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饰与结构方面，西方建筑装饰主要以雕刻、壁画为主，特别是雕刻与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希腊人把建筑物看成是雕刻品，同时也把雕刻品用来装饰建筑物。这种建筑艺术观，造成了装饰与结构的分离，例如，西方建筑中的“柱式”，古希腊的柱式，是建筑结构的一部分，然而柱子的间距如何，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结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造型的需要，关于这一点，在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的“柱间”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罗马人把柱式引入到了室内空间，并作为一种装饰柱贴在墙壁上，不起任何结构作用，而真正支承穹顶、拱顶的则是沉重的墙壁、柱墩。这种做法在文艺复兴的室内空间中再次出现并得到使用，到巴洛克的室内空间中则发展到了极致，柱子等建筑要素都可以作为装饰，常被打断和分解，结构的真实性、逻辑性消失了。在装饰与色彩方面，西方建筑把“色彩”看成是建筑的一个必要因素，并以它来完整地表现建筑物。希腊人在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神庙的同时，还刻意用红、蓝、金箔等浓重色彩加强它的视觉效果。罗马人开始用彩色大理石板、马赛克等材料，追求华丽的室内色彩。拜占庭人则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室内色彩。哥特式教堂的色彩集中体现在彩色玻璃窗上，与以往建筑相比，它是一种“光”与“色”的美妙结合。文艺复兴早期的室内装饰较为节制，色彩也较朴素，但到了盛期，由于重视装饰，色彩明显趋于华丽。尽管西方建筑在演变过程中，每一时期的室内用色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讲，都追求热烈、绚烂、华丽的色彩效果。
第五节科学技术思想的原因
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W.C.Dampier)在其所着的《科学史》(A History of Science)一书中指出：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等主编的《技术史》(A History of Technology)指出：技术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对物质世界产生改变的活动。”技术与科学常交织在一起，科学的目的在于推动知识的进步，技术的目的在于改造特定的实在，而技术本质上又是科学的技术，是科学的具体应用。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都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卓越的成就，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科技思想。这两种思想在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科学技术思想与中国建筑室内空间设计
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中为中国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而百思不解，这就成了有名的“李约瑟难题”。确实，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取得了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古代中国人创造了以天学、数学、医学为代表的科学体系。商周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天学方面，《诗经》中包含了丰富的天文知识，《礼记》、《春秋》、《左传》中也有相当丰富的天文资料，到战国时，还出现了专门的天学着作，如齐国甘德的《天文星占》、魏国石申的《天文》。数学方面，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十进制”的记数方法，春秋战国已经普遍运用。医学方面，战国晚期出现的《黄帝内经》，成为中国医学的奠基之作。此外，古代中国人还创造了以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为代表的技术体系。商周时期，在”炼中已经广泛使用木炭，春秋战国又认识了硝石和硫磺的性能，经过炼丹技术的不断实践，至迟在唐代开始发现了火药。春秋战国的《管子·地数篇》曰：“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吕氏春秋·经通篇》曰：“慈石召铁，或引之也。”这是关于磁石性能的较早论述，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开始发明了指南针。据考古发掘，西安灞桥出土的西汉初期的麻纸，是现存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造纸术的发明，为书籍的产生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晋人发明了墨拓技术，隋人发明了雕版印刷，宋代以后，还出现了铜板印刷和彩色套印技术。这四大发明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
由上述列举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古代中国人强调“经世致用”，注重现实的实践功用，形成了偏重于“技术型”的科学技术体系。这种偏向与古代哲学有着很大关系，特别是自然哲学具有很强的宏观性、思辨性、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这种特点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也抑制了科技思维方式的发展，使科学研究往往过于笼统、模糊、综合，缺乏实证分析和定量研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错综杂糅，没有形成独立的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第二，古代重“道”轻“器”的学术思想束缚了科技的发展，重视人文科学轻视自然科学，成为整个古代中国的时尚，许多人文经典常被反复考证、反复注释，而一些重要科学着作却无人问津，以至绝版。就自然科学而言，也是重视宏观规律的探究，而轻视一事一物具体形质的研究。第三，古代伦理思想也束缚了科技的发展，儒家伦理思想所关注的是如何成就道德，所以，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如何成为“君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如何“立德”、“立功”、“立言”，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不可能将自己的知识兴趣、人生价值的实现放在没有现实功利价值的科技活动上，这样，使科技活动缺乏一定的主体。第四，古代实践理性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科技的发展，由于过于讲究实用，古代中国人反对无实用意义的发明，或没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技术，并把它们看成是“奇技淫巧”。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造就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先期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思辨理性的拓展，理论体系的建立，从而影响了实用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以中国建筑来说，在中国古代，建筑被称为“匠学”，并非士大夫所为，孔子就把宫室营造之类的百工杂艺，看作是“雕虫小技，君子不齿”。而从事建筑营造的人，亦称为“工匠”、“匠人”，而非“建筑师”。中国建筑教育也是近代以后才有的事情，建筑技能的传授不是通过课堂上、书本上来接受，而是在建筑活动中父与子、师与徒之间的口耳相授、示范指点、实践行为来理解和把握，倘若无后继或后学，往往是人亡艺绝。在中国古代建筑着作中，第一部完善的建筑专书是宋代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全书34卷，包括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图样几大部分，按壕寨、石作、大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十三个工种分别记述。该书对建筑设计、施工、计算工料等的记述可谓相当完整和系统，然而从整个内容上看，实际上是对汉唐以来木构架建筑技术和规范的总结，是对建筑技术的全面记述，很难看到对建筑理论的明确阐释。可见，古代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是偏于实用技术的，而忽视科学理论的建立。不过，从建筑技术上讲，以木构架结构为主的中国建筑技术，又是一种相当发达的技术，正如李允鉌先生说：“中国建筑发展木结构的体系，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技术上突破了木结构不足以构成重大建筑物要求的局限，在设计思想上确认这种建筑结构形式是最合理和最完美的形式。”
2)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
中国古代形成的偏重于“技术型”、注重“实用”的科学技术思想，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室内空间的用材上，以土、木为主要材料。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以“土”、“木”为材的观念和做法。《释名》：“土，吐也。能吐生万物也。”《尚书·大传》也说：“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也。”
可见，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土”包含了两层意思：既是万物生长的根基，也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中，五行与人们生活所使用的材料是密切相关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这里所说的“五材”，即五种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就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它们共同构成了天地万物，所以古代中国人以具有自然属性的、充满生命力的土、木为材建造自己的居所，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建筑的室内用材，主要包括了土、木、砖材。木材的使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有木桩、木柱、木梁和木地板等。土材的使用，在仰韶文化时期室内地面和墙壁已经出现涂白灰面层的做法，周代把这种做法称为“垩”，还发现用“三合土”(白灰+砂+黄泥)涂饰面层的做法。砖材的使用，在周代已经发现用于铺地，到明代时，砖已经成为各类建筑的主要用材，既用于砌墙，也用于铺地。从材料的使用部位看，木材主要用于结构、门窗、隔断、顶棚等，土材用于夯土地、夯土墙、土坯墙，以及地面、墙壁的抹灰面层。从材料的质地看，木材给人以柔和、温暖之感，土材及砖材给人以朴实、厚重之感。古代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因用材而使人倍感亲切的室内空间中，建立着他们的生活。
其次，在空间与结构上，以“通用性空间”适应各种使用功能的需求。中国建筑在使用土、木材料的同时，也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木构架结构。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开始，发现了大量圆桩、方桩、板桩以及梁、柱、地板等木构件，而木构件又被做成梁头榫、柱头榫、柱脚榫等各种榫卯，有的榫头还带有销钉孔，木地板还做成企口形，等等。这些考古发现展示了木构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也表明木构建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此以后，传统的木构建筑一脉相承，木构架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最终达到标准化和定型化。这种木构架结构，是由柱、梁、枋、檩、椽等木构件组合而成，由于建筑平面与结构平面、建筑空间与结构空间相结合，由此产生了一种标准化的平面形式和空间形式，即规整的长方形平面和长方体空间。到清代时，这种标准化的空间形式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无论是宫殿、庙宇、陵寝中的主殿、配殿、寝殿，住宅中的正房、厢房、正厅、前厅，园林建筑中的厅、堂、轩、馆、斋等建筑，绝大多数都采用了这种空间形式。建筑空间不是根据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是以统一的空间形式来适应各种使用功能的需求，具有典型的“通用性”。这种通用性空间又为室内装修提供了条件，造就了中国建筑室内装修特别发达。因为各类建筑都采用了统一的空间形式，而它们的使用功能又不尽相同，这就需要通过二次装修设计来满足各种功能的要求。于是在建筑空间中，灵活多变的装修隔断直接参与了空间的分隔与组织，各种装修、装饰、家具与陈设等都被用来表达空间的“身份”和“性格”，显现空间的使用目的。
再次，在室内装修上，以“可变式空间”满足人们的生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