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当今，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才资源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资源。
第一节中国教育现状和风险管理
一、人才具备的条件和“钱学森之问”
（一）培养三种素质，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在人的素质结构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核心，是做人的根本，是人生的动力因素和导向因素，它包括政治觉悟、思想观点、道德品质和人格特征等因素。培养思想道德素质要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努力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者；要加强道德修养，努力做一个有着高尚品德的人；要牢牢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人的知识、智能、学习方法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人发挥社会作用，实现人生价值的本领。科学文化素质是形成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前提。人们最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应该达到：第一，建立合理的知识智能结构；第二，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第三，学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培养科学文化素质就要自觉学习经济、科技、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知识，拓宽知识面，为将来走上社会打牢基础。健康素质是指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健康是人们学习和生活的前提，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成才和成功的基本条件。人们在注重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要注重心理健康。一定要加强修养和锻炼，努力做到身心健康，德才兼备。
（二）要提升三种能力，即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提升学习能力要做到主动学习、探索性学习，使学习成为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以适应当今时代知识不断更新的要求。提升实践能力要学以致用，大中专学生要积极参加“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包括思想创新、行为方式创新等，大中专学生科技文化月等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为大中专学生提供了提高创新能力的平台，同学们要积极参与，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三）要塑造三种精神，即敬业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和诚实守信精神
大中专学生从迈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起就要培养敬业奉献精神，走上工作岗位后，才能干一行爱一行，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成绩。要有团队精神，英国着名的作家萧伯纳曾说过，两个人交流思想与交换苹果不同，交换苹果以后，每个人手里还是一个苹果，而交流思想后，每个人都有了两个思想。只有善于与别人合作，善于整合资源，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才能把事情做好。诚实守信主要是指做人做事要讲诚信、讲信誉，人无信不立，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诚信二字尤为重要。大中专学生只要不断挑战自我，尽自己所能，真诚做人，努力做事，就一定会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投身建设社会的实践中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四）“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着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每年不超过两名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有14位都是于1951年前大学毕业。下面从2010年两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科学家的情况来看。师昌绪，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河北徐水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获学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硕士学位，1952年获欧特丹大学博士学位，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王振义，内科血液学专家，江苏省兴化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92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为什么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如今钱老先生虽故，而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视，相信再过若干年问题仍然不会自动解决。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钱学森之问不容搁置。应该说，越早地面对越有利。那么，谁又能解决？如何解决？“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二、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教育60年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艰难的奠基阶段、坎坷的挫折阶段后，迎来了振奋人心的恢复阶段，并以惊人的速度迈入大发展阶段。
1.奠定基础阶段（1949-1965年）
1949年12月，全国首次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此次会议，可视为新中国教育的开端。其后，国务院、教育部先后颁布和印发一系列规程、条例，发布教育工作指示，对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宗旨、任务、教学组织、课程、办学规模、专业设置等作出规定，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奠基性成就。
第一，接收改造旧高校。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政府逐步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一百余所旧高校进行初步改造，废除国民党党义与训导制；接收由国外教会资助的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金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华中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收回教育主权；分期分批接办中法大学、广州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五十余所私立高等学校；在接收改造旧高校的同时，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第二，进行初次院系调整。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952年，教育部根据中央精神与百废待兴的社会需求，通过借鉴前苏联的办学经验，对全国高校院系、学科进行调整。调整的核心是突出理工学科，强化应用学科，如新增设钢铁、地质、矿业、航空、水利等专业或专门学院。虽然50年代的院系调整拆解了一些具有很好发展基础、发展前景的综合性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但此次院系调整，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紧迫的社会需求，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
第三，探索宏观管理模式。1953年10月，政务院公布《关于修改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提出要“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现统一与集中管理”。高等教育部统一颁发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1958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外，其他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可以下放。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中，不再执行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高校教师也由地方管理。此后，根据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状况，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数次的收放调整。可以说，大部分调整是可行的，对稳定发展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四，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在改造旧大学、完成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基础上，1958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2.挫折困顿阶段（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高等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停滞不前。1971年，国务院决定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合并调整，一批院校或被停办或被合并，高等教育规模急速减缩。全国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减至1971年的328所。从1966年起，全国高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停止招收研究生达12年之久。1970年，高校虽然恢复招生，但“群众推荐”的选才方式一定程度影响了生源质量。
在规模、速度受挫的同时，高等教育系统、高等学校管理基本陷于无政府状态。领导机构受到冲击，高等教育管理规章被逐一废除，高校“学术权威”被打倒，优秀师资被强行下放，教育质量难以保障，教育教学秩序混乱，高等教育事业遭受重创。
3.恢复振兴阶段（1977-1998）
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改革招生制度的重要建议，10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改革开放后，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我国高等教育秩序迅速得到恢复，并快速发展。1978年上半年，中央在京分别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与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数次强调要尊重教师劳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78年8月，教育部在河北涿县召开部属高校座谈会，广泛讨论如何加速高等教育发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等问题。1978年底，国务院批准恢复建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中国高等教育振兴时期的大幕徐徐拉开。此间，国家召开三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反复强调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提高质量、提高效益等问题。
第一，加强研究生教育。1983年后，教育部将研究生培养作为高校管理的工作重点，以确保高等教育为社会输送高层人才。1984年7月至12月，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部门连续发出关于研究生培养与学位授予问题的一系列通知，对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类型、学习年限等方面做出规定。与此同时，国内着名大学先后成立了研究生院，加强研究生的培养。
第二，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国家一方面通过挖掘高校内部潜力、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厚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特别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加强一流大学建设。早在1990年6月，国家教委在讨论、制定教育事业“八五”规划时，即提出在未来10-15年内，国家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投资建设若干所重点大学，即后来的“211工程”。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指出：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集中中央、地方以及其他各方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高等学校，在部分高校选择一些将会对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领域作为重点研究基地，以提高我国高校的学术影响力，进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第三，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不仅提出要重视高等教育质量，而且针对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面临的形势、任务等，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具体改革思路，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背景下，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在此期间，逐渐理顺了宏观管理中的“条块分割”，完成了高等教育招生收费双轨与并轨工作，这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国家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第四，推行新一轮次的院校合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直接组织与促动下，我国通过强强或强弱等不同的合并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一批新的较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合并重组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进而向世界一流大学发起冲击。当然，无论是强强合并或者强弱合并，其在合并之初，均产生了较大的震动，大学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亦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磨合代价。
4.快速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
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一方面提出“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在提高规模效益的同时，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要全面振兴教育事业，使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较快增长。提出至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将达到15%的发展目标。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要“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成长的道路，减缓升学压力”。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1999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155万人，比上年的108万增加47万人，较上年增长43%，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招生数量最多、增幅最大、发展最快的一年。1999年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达到409万人，增加了68万，增幅为20%。此后，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数以年均20.8%的增长率增长，至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561万，在校生规模达1885万，（教育部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4月）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