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筑空间的文化内涵方面，王贵祥先生在《东西方的建筑空间——文化空间图示及历史建筑空间论》一书中，从东西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建筑空间作了深刻探讨。作者提出：“以小而封闭的密室为神灵所居的至圣空间(精神空间)，奠定了中世纪基督教堂空间的观念基础。中世纪西方人观念中的逻各斯的‘精神张力’、容纳尽可能多的会众的实用需求、对献给上帝的颂歌的声音效果及对所谓‘真光’的不懈追求，使教堂内部空间得以不断拓延与膨胀。”“以隐秘的‘中胎’为核心(种子空间)的佛塔与佛造像，呈不断膨胀自身的趋势。而佛教殿堂内部空间的扩展，是由包容其中的佛造像与佛塔的不断增大所造成的撑张力形成的。”有的研究成果，虽然没有直接以建筑空间为对象，但对中西建筑文化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例如，刘天华先生在《略论中西传统建筑文化的差异》一文中，从“思想和技艺”、“重理和重用”、“变革和传统”、“神灵和祖先”四个方面作了比对。近年，作者又出版了《凝固的旋律——中西建筑艺术比较》一书，以宫殿、寺庙、陵墓、城市、园林五种建筑类型为对象，探讨了中西建筑艺术的异同。谈炳和先生在《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一文中，将两者的差异归结为：“幻想与理念”、“模仿与写意”、“逻辑与礼乐”、“封闭与开放”、“内向与外向”、“共性与个性”、“静态与动态”、“含蓄与外露”、“承袭与创新”九个方面。这时期，由西方人撰写的有关中国建筑的着作中，意大利建筑理论家路易吉·戈佐拉(Luigi Gazzola)在《凤凰之家——中国建筑文化的城市与住宅》一书中，对中国城与罗马城、罗马住宅与中国四合院住宅分别作了比较，作者认为中国与罗马的城市与住宅，既有相同也有不同。城市形态的不同，是因为罗马城是一个接受外来影响的开放型文化形态，而中国社会曾经而且一直是单一型文化形态；住宅类型的不同，是因为古罗马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追求“不断变化”为特点，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保守和“亘古不变”。
在中西建筑文化结合方面，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杨鸿勋先生在《木之魂、石之体——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构成人为环境之圆满》一文中，从东西文化的差异入手，论述了中国传统建筑是着眼于空间的有机建筑，西方传统建筑是以雕刻的观点着眼于完善建筑体形的无机建筑，两者的差别是：有机建筑的真谛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在于人为环境与自然环境一体化这一理论，提出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王立全博士学位论文《走向有机空间——从传统岭南庭园到现代建筑空间》，以中国传统建筑之岭南庭园空间与西方现代建筑空间为研究对象，挖掘出两者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特征——“空间结构有机性”，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有机空间”的概念和思想，并展开了系统的论述。瑞士建筑史学家维尔纳·布雷泽(Werner Blaser)在《东西方的汇合》(West Meets East)一书中，从建筑空间的视角，揭示了中国、日本传统建筑与密斯建筑的共同之处，展示了建筑思想是如何超越国界，在东方和西方有着明显的交汇。
再次，在中西建筑文化、建筑空间比较以及中国室内装修研究中，一些学者论及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的比较。
吴良镛先生在《广义建筑学》“文化论”一章中认为：“中国建筑多由简单的单体建筑构成室外多空间变化，这方面园林建筑群更富特色，而室内的设计，从宫殿、庙宇到民居，除有些地方，如浙江民居等，内部较灵活外，一般过于程式化，呆板单调，只要对比同类的西方建筑，这方面缺陷就很明显。”萧默先生在《中国建筑艺术史》一书中认为，西方建筑有复杂的内部空间，而中国建筑的内部空间则比较简单。王贵祥先生在《建筑如何面对自然》一文中也认为，西方建筑在“室内空间处理，内部装修，室内装饰等方面，发展得十分成熟，创造了十分繁复、华丽的内部空间”。而中国建筑“室内空间，往往比较简单，内部装修、门窗设施，室内家具等……往往几个世纪少有变化”。不过，也有学者就此问题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刘致平先生在《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一书中认为：“我国木建筑的外观比起西方砖石建筑的外观是迥然不同的。但是木构造的内檐装修(即室内装修)更有特殊的发展。”“若不是我们先民历代智慧的积累，我们凭空是不容易想象出这样多的办法的。就是在国外也没有看见这样多的内檐装修方式，说这是世界文化的精粹，也并非过誉之词。”李允鉌先生在《华夏意匠》一书中也认为：“中国建筑比诸于其他的建筑并没有十分特殊的成功的地方。但是，关于房屋内部空间的组织和分隔上，中国建筑的确是积累了其他建筑体系所不及的无比丰富的创作经验。”郭黛姮先生在《华堂溢采——中国古典建筑内檐装修艺术》一书中，在对中国古典建筑内檐装修的大量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清代宫廷建筑师在空间处理方面所表现的超前意识，即将古典建筑的室内空间做成‘流动空间’。从留下的作品来看，就其室内空间设计的观念而言，他们并不亚于现代主义建筑的大师密斯、赖特，乃至当代的波特曼，在一百多年前做出这样的室内空间设计是非常有创造性的。”
此外，王鲁民、陈琛在《香烛与壁炉——从火的使用看中西传统住宅的不同》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住宅在空间氛围上是偏向安详肃穆，在空间组织上则是强调在平面内展开的线状秩序，体现等级和差别；西方传统住宅在空间氛围上是偏重温暖恬适，在空间组织上更注重自身的组织与结构。齐伟民在《中西传统居住空间形态比较》一文中认为，中西住宅空间形态在早期演变中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住宅空间的发展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西方住宅空间更趋向差异和分化，而中国住宅空间趋向成熟和完善。巫从的《中西方宗教建筑空间的比较》，似是一篇关于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比较的论文，作者认为西方宗教建筑是一种精神空间，大多采用纵向空间形式，追求超人的尺度；而中国宗教建筑则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精神空间，都采用横长空间形式，追求宜人的尺度。
从以上对学人研究成果的调查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自1980年以后，中西建筑空间比较的研究，不仅量大而且面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比较的研究，其成果相对较少。一些学者是在中西建筑文化、建筑空间比较以及中国室内装修研究中，论及中西建筑室内空间的比较，从他们的观点、看法以及得出的结论看，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在比较过程中，较少是以室内空间为直接研究对象，同时限于篇幅往往是寥寥数语，于是提纲挈领的总结较多，探根寻源的分析却嫌不足，而以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为研究对象并展开深入比较、翔实论证的着作和论文实属少见。
第四节本书的努力目标
基于本课题研究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可以说，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的比较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为此，本书努力探索的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梳理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的演变与类型，尽可能厘清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室内空间设计从形成到发展、再到成熟的演变轨迹，以及有哪些主要类型，它们在各自的建筑体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演变过程又是怎样的。
第二方面，通过比较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的主要特征，尽可能分析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室内空间设计在空间布局、大小与形状、室内外空间关系、分隔方式、组织方式、界面处理性质与意义等方面的相同与相异。第三方面，在比较两者主要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分门别类地探讨中西方的思想观念，如空间观、自然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美学思想、科技思想等，尽可能阐释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总之，本书将采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进行深入比较，力争找出两者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寻其中可能蕴含的一般规律，为创造美好宜人的室内空间提供借鉴和启示。
为实现上述拟定的努力目标，本书将采用比较文化学、建筑学、室内设计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比较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有多种，方汉文先生在《比较文化学》一书中概括了6种方法，包括历史实证(考据研究)方法、逻辑评价(平行研究)的方法、历史生成比较、类型化比较、注释与阐释学比较、多元化的比较方式。由于19世纪末叶以前的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都是在各自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两种独立的建筑体系，尽管这两种建筑体系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过不同程度的交流发生，但这种交流还不足以对建筑文化及建筑形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本书暂不涉及影响比较，而采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建筑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多种，美国学者琳达·格鲁特(Groat，L)、大卫·王(Wang，D.)在《建筑学研究方法》(Architectural Research Methods)一书中归纳了7种方法，包括解释性历史研究、定性研究、相关性研究、实验性和准实验性研究、模拟和建模研究、逻辑论证、案例研究与综合策略。无论哪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都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各种史料，包括文字、图像、实物等各方面的资料，通过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归纳、总结、分析和排比，使本书的研究尽可能地接近中西建筑历史的本来面貌，反映中西建筑历史的客观事实。采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正如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史学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建筑室内空间还是西方建筑室内空间，它们的演变轨迹、主要类型和特征形成，都离不开各自的社会背景，都受到各自的传统文化中一些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因此，在阐释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时，将采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