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运作良好的小组中，并非没有不同的观点，并非没有紧张的关系，但是这种不同的观点不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紧张不是分裂性的，小组能建设性地对差异和紧张加以运用。如，在杜奎森大学的一个研究“个人发现”的小组中，研究者在研究一个妇女对自己不愉快发现体验的描述中讲到：在她20多岁的时候，她对自己的发现感到异常惊讶。其中一个深受精神分析思想影响的研究者，质疑在这一情境或类似情境中感到如此惊奇的可能性。虽然小组中其他成员都不一定认同她的怀疑，但是他们确实在心里以这种观点（怀疑）仔细考察了整个描述。他们也同意了持怀疑观点的研究者对这个妇女就疑问之处作进一步访谈。最后访谈解决了她的疑问。
但是在不成功的小组中，差异没有得很好的解决，仍然是紧张关系的来源。一个小组成员抱怨说，“每个人越是大声叫注意听，听的就越少”。在这种氛围下，研究者之间没有相互尊重、信任，现象也得不到有效研究。
当结构、自由和信任在对话过程中得到体现和支持时，就会出现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和大家都能接受的承诺，可以使对话在小组成员间进一步深入和扩展。
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当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喜欢和尊重时，小组才能有效运行；在合作中还有很多技巧；要有对自己以及他人体验开放的态度；在小组中要形成一个新的观点而不是验证已有的观点；小组的每一个成员（至少一部分成员）都要对现象学有一定的认识”。这些构成了完成对话研究方法的基本条件。
这样，通过分享自己的体验、查阅相关资料、收集访谈资料以及分析，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真诚的对话，就获得了对宽恕本质的认识（见附录10）。
对话研究者反复重申，对话研究方法并不是遵循预先确定的步骤或者程序。但是，在对话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上述的各个阶段只是我们为了更明确地了解这一方法，就对话研究实践所存在的共性的概括。在有的研究中并不一定遵循上述的方法，但是一定包含如下的一些基本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即完成了整个研究过程：
（1）研究小组的成员对研究主题和共同合作真正感兴趣吗？小组成员具有现象学研究和质化研究以及小组研究的相关知识吗？如果没有，小组愿意接受教育和咨询吗？
（2）小组所关注的是一个能够以经验术语描述的特殊现象（如“宽恕他人的过程”）而不是普遍概念或者主题领域（如“宽恕”）·
（3）小组成员花时间更好的相互理解、更好地了解个人与主题的关系、是否产生对主题的兴趣？
（4）小组成员是否撰写对所研究现象自身体验的描述（或者如果没有对它的直接体验，撰写对它的假设了吗）？他们有机会在一个接受的氛围下倾听和讨论这些描述吗？
（5）是否形成一个用于获得描述的基本问题，是否通过访谈或者书面说明获得资料？
（6）研究者阅读和讨论了与主题相关的文献了吗？
（7）对于确定哪些人可以成为参与者，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是否准备了一个统一的形式？
（8）随着资料的收集，是否不断强调对现象的讨论要建立在资料基础上？
（9）研究方向是通过合作得出的决定吗？一路上研究者是否能够允许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存在？他们是匆忙做出决定还是对一个观点进行深入的讨论？
（10）研究者，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冲突和挫折，是否相互尊重，是否享受一起工作的过程，即使在一些问题上很难达成相同的认识？
（11）小组中是否有充满愉快和创造性的时刻？研究者是否能解决冲突？是否能在必要的时候直接表达这些冲突，并注重不同观点的价值？小组成员是否能完成分配的任务，并准时到场？
（12）研究者是否愿意对自己体验进行反思，以此作为加深对现象总体理解的一个部分？
（13）随着资料（或者故事）被讨论，是否逐渐出现有利于对现象理解的基本主题和结构？
（14）随着对资料分析的完成，是否在关注普遍主题和特殊事例之间存在着平衡？是否通过对事例和引用的、有效的应用来证明整体的发现？
（15）研究项目的结束是否不仅仅完成的工作得到了认可，而且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认可？
3.7.对话研究结果考察
对话研究者持有与主流心理学不同的效度观点，他们批评了主流心理学的效度观。他们认为，在主流心理学家看来，直接涉及所研究的话题是有问题的，会有“主观性偏见”和歪曲性影响。为此，主流心理学方法论已经发展了一系列的程序来阻止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产生直接影响。在对话研究者看来，这必然导致循环验证。主流心理学研究为了使所收集的资料更符合研究标准和程序，就必须在方法论上对收集资料的过程进行严格制约，结果导致所收集的资料不能反映研究经验的真实存在。
而对话研究者则是从质化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考察效度，认为这涉及研究结果是否值得信任，它们是否能指导行动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对话研究效度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量：第一是结果的可信赖程度，第二是研究结果对以后行动的指导意义。
从前者来说，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主要是看它是否真实地建立在资料基础上。对话研究者指出，与其他现象学研究方法相比，对话研究在这一方面更有优势。对现象意义的揭示是复杂的和微妙的，除了与现象学取向的其他研究方案一样保持与现象的密切关联以外，在对话研究背景下所进行的研究过程可以进一步加强与现象的联系，因为对话提供一个促进研究者与现象之间联系的方式，这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现象的本质，促进对现象的理解。同时对话研究是多个研究者参与，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现象进行考察和讨论。在对话研究中，研究小组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对其他人观念和视角的挑战，使每一个研究者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假设，并放弃自己的假设，消除“主观性偏见”。从后者来说，研究结果是否能成为进一步行动的基础，包括：制订后续的研究计划、发展心理治疗干预或形成政策或者规划。
以这种效度的观念，对话研究对资料的解释应该建立在资料的基础上，并逐渐实现深入的理解，即超越表面现象。也就是说，与现象密切、直接的联系是理解得以达成的基础。个人对现象的体验不仅不会形成主观性偏见，而且是获得对现象理解的最直接和最直观的途径。
从1984年开始，哈林等人对多种人类日常生活经验进行了研究。从对“宽恕他人”开始，到对“自我宽恕”，再到几年以后，哈林等人和5个研究生再次对自我宽恕进行研究，获得了对“宽恕”的更明确的理解。随后，他们对社会活动家的生活进行了研究。最近，哈林和简·罗与四个研究生一起考察了日常生活中的绝望（hopelessness）和心理治疗师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患者的对绝望（despair）的体验和反应。另一位教师库恩慈，较早时期对“帮助和康复”进行了考察，随后又系统研究了“仁慈”的主题。这些研究结果在很多期刊和专着的章节以及博士论文中得到发表，并在人本心理学以及质化研究领域产生一定影响。不仅影响了其他现象学研究，而且也被很多有关质化研究方法专着收录，成为较有影响力的一种质化研究方法。与此同时，对话研究者认为，每当他们在不同的大会或者论坛上说明自己的研究结果时，都能引起听众的共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他们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4.对话研究方案的贡献与局限
无论是对话研究者自己还是其他人本心理学家都把对话研究方案看做现象学研究方案的一个分支。与其他人本心理学质化研究方案一样，它关注人们生活世界中的经验与现象，主张通过访谈手段获得经验资料，以整体的、质的方法加以分析，获得对经验的完整认识与理解。它仍然秉承了早期人本心理学方法论的基本主张，积极倡导心理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反对科学主义心理学对自然科学一味地模仿；反对科学心理学把人抽象的、与生活世界分离地进行研究，关注经验与情境之间的联系；反对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倡导的研究者的价值无涉论，承认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关涉，主张正视自己对研究现象的预设；反对科学主义心理学所进行的还原研究路线，主张通过直觉领悟，整体地把握现象本质。所以，对话研究方案为弥补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存在的局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对话研究方案是在现象学研究方案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是它与现象学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和自己的特色。这些独特之处也显示了其自身的价值。首先，现象学研究是通过研究者的“悬置”来直接面对现象的，而对话研究则是增加了“对话”这一纬度，目的在于通过对不同研究者“视角”和“偏见”的考察，通过“对话”——从他人的视角来反观自己的观点，以消除这些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所以，虽然它们目标一致，但所走的路径则有所不同，从现实层面看，对话研究通过对话比悬置更能达成对主观因素的消除；其次，对话研究强调研究者之间的协作，不仅在小组中研究者呈现多种视野，认识到研究者所存在的偏见和预设，不同的视野还能为资料提供丰富的解释，研究者各自提出自己对描述的解释，由于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作出的解释各异，这样有可能弥补其他研究者解释描述过程中的盲点，通过研究者之间的共同讨论，对一个描述的解释就可以更完整；第三，通过对话，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在小组研究中分享研究任务使得研究者得到情感上的支持、对个体间差异和潜能的尊重。如，那些技能更强的成员在需要的时候会在实践任务中提出具体的方向，而那些过程取向的成员则提供支持与鼓励。研究过程有效地展开，两者都是必须的。“共同合作的努力，我们在研究中从来没有在时间上花很长，仍然保持高涨的热情与精力，没有人感到负担过重，共同协作可以使研究进程比单个人工作进展得更快。从真实的感受上来说，合作性工作似乎自己具有生命，是对研究者的支持，而不是一件繁重的任务”。第四，对话研究所采用的合作性研究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许在进行特定的研究中，单一方向的研究者无法完成研究任务，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研究人员的参与，研究人员之间的协作不可避免。然而，传统研究已经习惯了单打独斗，当需要这些协作时，有的研究者常常会感到不适。在对话研究过程中，小组研究人员懂得了合作的重要性，懂得了自由和责任，懂得了表达自己的主张与聆听他人观点的相互依存性。尤其是当研究的小组成员一部分由学生构成时，单就这一价值，对话研究就是值得的。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课堂和外部世界二元分离、科学研究与生活经验的疏远、研究和临床实践的脱节的现状。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对话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或者不完善之处。对此，对话研究倡导者也有所自知。首先，如果研究小组功能良好的话，那么小组成员相互喜欢和尊重，具有一些合作的技能，参与过程，对自己和他人经验的真实开放。小组成员对现象学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至少其中的一些成员有过现象学研究的经验。要满足这些条件对很多研究小组来说，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给对话研究的有效进行带来了很多困扰。其次，现在很多大学的学术研究中合作和对话日益减少，绝大多数学生和很多教师都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工作，对于合作研究的经验有限。这也使得对话研究方法的推广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第三，这一研究方法是需要消耗大量时间的，在很多研究主题上不是很适合应用。
最主要的是，对话研究者把“对话”“语言”拔高到一种至上的地位，而没有关注语言背身所存在的局限性。首先，资料的收集是通过语言描述获得的。一方面人类体验的丰富性、微妙性与差异性并不是语言能穷尽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无法用语言描述自己体验的人来说，对话研究方法就不能将他们纳入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之中，这无疑限制了对话研究方法所涉及的对象范围，当然，所有的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都存在这一问题。其次，对话研究把对话视为获得真理的途径与手段，否认真理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普遍性特征。所以，对话研究虽然关注到人的体验的主观性一面，却否认了与此相关的客观性一面。与其他研究方案一样，对话研究方案在关注心理学人文科学特征的同时，忽视了科学主义心理学所关注的研究主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其合理成分没有得到应用的关注与重视。此外，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适合研究者的协作研究。确实，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协作在不断增强，但是也存在着更适合单个研究者进行的研究，面对这些研究，对话研究方案的基本条件就不复存在。对于那些单独研究更具高效律的研究者来说，也许对话研究也不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式。因此，到底采用单独研究还是协作性研究，取决于研究者的偏好和特定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