扰百姓，百姓多有逃亡者。有一次，武宗将去扬州，先遣太监吴经至扬州，选民间的好房子改为提督府，以便驻畔。吴经去了扬州，大肆搜索处女和寡妇，把老百姓都吓坏了，惊慌地“突击“嫁女，拉着个寡男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一夜之间差不多把所有的少女都嫁光了，而且还有一些人乘夜夺门出城逃匿。当时的知府蒋瑶冒万死之罪，向吴经恳情，情况才稍微平定一点。但是吴经记清了寡妇和倡优家之所在，在夜半派了几个人骑马促开城，传呼皇帝驾到，命令大街小巷点烛如昼，率领官兵到所知道的人家抢劫妇女，如果发现有逃匿的，则破垣毁屋，直到搜到为止，当时，全城寡妇几乎无一幸免，哭声震动远近。
后来，吴经又把所抢来的一些妇女关到尼寺中去，有些妇女绝食而死，以示抗议，尸体就堆在尼寺中。知府蒋瑶只好把她们的家人找来，悄悄地收尸埋藏。吴经的所作所为，显然得到明武宗的指使和支持，明武宗每到一处，如果昕说那里的官员在事先教人尽嫁其女或藏匿妇女的，就把那个官员捉来，加以重刑。即以扬州知府蒋瑶来说，是当时一个十分难得的有些正义感的官员，对百姓起了一些保护作用，竟被用铁链锁缚，过了几天才被释放，受了不少罪。
武宗有个宠臣叫江彬的，为虎作怅，推波助澜，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他是宣府人，史称他狡黠强狠，善骑射，武宗召见大悦，摧都指挥金事，出人豹房，与同卧起，命统四镇军，帝戌服临之，与彬联骑，权势莫比，廷臣谏者皆得祸。就是这么个人，多次引诱武宗远游。有一次他对武宗说，“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畔，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1“武宗很同意，就微服出游，去昌平。被一些大臣发现了，马上去追，武宗不听。到了居庸关，巡按御史张钦不昕圣旨，闭关不纳，武宗只好回来。后来令人替代了张钦的职务，又去那一带玩了。江彬先为武宗建镇国府第，擎豹房、珍玩、女御充实其中；还导引武宗在夜里撞人人家，强抢良家妇女。
武宗越玩心越野。有一次他托言边关多警，要以“总督军务”的名义北行，许多大臣泣谏，武宗不听。于是江彬导引武宗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州，到总兵官戴钦的府第，看到戴钦的女儿，就要过去了。在归途中又大征女乐，见到一个乐工杨腾的妻子刘氏，又淫心大发，又要过去了，很加宠幸。在乘船的时候，湖广参议林文赞不知道这是皇帝的船，乘船一冲而过，武宗大怒，止住他，上了他的船，把他的一个妾抢走了。
由此可见，明武宗的荒淫实在比隋炀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明代诸帝中，在位48年之久的明神宗是一个很爱好荒淫生活的人，他的臣下曾给他上酒色财气四箴，说他四病俱全，非药石所可治。他好货贪色，匿近宦寺，搜求珍玩，广征宫女，忌贤怨直，无所不用其极。万历十二年时，御史孟一脉奏疏中云“近再选宫女至九十七人。急征一时，荤下甚扰”。
一年中已选妃近百，足见后宫佳丽之胜。明人笔记中记有神宗与宫女淫乐之事说：
夏日，明月高悬之夜，与后宫嬉。令人自轻罗制成之囊中，放出流萤无数。再令宫女以轻罗团扇争相扑捉，若流萤落于谁替上，则是夜帝必幸之。故宫女争以香水洒于替上，以待流萤。
秋日，帝题唐人王建宫词前二句于红叶上，令宫女题该词后二句于另一红叶，一起放入御沟，若遇两叶相叠，令人取观，如成全首官词，则书后二句之宫女，是夜必获帝幸。
冬日，于洛阳殿大池，注满香汤，挑选柔肌雪肤之宫女，同浴于池，效鸳鸯戏水之乐。浴罢，则坐于锦绣上拥美饮酒，谓之“鸳鸯之会”。
一个皇帝，30多年不理政事，而干的都是以上这些事情，国家怎能不亡！所以史家论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确是至论。
明朝皇帝们耽于女色，一些权贵们更是变本加厉。例如嘉靖时的权臣严揭吐痰，不用痰孟，而要侍女的。去接，一。
咽下去，名为“香痰孟”。他夜间小便的夜壶，用黄金铸成，并且制成美女型，化装涂彩，华美诱人，小便时如性交状。
二、皇帝与春药
到了明朝，政治上的腐朽和宫廷生活的淫乱可以说到了顶点。这个时期的宫廷秽乱有两大特点，就是太监的受娶幸和春药的广泛使用结合在一起。太监问题将在下一节阐述；而春药之盛行则是科学技术有较大发展并迎合了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需要的缘故。如果打开中国古代最科学的药典《本草纲目》，可发现其中几乎有一半的药物起了壮阳补肾、以利性生活的作用。作此书的大医药家李时珍是明正德至明万历间人(公元1518-1593年），这正是春药的发展以及朝野对这方面的需要发展到巅峰的时候，这种需要、这种风尚必然在当时的一些有关着作中反映出来。
中国古代的春药由来已久，汉有“在(慎）恤胶”；魏、晋有“五石散”、“回龙汤“(又名“轮回酒“）；唐有“助情花”、唐人梅彪的《石药尔雅》就收有石药几百种；宋明有“颤声娇”、“阻1肉脐“(即海狗肾）；清有“阿肌苏丸”；这些都是见之于史的春药，而“红铅丸“更是明代宫延的代表性春药，“红丸事件”是明末三大宫案之一。
其中，“慎恤胶”是迄今所知的中国最古老的春药，但对药的成分今人已不得而知了。伶玄的《赵飞燕外传》云：“得慎恤胶一丸一幸”，意即服丸一粒，可对一次性交起作用。有记载说，汉成帝和赵合德性交，把“慎恤胶“吃多了，所以一命呜呼了（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