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弼和郭子仪同为唐朝着名将领。他们曾经同在朔方镇当将军。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太好，互不服气。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提升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位居李光弼之上。李光弼怕郭子仪刁难他，曾想调到别的方镇去。这时朝廷要郭子仪挑选一位得力的大将，去平定河北。郭子仪出以公心，推荐了李光弼。李光弼却以为郭子仪是借刀杀人，让他去送死。可是朝廷成命又不能不服从。临行前对郭子仪说：“我赴死心甘，只求你不要再加害我的妻子儿女好吗？”郭子仪听到他冤枉自己的话后，流着热泪对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器重将军，才点你的将，愿与你共赴疆场讨伐叛贼，哪里还记着什么私忿呢？”李光弼听了非常感动。两人手扶手相对跪拜，前嫌尽释。
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十二月，有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可是盗贼却没有抓到。人们怀疑是朝中宦官鱼朝恩指使人干的，鱼朝恩一向嫉妒郭子仪，并向皇上屡进谗言，一再阻挠皇上任用郭子仪。郭子仪对于祖墓被毁的原因心里也是明白的。他入朝时，皇帝先提起此事，郭子仪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满朝的公卿大臣原来都很忧虑，怕郭子仪闹出事端，听了他的回奏后，都对他无限钦佩。郭子仪想到的是国家安危事大，朝廷的安稳远比自己私事重要。
郭子仪功德越高，人们越尊重他，吐蕃、回纥称他为神人，皇帝都不直接呼他的名字。甚至有些安史叛将也很尊重他，因为他曾施恩于很多人。安庆绪的骁将田承嗣占据魏州后，蛮横无理，飞扬跋扈，郭子仪派遣自己的一个部将去见他。田承嗣倒很规矩，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遥望叩拜，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有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他麾下的老将军数十人，都是王侯显贵，郭子仪颐指他们进退，他们就像奴仆一样，听从他的安排和指挥。
郭子仪处处做士兵的榜样。他领兵打仗从不侵犯百姓的利益。当时，连年战争，农村经济破坏，农民生活困难，负担很重，筹集军粮确实不易。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他不顾自己年迈力衰，亲自耕种。在他的带动下，官兵在休战时，一边训练，一边参加农业劳动。动乱时期，他的驻地丰收的庄稼到处可见。
郭子仪不仅得军心民心，事奉圣上也很忠心勤谨。无论是手握强兵，还是方临戎敌，诏命他何时入朝，他从未迟延过。在他被幸臣鱼朝恩谗毁，削去兵权后，仆固怀恩率10万大军进逼京师，正当用人破敌之急，朝廷恢复和加封他为太尉，分宁、泾原、河西及朔方招抚观察使，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等一系列虚职和实职。郭子仪从不把打仗破敌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他坚决要求辞去太尉之职，只保留招抚观察使一职即可。他上奏说，自兵乱以来，纲纪破坏，时下与人比高低、争权势已成风尚流行，他希望朝中兴行礼让，就由自己开始实现。他还说，自己早已懂得知止知足的道理，心中惧怕盈满之患。等到秩序安定，仆固怀恩被擒，往昔的官爵决心一无所受。经过他再三恳让，才辞掉了太尉之职。但这位四朝柱石，卫国功臣，理应受到宠遇。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德宗尊他为“尚父”。他既富贵而且长寿，后代繁衍安泰。他有八子七婿，都是朝廷重要官员。孙子有数十人之多，当孙子来问安，他都无法分辨谁是谁，只是颔首而已。有一出戏《打金枝》，反映了他家兴旺热闹的场面。戏的故事是，郭子仪70大寿，全家的人全来拜寿，只有他的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儿子郭暧气愤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还斥责道：“你依仗皇父就不来拜寿，我父还不愿意当皇帝呢！”郭子仪知道儿子打了“金枝”以后，带着儿子就去向代宗皇帝请罪。代宗对郭子仪说：“儿女闺房琐事，何必计较，老大人权作耳聋，当没听见这回事算了。”郭子仪谢过皇恩，回家后把儿子痛打一顿，小两口又和好如初了。
建元二年(公元781年)六月十日，郭子仪以85岁的高龄辞世。德宗沉痛悲悼，废朝5日，下诏书高度评价和追念他。按律令规定一品官坟墓高1丈8尺，特下诏给他加高10尺，以示尊崇。君臣依次到府第吊唁，皇帝还到安福门临哭送行。生前死后，哀荣始终。
卢杞、李白与郭子仪
郭子仪晚年退休家居，忘情声色来排遣岁月。那个时候，后来在唐史《奸臣传》上出现的宰相卢杞还未成名。有一天，卢杞来拜访他，他正被一班家里所养的歌伎们包围，正在得意地欣赏玩乐。一听到卢杞来了，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他单独和卢杞谈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们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都不避讳我们在场，谈谈笑笑，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要这样的慎重。”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他心胸狭窄，眼瞅必报。长相又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女人们最爱笑，没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见卢杞的半边青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不久卢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过去有人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一律不能免掉杀身抄家的冤报。只有对郭子仪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还是曲予保全，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在郭子仪初出茅庐，担当小军官的时候，因为不小心犯了军法，而被扣押。这件事情被李白知道了。李白早就非常器重这位少壮军官，一听到消息，就来找到郭子仪的长官说情，这个长官也是李白的朋友，因此就从轻处置，平安无事。等到后来安禄山造反以后，天宝十五年，李白在江西浔阳，却和另一位李家的帝子，永王李磷相识，拉他参加幕府。永王名义上是起兵勤王，实际上也想趁机上台当皇帝，因此而违抗肃宗的东巡诏命，结果兵败于丹阳，李白也受到牵累，在浔阳坐牢，后来又要被流放到夜郎。好在郭子仪已收复两京，名震一时，功劳又大，他知道李白受到牵连致罪，就拿他的战功极力保奏，李白才蒙赦免。这件历史故事记载在唐人的诗话中，是否真实，我们不讲考据。不过一个名士和名将的知遇结合，却是人们情愿相信确有其事，而且也显见古人长厚，好人好事的一报还一报，很是痛快淋漓。因此昔日女诗人汪小蕴，在论史诗中有关郭子仪的名句有：“一代威名迈光弼，千秋知己属青莲。”（青莲是李白的别号）。
杨炎——治国有道，做人无道
杨炎（公元727-公元781年），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擅长文学，文章词藻华美，在鄜州、陇州一带很有名气。刚入仕途，被任为河西节度掌书记。杨炎的报复心很强，神乌令李太简曾因醉酒侮辱过杨炎，杨炎后借机报复，令人将李太简反绑，用铁棒拷打几乎致死。当时，因节度使吕崇责爱惜杨炎的才干，才没有处他罪。李光弼奏请杨炎为判官，他没有接受。朝廷征召他为起居舍人，他也坚决推辞。服丧满后，被任为司勋员外郎，又改任为礼部郎中，知制诰，后又为中书舍人。他与常衮共同掌管起草诏书，常衮擅长起草授官诏令，杨炎善于起草恩诏，由于他们两人起草的诏书文字优美，时并称为“常、杨”。
杨炎以荐举贤能为己任，所以许多士人都愿意归附他。代宗时，元载为宰相，因杨炎与元载是同乡，且有才干，元载就引荐他作为自己的亲信。由于元载结党营私、贿赂公行、侈僭无度、专横跋扈、多为不法，因而被代宗处死，杨炎也受到牵连，贬职为道州司马。
革除弊政，倡行两税法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商议任用宰相，崔瓘甫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也曾听说过杨炎名声，于是就起用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旧制，凡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第五琦担任度支使、盐铁使时，京城中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第五琦无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请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由宦官来掌管，皇帝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这样，宦官中掌管内库者有三百多人，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内库。杨炎任宰相后，决心革除积弊，就向德宗奏告说：“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历代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杨炎的奏请政见，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称赞他。
庙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流离失所，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至此，租庸调制积弊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官府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可是掌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推行。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德宗坚信不疑，两税法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着，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报恩复仇，终罹杀身之祸
杨炎作为一个被贬之官，起用为相后，仅几个月，就以自己的政见开导德宗，给予德宗有力的辅佐，很有政绩，一时被朝廷内外赞誉为“贤相”，人们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不久，因崔瓘甫患有疾病，不能处理政事，另一宰相乔琳也被免职，杨炎得以独揽大权。杨炎心胸狭隘，专权不久，便开始专意报恩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