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日常经费满足不了快速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从银行等部门融入资金。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发展。”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积极利用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继续鼓励社会、个人和企业投资办学捐（集）资办学，不断完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拨款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适当运用财政、金融、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合理利用银行贷款，继续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这些文件明确了“利用银行贷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贷款打开了政策“准入口”。高校的快速发展及其稳定的收入来源成为银行竞相争取的优质客户，高校和银行的价值诉求与实现路径高度互补，使银校合作普遍展开，巨额债务由此产生。
（2）高等教育对市场经济转型不适应。2003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然而，高等教育依然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高校习惯了凡事依靠政府。当政府财政拨款开始下降时，只好依靠学费；当学费标准已经达到上限时，只好把手伸向银行；当银行收缩银根，开始逼债时，只能处于一种无奈的状态，只好希望政府再拉一把。长期养成的依赖习惯致使高校自身造血功能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根源上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原因在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对高等教育的市场属性认识不到位，即要么“泛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要么完全“拒斥”高等教育市场化，忽略了市场化与公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在教育政策层面，对高等教育市场化始终缺乏政策认可，使得绝大多数高校对高等教育市场化持一种质疑或观望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高校社会融资机制和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降低了高校的融资能力。高校的市场适应能力不足，还表现在对经济发展形势的认识上，对资金规划预算等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趋势。如在新校区建设中的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发展过程中的教职工收入增长、教学仪器设备成本的增加等成本预算没有留出较好的空间。
（3）高校建设中存在铺张浪费现象。高校实行扩招后，不少地方政府积极投资开发高教园区、大学城项目，希望借此一方面拉动城市社会、科技、教育的综合发展，另一方面能增加土地出让金收入，扩大预算外资金规模。有的地方政府和高校为了打造城市名片，存在轻易上马豪华建筑、大兴土木重复建设、超规模建设、土地浪费甚至贪污腐化现象。高校为了尽快还债，在执行扩招计划时不顾办学条件盲目扩招生源和开设新专业，为了解决盲目招生问题又大手笔高成本地引进人才、盲目合并等，如此恶性循环，都会引起高校债务风险的增加。
5.应试教育的弊端
（1）应试教育产生的原因。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中小学就一直搞的是应试教育。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对应试教育模式都已经习以为常，为什么偏偏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应试教育模式的弊端才被当时的教育界和社会进行批判呢？应试教育何以越批越火，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遭遇到了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这个大背景下的独生子女国情。
我国多子女时代，恰恰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滞后、各种物资短缺、民众收入拮据的时代。一般来说，家境较好、子女相对较少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家庭较为关注子女的教育，而普通百姓家庭，吃苦受累能把几个子女拉扯成人就行了，至于子女的学习和发展大多只能顺其自然、凭其造化，其中有争气的孩子脱颖而出、考上大学，也不过是意外之喜，并非刻意造就。学习好的孩子或许会受到家长相对多一点的喜爱，可是他们在做家务上并不会少，大的带小的、小的拖幼的，是普遍现象，况且兄弟姐妹也不能容忍其中的不劳而获者。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能考上大学的孩子，那是有真本事的，鲜有高分低能者。升学无望的孩子，自己和家长也不会过于在意，都会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去学习一技之长，以谋生计。即使胸怀大志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也能退而求其次，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平凡的岗位。这时的孩子，成长和发展是实事求是的。我国独生子女时代，恰恰是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成果，经济持续发展，各种物资越来越丰富、民众生活越来越好的时代。除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边远农村外，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家庭，独生子女的唯一性，使家长将目光聚焦在孩子身上、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把心血付出在孩子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么成龙成凤的前进方向在哪里呢？这又涉及社会风气的指引问题。众所周知，十年“文化大革命”其实是“革了文化的命”，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清算过去“读书无用”等谬论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看成了尊重学历、尊重有高学历的人。招干、提干、晋职、晋级等涉及个人重大利益的政策无不青睐高学历。别说学生，就连在职的成年人，也拼命上“电大”、上“函大”或“自考”，根本不管学的专业与本人的岗位是否对路，只要拿到大学文凭就能获取由这个文凭带来的实际利益。本来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知识层次，是理所应当的，然而这成了一个导向，并向企业扩散：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有大学文凭的被视为人才，可以进入管理层，没有大学文凭的被视为劳动力，只能进车间当工人。这种导向又迅速向社会扩散，全民钟情高学历的社会心理逐渐形成并日趋强化。这种社会心理就顺理成章地为独生子女的家长指引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前进方向，家长们就千方百计、软硬兼施，促使孩子尽可能去获取高学历，以抢占人生发展的制高点、拿到进入人才殿堂的敲门砖。应试教育的行情由此逆势看涨而且越来越红火。在这种大格局下，应试教育的弊端就被扩大并且裂变，因得不到有效医治而恶化。
（2）应试教育的弊端。
弊端之一是高分低能却任其低能。学校升学率和学生个体升学竞争的压力使学校和家长都巴不得孩子们全身心争分夺秒地学习。学生一大早起来就要背英语，接着匆匆吃饭，接着就要马不停蹄地赶往学校上早自习；放学回到家还得完成各个学科的家庭作业和预习任务，这一系列程序走完时间已晚，孩子也疲惫不堪了；到了大周末，学校可能还要补课，补课之余，孩子还可能要接受家教。由此可见，孩子在家里没有时间做家务。独生子女的家长对孩子本来就超常溺爱，为了尽可能地给孩子挤出时间用于学习也不会让孩子做家务，甚至有的家长还可能将孩子的起居、内务都包办代替了。在家长的心中，只要孩子认真学习就千恩万谢了，哪敢在做家务这些枝节小事上去影响孩子。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都是由父母打点生活起居，一旦上了大学，需要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了，突然之间手足无措，显得低能，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孩子越是考得高分，越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高度集中在学习上了，低能的概率就越高。孩子生活自理能力低下，家长的心里完全清楚，但是他们更清楚考上大学才是当务之急，争得了这个人生发展的先机，至于生活自理和其他方面的能力以后补上还来得及。由此可见，高分低能的现象怪不到孩子身上，指责学校和家长也解决不了问题，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转变成才观念，改革教育模式才是根本。
弊端之二是拔苗助长而漠视其长。众所周知，人的智慧是有偏向性的，从而各具形态、各有特点——有的逻辑思维能力强、有的形象思维能力强、有的实践能力强、有的技术能力强、有的艺术悟性高、有的经商天分好、有的是能工巧匠的好材料。但是大学生的名声和面子及其高学历带来的实际利益，使得家长难以从孩子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孩子的意愿去规划人生的发展方向。他们不管孩子是不是上大学的料，都会鼓动、诱惑甚至逼迫孩子为上大学而努力。如果孩子的学习跟不上，就花钱请家教或上补习班，没上大学录取分数线，也要交高价读上大学。更可悲的是：如果孩子有其他方面的天赋，本可能成为他擅长的或许挣钱更多的行业人才，可是都被“应试教育”而耽误了。由于学校的升学率涉及学校的牌子和利益，抓学习抓得见缝插针，孩子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兴趣、特长，甚至连孩子的天性也埋没在辛勤的学习之中了。
弊端之三是专注技巧而忽视创造。中国应试教育非常重视考试的公平性。考试的范围是明确的，大家心知肚明；试题的答案是标准的，大家一视同仁。而中小学的教育又是围绕应试而旋转的。谁都明白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为了让学生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考试的知识范围内，教师就可能说服甚至压服学生不要阅读课外书籍；由于试题的答案是标准化的，那么教师在教学中就会强调并训练答题、解题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学生若不拘一格、标新立异，教师即使在心里暗中叫好，但是在台面上是要进行纠正的，因为不按标准答题是要扣分的。这样一来，孩子的思维被模式化的学习禁锢了，眼界被规定的范围束缚了，创造的活力由此而萎缩了！西方人称赞中国孩子学习勤奋、基础扎实，可是他们并不让自己的孩子效仿。因为中国孩子的勤奋中有太多的无用功！对于已经理解透彻而且完全掌握的知识，中国的孩子还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做大量的针对考试的各种类型的习题，将其练得滚瓜烂熟、炉火纯青，以期在考试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操练，基础知识能不扎实吗？可是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学生被强化的是解题技巧的能力，而发现、探索、创造的能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支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科技力量中最需要的恰恰是发现、探索和创造的能力！我们的教育方式应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所以现有的“应试教育”方式急需改变。
三、中国教育风险管理
（一）形成全面的教育投入机制
第一，在义务教育阶段以政府投入为主，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非义务教育形式应多鼓励社会和个人的投资和支持，在捐赠、基金、学杂费等方面更加反映市场和个人的需求。
第二，应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学校确定适度办学规模，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教育成本，提高资产和经费投入的使用效率。
第三，对教育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监管，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经费预算编制的主体，由人大代表和财政部门官员共同决定下达给教育部门的预算控制数，避免财政部门在控制数环节挤压教育经费的比例；同时，应将教育预算草案向社会公开，向公众说明教育预算的依据，解释资金的分配方式和用途。
第四，建立以省为主的教育财政分担机制，中央政府的主要责任是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均衡省级政府的教育财政能力，并承担各级教育的学生资助经费和高水平大学经费的供给。
（二）政府采取合理的配套政策化解高校债务危机
政府的教育决策引发了高校扩建，高校的扩建又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政府理应为化解高校风险伸出援手，何况财政拨款是国家教育发展的基石，经费投入高低本就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重要方面。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一直低下，不少原国家部委高校划归地方管理或省部共建以后，人均教育经费下降更厉害。党和政府一直强调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各级政府要千方百计增加教育投入，然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至今仍未实现，甚至低于部分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虽说财政拨款不可能全部拨给高等教育，但如果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对于缓解高校财务状况无疑将起到积极作用。
高校债务归属必须作出适当划分。需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系统合理地划分当前高校巨额债务归属份额，明确哪些部分归学校承担，哪些部分归国家承担，政府辅之配套政策加以解决。债务清查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管理工作，在当前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对于探索建立适应教育体制改革要求的高校财务监管制度，推动高校完善管理和建章建制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加强高校财务管理，防范财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督促高校开展债务清查，摸清债务的数量、分布、结构、资金成本、来源去向、使用、偿还和管理情况等，发现问题，为搞好债务管理奠定基础。银校合作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且有过不错的合作，只是由于债务危机的出现，银校合作走向了低谷。政府有必要支持并依法规范高校中长期贷款，缓解流贷的不稳定性。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不具有营利性，政府宜出台相应政策，对高校贷款实施贴息等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