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民族与宗教具有异质性，是就其个别而言的。坦率地讲，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伊斯兰教的“两世”观，给人们展现出一个经过功修可以达到的美好来世的境界，无疑延伸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对今世的思想和行为也起到约束作用，但在今世里做“两世”的事情，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今世，影响民族的繁荣与进步。库布忍耶对苏非主义思想中的“遁世”情节，一心向主，别无他物的精神追求，更使许多人看淡今世的物质追求，影响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拼搏的斗志，也影响民族“大厦”建设的激情。库布忍耶信众无论是东乡族，还是回族都深居内陆，这对形成民族的内向会聚有帮助，但相应地消弱了它的边缘展延，影响了一个民族的“走出去”和“请进来”。就民族而言，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如回族是一个长期处于“迁徙”的民族，这个“迁徙”在历史上形成四个高峰：一是唐宋时期阿拉伯人的持续进入，二是元时随蒙古军队的从西归回，三是清时的整体调方，四是改革开放后向沿海和内地的大量涌动。在迁徙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也产生了重眼前、轻长远的短视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教的诚信思想相背离。又如在回族和东乡族中，普遍存在着重宗教教育、轻国民教育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影响了民族素质，而且大量文化偏低的宗教教职人员的存在和执教，必然影响伊斯兰教的教育质量，搞不好会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教育思想。
同质性和异质性是统一的。在同质与异质的矛盾运功中，同质是主要的，正是由于民族和宗教相互渗透，交错发展，形成了民族宗教领域的通和局面；异质是次要的，但正是因为异的存在，才使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五彩斑斓，百花齐放。还应该看到，同质和异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原来异质的东西，会转化为同质，同质不能保有的情况下会出现异质。库布忍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在库布忍耶和涉及到的几个民族之间，各个民族在保存自己灿烂文化的同时，接受了库布忍耶，形成了民族中有宗教，宗教中有民族的同质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库布忍耶融合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自己独到的信仰体系。同样，各民族也批判地吸收了库布忍耶学说中有益的东西，在坚持库布忍耶信仰的同时，保持着民族的质的规定性。
3.元在增多和在通达是各民族多宗教通和模式发展的趋势。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认识事物的能力也在这种变化中不断提高。陈其斌在《东乡社会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就是教派和学派的分化问题。陈基斌陈述：“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东乡伊斯兰教有三个教派，即老教、新教、新兴教。老教内部又分若干名为门宦的支系，东乡有九个门宦，即洪门、白庄（应为北庄）、花寺、大拱北、张门、穆夫提、沙沟、海门和疯门（灵明堂）。……时隔半个世纪，笔者2004年在东乡的调查表明，现在东乡伊斯兰教有十几个门宦，如穆夫提、胡门、北庄、灵明堂、丁门、沙沟、大拱北、海门、高山、张门、花寺、撒拉等。……教派中又有教派，门宦中复分门宦。一个门宦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拱北时，各拱北的老人家均是教民“抓”（跟随）的具体对象。在这一点上，各拱北亦具有支系门宦的性质。以此而论，东乡门宦在半个世纪里，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9个门宦，发展到现在的少则十几个（以东乡县宗教管理部门统计口径论）、多则几十个（以马通先生的三大教派四大门宦四十多个支派论）乃至上百个门宦（以拱北论）。”他引用了秋实的话：“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教派门宦的分流在增加，内部纷争会多起来。”
作者很不情愿地借用“门宦”这个概念，不去分析40多个支系的多少，也不讨论以拱北论门宦的对错，只感兴趣的是教派和学派在逐步分化，在走向多元，是否宗教内部的纷争也会增多？回答是否定的。库布忍耶从穆罕印地尼一人传教，到现在已传后代14支，应该说是一种分化，是一种多元，但并没有像秋实先生所云纷争会多起来，主要原因是在分化的同时，走向了通和。
第一，有通和的理念。库布忍耶主张，“中国的虎夫耶、哲赫林耶、嘎德忍耶、库布林耶属于伊斯兰教的神秘派，阿拉伯语称‘苏非’，波斯语称为‘依禅’，甘、宁、青、的穆斯林称作‘门宦’。各门宦内虽有几十或十多个支派，但所传的‘妥勒盖提’（道乘）学理，则大同小异，或解说不同而已。……且各有侧重，但其宗旨总出一源。由此可知，门宦的道统，出自同一个脉络。”“穆罕印地尼始终坚持天下穆民里‘同父同母’的弟兄的观念，阐扬四大道统是同根四枝之别、大同小异的理义。”这样，四大苏非主义同出一源和天下穆民同是一家的理念，成为库布忍耶沟通苏非派别，亲近天下穆民的思想前提。
第二，有通和的机制。诚如前述，库布忍耶道统的传承特点是：“伞”与“线”的结构，“聚”与“分”的统一，“常”与“变”的结合，“派”与“宗”的延续。这样，形成了一个多向联结、多元交织的稳定结构，这个机制是三百多年来形成的，经得住实践的检验。我们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在这一结构下，一个“老人家”所“抓”的教民，少则几百户，多则几千户，已演化为“世袭的伊玛目+穆勒师德”的形式，也就是说，这里的穆勒师德实际上也是父传子授的伊玛目，管理着一方教众，引领着群众的宗教生活，而失去了所谓“门宦”的含义。这是苏非派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应该引起那些研究“门宦”问题专家的高度关注。
第三，有通和的模式。教派或学派分化后，教派或学派的管理如何进行，库布忍耶提出了民主管理的办法。我们先看下面几段关于大湾头拱北修建的记载：
一九八五年由十一世后裔张明道任总功德，张明义、张进卿、张进儒、张守海、张世贵、张延寿、张进福、张英保、张世祥、张守明、张寿云等后裔任副总功德。于古历二月初九日破土开工，九月二十四日竣工，新建三层八卦带外转四门厅、三转五的宏伟君厅拱北。
（张明道）由于有威望，在重修大湾头拱北的浩大工程中被选为总功德，又倡导重修了封台拱北、包家拱北及上湾大寺、老庄大寺。
一九八五年重修大湾头拱北，张明义顾全大局，关照全盘，主动与道祖后裔各支系传人竭诚会见，反复讨论，尊拥并列授传的兄长张明道为总领导，选举其中的另几支接传人为副职，群策群力，皆大欢喜。
这里，不再出现放口唤的现象，取而代之的是“有威望”、“选举”等字眼，表明学派内在大事上实行了民主管理，因而“群策群力，皆大欢喜。”这样，在民主管理组织（临时）下的世袭伊玛目模式，是库布忍耶管理的基本模式。
这就要求我们面对进一步的分化与多元，以更广阔的胸怀来对待，做更大范围的通和工作，按照“同不妨异，异无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冯友兰语）的主张，实现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民族与宗教良性互动的目标。
哈木则，14世纪中叶，从中亚撒尔塔地区来东乡地区传教士的首领。哈木则出生于1310年，阿拉伯人，后迁居中亚。1340年，率40个伊斯兰教学者来中国传教，他们先在东乡达板四十斤乃玛斯苦顺（现存有遗址）聚礼，然后来到和政南门外河坝（现建有拱北）举行祈祷仪式，此后又回到东乡达板阿玛萨（东乡语，意为红泥滩）等地传教。后来，40名传教士分开，哈木则等14位留在东乡。他在东乡坪庄的龙家山建大礼拜寺，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戴。元朝统治者任命他为“宁河土甲匠达鲁花赤”，统领附近十多处工匠机构。明太祖洪武三年，哈木则被朱元璋封为土司。1375年，哈木则将五子分散各地传教，老大高俩力在今东乡高山洒勒村，老二在龙家山，老三在今龙泉乡那楞沟，老四在唐汪洪济桥，老五在临洮县马衔山吊庄。明建文二年，哈木则去世，享年90岁，后人将他安葬在龙家山，将龙家山改名为“哈木则岭”（即韩则岭）。每年农历八月十六日是哈木则的忌日。日前，其宗教发布在东乡、临夏、广河、积石山、康乐、和政、榆中、永登、兰州、夏河、玉门、安西等地及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
阿里阿答，传说在很早以前，从撒尔塔地方来了八个“赛义德”，其中有个叫阿里阿答的，来到东乡的卜隆固定居下来。他逝世后，埋葬在今达板乡的赛罕坪上。卜隆固村的东乡族至今认为从撒尔塔来的阿里阿答是他们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