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族称族源
撒拉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一，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撒拉族人口有104503人，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及与它毗邻的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和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也有少数撒拉族散居在青海的西宁市、黄南、海北、海西、海南等州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县、乌鲁木齐市等地以及甘肃的夏河、兰州等地，其中循化县最集中，是撒拉族最大的聚居区，有73667人，约占全国撒拉族人口的70%，占循化县总人口的62.16%。在上述地区，撒拉族主要与汉、藏、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族长期杂居，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撒拉族自称“撒拉尔”。附近藏族也称他们为“撒拉尔”。在汉文史书记载中，对撒拉族的称谓有十几种之多，大部分是“撒拉尔”或其简称“撒拉”的不同音译，如“撒剌”（《天下郡国利病书》）、“撒剌尔”（《新元史·氏族表》）、“沙剌”（《明永乐实录》）、“沙剌簇”（《明宣德实录》）、“萨拉”“萨拉儿”“撒拉尔”（《清实录》）和“萨啦”（《循化志》）。另外，反动封建统治者和一些文人对撒拉族还用过含有民族歧视性的或不科学的称谓。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其他民族对他们的普遍称谓，正式定名为“撒拉族”。这一民族称谓曾在1954年循化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并且庄严地体现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正式名称中。
在撒拉族民间流传着关于他们来源的口头传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从前，在中亚撒马尔罕地方，有尕勒莽、阿哈莽兄弟二人，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国王妒火中烧，非常嫉恨，便设法陷害他们。后来虽然真相大白，事情水落石出了，但他们害怕新的迫害，就率领十八个族人，牵了一峰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古兰经》，离开了撒马尔罕向东进发，去寻找新的乐土。
嘎勒莽、阿哈莽离开故乡后，又有四十五个同情者尾随而来。嘎勒莽、阿哈莽是经天山北路，进嘉峪关，经过凉州，到了宁夏，又到秦州（天水），折而西返，然后辗转到达甘肃夏河的甘家滩。随后来的四十五人，则是经天山南路，入青海，沿青海湖南岸而来。他们跋山涉水，经历了千辛万苦，走到了圆珠沟（现属贵德县），有人太累了，就在那里留住了十人，其余的人终于在甘家滩与嘎勒莽、阿哈莽巧遇了。他们牵着骆驼继续前进，经过循化的夕厂沟，跨过孟达山，上了奥土斯山。这时天色已黑，苍茫中走失了驮经的骆驼，便点起火把在山上寻找，因此后人把这个山坡叫“奥特贝那赫”，即火坡的意思，山下的村子叫“奥特贝那赫村”。最后他们找到了街子东边的沙子坡，这时天已破晓，所以撒拉语称它为“唐古提”（天亮了）。
在黎明中，他们回望街子一带，见地势平衍，森林茂密，草场莽莽，清流纵贯，是个好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吸引他们从山坡上走下来。他们下坡后又在那里发现一眼清泉，走失的骆驼卧在泉水中化为白石（街子骆驼泉和骆驼石古迹源于此）。众人喜出望外，试量了水土，其重量与他们从家乡撒马尔罕所带水土完全相同，大家便决定住下了。到达街子这天，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十三日。
留在圆珠沟的人，为保安河所隔，跟街子的交往日渐减少，宗教上失去联系，又因长期与藏族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遂成为藏民。虽然如此，他们与撒拉人的关系始终很密切，一直称撒拉人为“夏尼”（本家）。
以上传说，主要说明撒拉族的先民是由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以及他们迁徙的原因、经过和到达循化的时间。其中有些神话故事，如骆驼化为白石等传说，显然是后人的附会，自不足信。但是，传说的主要内容，即撒拉族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的说法，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撒拉族先民从中亚迁来的这一历史事实，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从语言和体格外型看，撒拉族具有独立的语言，与其周围的汉、藏等族的语言，无论在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上都不相同，而与中亚土库曼人以及在今撒马尔罕（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居住的乌兹别克人、新疆维吾尔人的语言相近，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乌古斯语组。再证之以撒拉族较高大的体格、男子多须、鼻梁较高、眼窝较深、皮肤较白等体貌特征，也显示出同附近的汉族、藏族的不同，而与中亚一带民族在种族上有密切的相关性。
第二，从历史记载看，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龚景瀚撰修的《循化志》说：“雍正九年十二月，回民韩哈即、马火者互控营卷内，韩哈即诉状称：‘我们是从哈密来的，住了三百六十一年，我们的教门是一个’等语。”同书又说：“撒拉回子不知所自，考其种，即今新疆之缠头回也。”成书较晚的《甘宁青史略》（慕少堂编）也指出：“撒拉族元时由新疆入内地，居河州所属之循化……”这些记载，说明了撒拉族先民来到中国后，在国内迁徙的一段途程，至于他们是由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的结论，还可以从国外文献中得到印证。
在《伊斯兰大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中，曾有外国东方学家综合了中亚历史资料，对撒拉族先民迁来中国青海循化之前的历史以及他们向青海的迁徙，作了如下简要的说明：“撒拉族原来名叫撒鲁尔（salur），是乌古斯（oghaz）部落中的一个部落名，这个部落及其名称是起源于达罕（daghkhan）的长子，而达罕则是乌古斯汗的六个儿子之一。随着其余的乌古斯部落，这个部落很早就从赛浑河（saihun）一带、伊犁（lli）及热海（isighgol）等地区迁入河中（transoxania）、花剌子模（khorarim）及呼罗珊（khorasm）。最后，一部分人定居在东部安纳托利亚（eastern anatolia）。在小亚细亚塞尔柱帝国（selzukempire）的历史中，撒鲁尔人是占有重要地位的。由于塞尔柱人实行旨在各个方面分散乌古斯部落的政策，结果大部分撒鲁尔人遂向西迁移，那留在马鲁（marou）及撒拉克（sarakhs）的一部分人在较后的历史中泛称为土库曼人（turkomans），其中一部分的人，根据几位学者的意见，在1370~1424年之间取道撒马尔罕，经过吐鲁番、肃州到西宁，在那里定居下来，成为今日甘肃的撒拉族（salar）。”此外，《多桑蒙古史》《突厥语大辞典》《突厥民族的发源及其移动》等多种外文着作，都记述了乌古斯、撒鲁尔的历史及其迁徙。还有一本土耳其文着作《回族源流考》则十分具体地说：“原住在撒拉克（今土库曼境内）的嘎勒莽和阿合莽兄弟二人，带领本族一百七十户，离开此地东行到了今天的西宁附近定居下来。”以上外文材料也说明撒拉族先民是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的。
综合《资治通鉴》《唐书·地理志》等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可知，撒拉族的先民系西突厥葛逻禄部之所属乌古斯部之后代。唐代，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被唐朝消灭；西突厥建牙帐碎叶，控制着东至阿尔泰山、西达咸海的中亚大片地区，唐廷曾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对其实行管理。636年，西突厥分为十部，合称十姓突厥，分左右两厢，其可汗被称为“十姓可汗”。8世纪中叶后，左厢的葛逻禄部渐趋强盛，迁居碎叶川。葛逻禄部，其始祖为乌古斯汗，乌古斯汗统辖各部被统称为乌古斯部。乌古斯系哈喇汗之子。乌古斯有六个儿子：共（太阳）、埃（月亮）、由勒都斯（星星）、阔阔（蓝天）、达合（大山）、丁吉斯（大海）。他们兄弟六人随父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声望极高。撒拉族的先民撒鲁尔是乌古斯汗的24位孙子之一，是达合汗的长子。中国历史文献曾将乌古斯人称做“乌护”等。西突厥灭亡后，乌古斯人大量涌向中亚地区，经过几代人的拼杀，乌古斯人控制了撒马尔罕、布哈拉、花剌子模等地及其锡尔河中下游地区，渐渐地原始部落组织解体，新的民族成分不断融入，但这个壮大了的群体仍旧被称做乌古斯部。乌古斯人原先信奉萨满教，后改信奉伊斯兰教。乌古斯人的首领被称为叶护，叶护政权的中心在锡尔河下游。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叶护政权与塞尔柱克家族发生冲突，1043年塞尔柱克人在花剌子模境内打败乌古斯叶护军，至此，叶护政权寿终正寝。失去政权依托的乌古斯人组成迁徙的洪流，或南下，或西迁，陆续进入河中、花剌子模和呼罗珊，有的还远走乌克兰草原、巴尔干半岛，这样乌古斯人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大本营——锡尔河中下游地区。南下的乌古斯人，一部分人投奔到河中地区喀拉汗王朝控制之下，大部分归顺于塞尔柱帝国。从此他们不再自称为乌古斯人，而改称“突厥蛮”，后来这些人臣服于一个新的王朝——花剌子模王朝，而后者于13世纪初被大规模西征的蒙古人所征服。撒拉族的先民撒鲁尔人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伊斯兰大百科全书》所指出的那样从马鲁（今土库曼斯坦）取道撒马尔罕等地，几经周折，来到了循化地区，其他部分四处流散，有的在撒马尔罕一带停留，融入克普恰克族，有的西移小亚细亚，依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撒拉族先民的首领嘎勒莽是阿干罕之子，阿干罕是撒鲁尔六大支后裔之一太克的十三小支之一。
第三，从风俗习惯看，七八十年以前，撒拉族中还普遍流行着一种“对依奥依纳”（骆驼戏）的游戏。这种游戏是撒拉人在结婚时的一种特有的表演，由两人反穿皮袄装扮骆驼，另外两人，一个牵骆驼，身穿长袍，头缠“戴斯塔尔”（白布头巾）扮演撒拉族的祖先嘎勒莽，另一人扮本地人（蒙古人）。整个表演有唱有白，采取本地人和嘎勒莽问答的形式，追述撒拉族先民迁徙到青海的经过以及他们在路途中的见闻。对白中蒙古人问：“你从哪里来？”嘎勒莽答：“我从撒马尔罕来。”“在路上骆驼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芨芨草……”“芨芨草”即《汉书》上所称的“息鸡草”，唐朝诗人李长吉所作《塞下曲》里的“席叶草”，又名“百草”，主要生长于中亚和新疆的沙碛地区。在唱词里还提到：他们第一站到达的地方有进札、名札，皆在中亚，距撒马尔罕不远。这些都反映了撒拉族的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的历史事实。由于撒拉族文字失传，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来源只能依赖口传或采取舞蹈及其他表演形式一代代地传下来，因此在这种历代相传不衰的“对依奥依纳”表演的后面所包含的真实的历史事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四，从庭院布置习惯看，撒拉族多数人家都有或大或小的果园（巴赫），培植果树，颇具中亚风格，而与当地的汉族、蒙古族、回族等族有所不同。据史书记载：“寻斯干（今中亚撒马尔罕）……环城数十里皆果园。”培植果树是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各族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个特点，撒拉族保留了这一传统，也可说明他们是从那里迁来的。
第五，从迁徙条件看，自汉唐以来，中国和中亚一带就有着名的“丝绸之路”相通，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蒙古西征之后，东西交通大开，中亚各族中有很大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包括被俘的、经商的、当工匠的东迁中国，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撒拉族先民随着这个迁徙浪潮来到中国，是可能的，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撒拉族的语言、人种类型、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还是从风俗习惯、生产经营特点等各个方面，都可证明撒拉族同中亚一带的民族在历史上有密切的相关性，因而可以认为：撒拉族的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是可信的历史事实。
至于撒拉族先民到达循化的时间，民间口头传说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十三日，经查对文献，则属讹传。《明洪武实录》：洪武三年“五月，（征虏）左副将军邓愈，由临洮进克河州，遣人招谕土番诸酋”。《循化志》载撒拉族土司“始祖韩宝，旧名神宝，系前达鲁花赤，洪武三年邓大夫下归附”。明初邓愈曾任御史大夫，这里所说的邓大夫无疑就是指他。可见撒拉族的土司是在明洪武三年五月邓愈的招谕下归附明朝的。所以洪武三年五月十三日撒拉族祖先到达循化之说，应该是撒拉族土司归附明朝这一历史事实的误传，而他们到达循化之日当在此以前。据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撒拉语民间记录《杂学本本》称：“从撒马尔罕来的祖先是嘎勒莽得都尼（太爷），他的儿子奥玛尔得都尼。奥玛尔得都尼的儿子是神宝得都尼……”这里所说的“神宝得都尼”即韩宝，则韩宝应系嘎勒莽的孙子。上引文既云韩宝“系前元达鲁花赤”，因而可以初步推断，撒拉族先民迁来循化的时间，当在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