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曾国藩生有一身怪癣，终生不愈。怪癣发作时，痛痒难耐，曾国藩双手抓搔，落“麟”纷纷。
凡此种种怪异杂凑在一起，牵强附会，于是就有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传说。
曾国藩自7岁起便在父亲曾麟书执教的私垫中读书。20岁时外出求学，先后在衡阳唐氏私垫和湘乡涟滨书院求学。1833年，23岁的曾国藩参加科举，中秀才。同年底，与欧阳小姐成婚。
1834年，曾国藩又到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师从欧阳厚钧，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并深受湖南学风的熏陶。当年即考中举人，遂于冬季启程赴京，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不料在会试中落榜。回乡后，曾国藩发愤苦读史书，足不出户近一年，为以后走上仕途和研究学术打下了基础。1838年初，曾国藩再次进京赶考。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如愿以偿，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朝考得一等第二名，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是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京官生涯。
幸运京官
1840-1847年间，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他充分利用这个条件，阅读大量书籍，广泛结交朋友，精心研究历代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治国方略，尤其致力于理学，为他后来的升迁奠定了基础。
开始的一段时间，曾国藩不论经、史、诗、文，样样都学。后来受唐鉴、倭仁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成为一代理学大师。
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
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此后，曾国藩经常跟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学习程朱理学；他还把自己的日记拿给唐鉴检查，找出检讨不深刻的地方，深挖病根。后在唐鉴的推荐下，曾国藩又拜访倭仁。倭仁是唐鉴的弟子，也是当时着名的理学家。曾国藩同倭仁认识后，与其相处的时间比与唐鉴相处的时间还多。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日课”去做，重在反省自己。
同时，曾国藩的仕途也是一帆风顺。1840年授翰院检，1847年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遍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从1838年中进士算起，十年中，曾国藩连跃十级，从七品升到了正二品。因此，他曾在给弟弟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原因很多，既与他本人学有专长有关，又离不开权臣穆彰阿的垂青。尤其是后者，更是至关重要。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任军机大臣二十年之久，深受道光帝信任。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闱，穆彰阿时为总裁。从此二人有了师生之谊。穆对曾的学问、文章和行事都大为赞赏。
1843年，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再次担任总考官。试后，曾国藩拜会穆彰阿，并把自己的考卷誊清，呈送给他。于是曾国藩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穆彰阿对曾国藩关怀备至，有一次皇帝召见曾国藩，曾事先到穆府请教，结果穆彰阿设法让曾国藩得知了皇帝召见的内容。此后，曾国藩更加官运亨通。
曾国藩对穆彰阿的感激之情也非同一般。穆彰阿被罢官后，曾国藩每过其宅，都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进京面君时，还专程拜访穆彰阿。后来，曾国藩赴天津处理教案，因自己无机会进京，于是专门写信令儿子曾纪泽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
手足情深
曾国藩虽为官京城，但常心系家乡，思念家亲，尤其对兄弟姐妹，可谓手足情深。
在兄弟中，曾国藩居长。他有四个弟弟，从长到幼依次是国潢、国华、国荃、国葆。
国潢出生时，曾国藩年仅10岁，正是天真烂漫时，却已经读完五经，开始学写文章。于是其父便笑着让曾国藩以“兄弟怡怡”为题写篇文章。曾国藩领首答应，展纸研墨，很快成文。其父看罢，十分高兴地说：“文中有至性语句，以后必能以孝友承家！”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时，最小的弟弟国葆都已11岁。这时，曾国藩更加努力地来尽长兄的责任。在他看来，教导诸弟进步，不仅是同胞手足之情的体现，更是为尽到孝道所必须做的。
曾国藩在家时就曾辅导过国潢的功课，来京后曾国藩亦时常写信督促。国华生性心高气傲，经受不了挫折，稍有不顺心，便牢骚满腹。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给他取字温甫。国华18岁时，正式过继给叔父曾骥云为嗣，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与这位弟弟疏远。
在诸弟中，国荃是最聪颖好学的，5岁时便入私塾读书，不到10岁便可作诗联对。据说，国荃9岁时，曾有一位先生出“君子保身”让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来对。麟书对以“小人有母”，一旁的国荃则对以“帝乙归妹”，被赞为神童。
对于姊妹们，曾国藩也十分挂念。那个时代的女人，即使生在富贵之家，也只能做个贵女、贵妇而已。所以，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姊妹能嫁个耕读之家，做个勤劳主妇、贤妻良母，平平安安地生活。
曾国藩有一个姐姐国兰，三个妹妹国蕙、国芝、满妹。其中满妹10岁时夭折，曾国藩在《满妹碑志》中写道：“她生而善谑，旁出捷警，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黠者不能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矧。”这段追忆，表达了长兄对她的深切怀念。
而其他长大成人的三个姊妹出嫁后，在婆家的生活无一美满。在京为官的曾国藩时常因她们那些琐碎的事情而牵挂她们。虽居高官，仍不失人之常情，这是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因此才有了着名的，《曾国藩家书》。
创建湘军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起义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湖北，势如破竹，顺长江而下，攻占江西、安徽、江苏。太平军于1853年3月攻占南京，随即定都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农民革命政权。
然而此时清朝的主要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已衰败不堪。清政府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结果纷纷溃败。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好起用地方地主武装力量来协助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1853年，太平军进入湖南时，清政府便令两湖督抚劝谕地方士绅兴办团练。此时，曾国藩因其母病逝在原籍守制。这年十月，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上谕，要求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随即启程赶赴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曾国藩到达长沙后，面对日渐恶化的军事形势，他心里明白，八旗兵、绿营兵等正规武装力量根本抵挡不住太平军的进攻，更不用说剿灭太平军了，小股的团练武装也无济于事。鉴于此，曾国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和训练出一支组织严密并有顽强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的新的地主武装力量，才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在长沙解围之后，湖南巡抚张亮基从湘乡等地调来了一千多团丁，以加强长沙防守。曾国藩到达长沙后，将这一千多人分为左、中、右三营，由罗泽南统率中营，壬叁统率右营，邹寿琼统率左营，每日进行操练。这就是最初的湘军。经过半年的招募扩充，至1853年8月，湘军队伍已发展到十营六千人。
与此同时，曾国藩鉴于太平军在长江有一支庞大的水师，并控制着从武汉到南京的长江水域，因此想建立一支水师。恰好此时清政府有创建水师的计划。于是曾国藩到了衡州以后，就着手创建水师。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建成。至此，经过整编后，湘军拥有陆军十营，共五千人，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水师五千人，以诸汝航为各营头领：合计员异、兵勇、侠役共一万七千人。
湘军的编制与八旗兵、绿营兵不同，是曾国藩效仿明代戚继光所编练的戚家军进行编制的。湘军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设营官一人，掌管五百兵勇；营下设四哨，哨下设八队。对官兵的选拔采取层层选拔的办法，即大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从而逐级加以节制，全军由曾国藩一人节制。在将士的选择上，将官多以绅士与儒生为主，而且主要将领间大多是同乡、同学、师生、亲友关系；士兵以年轻力壮、朴实的农民为主。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训主要是进行封建伦理和纪律教育，练则指练队伍和练技艺。
这样，曾国藩便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组成了一支私人武装，成为太平军的死敌。由于曾国藩杀人过多，因而被人称为“曾剃刀”、“曾屠户”。
镇压起义
1854年，湘军建成，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东征。曾国藩在两湖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了战斗。1854年3月，战斗主要在岳州一带进行，结果湘军大败，太平军乘胜攻占了湘潭。
曾国藩率水军想夺回湘潭，结果再败。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为部下所救。太平军伤亡也很大，于是退去。曾国藩率领湘军休整三个月后，又重新夺回岳州。
1855年，风云突变。本来在此前湘军已在水军上取得很大优势，可是此时太平天国派石达开进行西征。石达开率军夜袭九江湘军水师，烧毁湘军战船多艘，并俘获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再次投水，被人救起送至罗泽南营中。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趁机反攻，于1856年12月攻陷武昌。1859年，曾国藩开始把攻取安庆作为湘军的战略重点。曾国藩对进攻安庆采取了围城打援的策略。他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决定先取安徽，再及于江、浙。
经过长期围困，1861年9月，湘军曾国荃部大败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陈玉成战死，安庆被攻陷。
同年，咸丰帝病逝。10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夺得最高统治权。为了尽快扑灭太平天国等起义，1862年，慈禧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协办大学士衔。曾国藩于是加紧了对苏南、浙江的进攻。在他的支持下，曾国荃部包围了天京。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攻陷天京，并纵兵对天京大肆烧杀抢掠。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
清政府得知后，论功行赏，对一百二十余位在攻占南京中有功的湘军人员大加嘉奖。当然，对曾氏兄弟尤其嘉奖。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曾国藩此时可谓权倾一时，尤其是曾国荃进兵雨花台后，湘军人数达十余万。所谓功高震主，此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便有所改变。曾国藩毕竟是一位饱读经书、深谙历史经验的人，他意识到要保全性命，只有退让。于是曾国藩上书请求裁撤湘军，还代曾国荃奏请回老家养病。几天后，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的奏请，对曾国藩也就放心了。曾国藩于1864年10月设两江总督衙门于英王陈玉成府内，正式任两江总督。
太平天国失败后，其余部赖文光等仍然转战各地，并与张宗禹的捻军相会合，对部队进行整编，形成了新捻军。1865年5月，在山东荷泽西北高楼寨，新捻军将围剿捻军多年的僧格林沁击毙，并歼灭其所部七千余人。清政府大惊，急忙宣召曾国藩，命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师剿捻。曾国藩根据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决定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划河圈围的对策。他坐镇徐州，并在临淮、周口、济宁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跟踪追击捻军。但是，捻军兵分东西两支，往来穿插，纵横驰骋，清军仍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1866年九、十月间，捻军两度攻破清室河防。曾国藩自认“剿捻无功”，于是奏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剿捻”一事由清政府另派钦差大臣接替。于是清政府命他南返仍任两江总督，以李鸿章来接替曾国藩继续镇压捻军。
洋务之父
19世纪60-90年代，以学习西方和“求强”、“求富”为旗号的洋务派，进行了内容繁多的洋务活动，如创办军事工业，兴办军事学校，开办民用工业、新式学堂等。虽然曾国藩进行活动不如李鸿章、左宗棠多，但是曾国藩却是最早进行洋务运动的，所以被人称作中国“洋务之父”、“近代化之父”。
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国事日非。曾国藩忧心忡忡，他意识到中国要自强御敌，必须船坚炮利，而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在1860年12月19日的奏稿中，曾国藩说道：“目前资夷力以助剿，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此时，曾国藩已经喊出了兴办洋务的第一声。
在洋务运动期间，共创办过二十多个军事工厂，而其中最早的就是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1861年，曾国藩攻陷安庆后，便创办了安庆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由此，曾国藩成为洋务运动的领袖。
曾国藩并不满足于制造枪炮。在他的支持下，1864年初，徐寿、华衡芳等人在安庆军械所造成了中国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曾国藩十分高兴，计划“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把安庆军械所迁到南京，但是没来得及办厂。1865年，容阂从美国买回机器，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创办了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之一江南制造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