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列娃不愿斥责他，也不愿去争辩。他每日痴迷于在宇宙中邀游，因此不曾注意到她必须在很多地方省吃俭用，才能维持收支平衡。
“从现在起，生活要更加困难了，”米列娃忧愁地说，“你还是专利局的小职员时，我们的朋友大多数是跟我们一样穷的研究生，因此也不必装阔。但现在你已经是一位教授，应该穿得像其他教授那样讲究了，而且我还必须举行晚宴，招待他们的太太。”
“我们可以想些办法来应付这些新的开支。”她的丈夫以惯常的乐观态度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自己想法子？”米列娃嘲笑他。米列娃十分担心，因此尽力四处张罗，很快就使收入增加了，因为她收了几个学生寄宿。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爱因斯坦高兴异常，“现在我可以跟这几个学生一起吃晚餐，并且像老朋友一样跟他们聊天，而不是像教授对学生说话。他们也会开开玩笑，问我一些问题，并且前来向我请教。”
他很讨厌繁文缛节，在学生时代就是如此。学生们很喜欢他，因为他从未要求过他们尊敬他。爱因斯坦十分狂热地讲求民主，因此对于一些资深的教授，也是同样自然而亲切。爱因斯坦因此结交了许多朋友，但像他这样不拘小节、我行我素的人，免不了会在无意间得罪某些人。
苏黎世的生活过得相当愉快，但是当布拉格的德国大学给他发来聘书，请他担任正教授时，他接受了，并于1911年离开瑞士前往布拉格。倒并不是薪水多才使他动心，爱因斯坦非常欣赏19世纪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他的个性和法拉第十分相似。法拉第曾经说过：“我一向热爱科学甚于金钱……我绝不会成为富翁的。”
“我现在必须写信告诉妈妈，我就要成为德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正教授了，”他轻轻笑着对儿子说，“上小学时候，我的老师曾取笑我口齿不清，而且害羞，那位老师还说我是她所教过的学生当中最笨的一个。妈妈当时就预测我将会成为一名教授。”
“就像是丑小鸭！”汉斯叫道，“爸爸，把那个故事再讲给我们听，好吗？”
“让你们的爸爸去收拾他的文件和书吧。”爱因斯坦夫人对孩子说，“他必须自己收拾才行。”如果爱因斯坦不收拾他那一堆一堆的文件和书籍的话，这项工作就要落在她的肩膀上了，而她本来就有很多其他家务要做。
到了布拉格，米列娃先找了几个房间让全家人住下来，直到他们的家具从瑞士运到为止。很不幸的是，邻居们对于他们的小孩子的吵闹行为提出抗议，房东很有礼貌却坚决地要求爱因斯坦一家人搬走。
“我们搬到什么地方去呢？”米列娃焦虑地说，“两个小男孩吵得要命，又没有办法让他们安静下来。虽租了一间公寓，但是家具还没有运来，我们怎么住呢？”
第一次，爱因斯坦决心担负起家庭责任。“我去买些简单家具暂时用一阵子，直到我们自己的家具运到。不，不会太贵的，反正只是要用一阵子，我去买些二手货好了。”
米列娃看到他如此会打算，心里倒是十分高兴。但等到他们一家人在布置简单的公寓里睡了一晚上后，她就不这么想了。某些小东西藏在其中一张旧床里闯了进来，汉斯和爱德华整晚辗转反侧，第二天早上向母亲展示，他的手上、腿上全布满了可疑的红色小点。
“臭虫！”米列娃不禁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把它们除掉，然后把那些干净的床搬进来？”
“不要担心，”爱因斯坦对她说，“它们一定是捷克臭虫，等到它们明白我们是真正友善的德国人时，就不会再咬我们了。”
他已经知道，布拉格的捷克人是多么痛恨这些外来统治者。在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爱因斯坦全家到一家小餐馆吃晚饭。
“你有没有看过这么怪的菜单？”米列娃惊叫道，“瞧，这儿的菜名用德文写的只有半页。把菜单倒过来，就是用捷克文写的另一份菜单。”
爱因斯坦把侍者叫到餐桌边来，这位教授很高兴地发现，这位侍者会讲德语。爱因斯坦现在能说流利的法语，也学过意大利语。他一向觉得语言是个困难的问题，他也听说过，捷克语并不怎么好学，因此他很高兴能够使用他的本国语言。
“你们为什么把菜单印成这样？”他问道。他的声调和表情都极其和蔼，因此那位一向以冰冷的态度对待其他奥地利及德国客人的侍者，也对他报以微笑说：“先生，因为我们的顾客包括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他们全都喜欢见到菜单上印着他们本国的文字。”
“话虽不错，但是，为什么不把菜色正印呢？先印捷克文，然后印德文。”
“如果我们的德国顾客发现他们的文字被印在了菜单的下半部，他们就会认为受到轻视。”
“我想，如果你们先印德文菜单，你们的捷克客人也会认为受到了侮辱。”
这位侍者点点头，然后急急赶去侍候另外一桌的客人。
“现在就能看出来，布拉格的气氛是多么恶劣！”米列娃说，“我比较喜欢瑞士，在那里，各个种族的人都能相安无事。”
从那次以后，爱因斯坦经常去那间小餐馆，并常和那位侍者及他在那儿遇到的捷克朋友谈天。爱因斯坦教授跟在布拉格的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不一样，他没有种族歧视的观念。他并不轻看那些被统治的捷克人。他发现，德国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和捷克人之间，存在着一股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仇恨的感觉。
有几位捷克学生前去听爱因斯坦讲课，并接受指导从事研究。因为其他许多德国教授对他们的态度一向很傲慢，起初这些年轻人还怀疑过爱因斯坦如此和善是否别有企图，等到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信任这位德国人——他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之后，这些学生就对他谈起他们的民族长久以来对自由的争取，这种奋斗的热诚一直未曾消失。
虽然爱因斯坦远离犹太人已经有好多年，但在布拉格他开始觉得与他的同胞越来越亲近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规定，任何一位大学教授必须属于帝国所承认的任何一种教会，否则教授资格就不予承认。爱因斯坦自己登记为犹太人，但这纯粹只是表面上的。他沿着狭窄的圆石街道，走入以前的犹太人聚集区，站在那儿，他仿佛回到了几世纪前的时代里。高墙上的时钟用希伯来文标明时刻，教堂的石墙坚固得如同堡垒。当年布拉格的犹太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而逃到教堂时，就把教堂作为抵抗的据点。附近有处墓园，从里面崩塌的墓碑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圣徒及学者成为了牺牲者。
走在这些烈士的坟墓之间时，犹太人的历史对爱因斯坦来说，变得比他以前听慕尼黑的犹太教士所讲述的还要真实。
“犹太主义”——这项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犹太国，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就是从那里被驱逐出来的——爱因斯坦第一次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兴趣。爱因斯坦在布拉格的一些新朋友，都是犹太主义者。某些晚上，他们就坐在家中，讨论在古犹太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爱因斯坦坐在一旁，抽着他的烟斗，默默地沉思。
表明宗教信仰，并不是爱因斯坦获准进入布拉格德国大学执教所必备的唯一手续。另外有一项要求，使这位憎恨战争的科学家深恶痛绝，那就是要求他购买一件制服。这种制服跟奥地利海军军官的制服十分相似，三角形的羽毛帽、饰以金带的外套和长裤，以及一把长剑。跟所有的奥地利教授一样，爱因斯坦被要求穿上这件华丽的制服，宣誓效忠，然后才获准在大学执教。当然，他以后再也不曾穿过那件制服。
这使他的大儿子汉斯十分忧虑。
“爸爸，”他请求说，“在你卖掉或送走那件可爱的制服之前，我希望你把它穿起来，佩上你的剑，然后带我出去走一走。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到你穿上这件制服。”
“好的，没问题。”他的父亲笑道，“他们会以为我是巴西海军上将呢。”
爱因斯坦认为布拉格另一项十分愚蠢的风俗，是新任教授必须去拜访与他在同一学校任教的每一位教授。爱因斯坦感慨地说，天哪，要连续去拜访四十个人，多么讨厌呀，但在另一方面，他也在心里愉快地想道，在从事这种令人厌烦的拜访时，可以顺便欣赏一下布拉格各区不同的风景，也是挺不错的。因此，他开始愉快地展开漫长的拜访活动，他总是挑选可以供他散步的风景优美的街区。当欣赏完所有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后，爱因斯坦立即把访问名单撕掉，不再继续这种正式的访问。他未拜访的那些教授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可是他们怎会知道，爱因斯坦博士之所以不去拜访他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所住的地区引不起爱因斯坦的兴趣而已。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也会经常一再拜访某些教授，这些人都是科学家，或者是同样爱好音乐的朋友。爱因斯坦曾接受邀请，加入了一个由极有天分的业余音乐家所组成的四重奏。
爱因斯坦住在布拉格期间，继续进行研究工作。他不仅在书房里思考和研究，甚至在曲折蜿蜒的街道上散步，或是漫步在可爱的小山丘时，他那大脑袋里也在不停地思索新的问题。有一次他告诉与他共同工作的一位物理学家：“我所从事的工作，在任何地方都能进行。”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定居后不久，他的母校——苏黎世理工学院——却在这时请他回去担任教授。回想过去，他未能通过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后来这所学校的部分教授又不愿推荐他担任最低级的教职。如果爱因斯坦的天性中存有一丝一毫的褊狭，就一定会对这项胜利抱着骄矜自喜的心理，但爱因斯坦并没有这样想。
理工学院比苏黎世大学规模更大，也更有名。他一直怀念那个可爱的瑞士城市，而且他在那里还有许多朋友和同事。米列娃在布拉格生活得始终不愉快，当爱因斯坦正犹疑不决之时，她主动说服他回到那个她深深喜爱的城市。于是在1921年，爱因斯坦教授离开了布拉格，接受理工学院的教职及研究工作。
几年以前，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曾这样说：“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证明为正确的话——我预料定会如此——他将被推崇为20世纪的哥白尼。”虽然爱因斯坦只有三十出头，但他的声誉却与日俱增。他已获得每位科学家终生所追求的最高荣誉——应邀前往萨尔斯堡及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大会上发表演说。他的新理论引起全球科学家的最大兴趣。
1922年，普朗克教授前往瑞士苏黎世拜访爱因斯坦博士。这两位物理学家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是好朋友，当时普朗克教授已经成名，对比较年轻且默默无闻的爱因斯坦也给予了很多鼓励。他们的友谊维持了很久，不过，除了同样具有科学天分及喜爱古典音乐之外，这两人却有着很多显著的不同。
普朗克出身于一个政界高级官员的家庭，爱因斯坦只是一位小商人的儿子。普朗克个子很高，举止优雅，他的衣服烫得笔挺，爱因斯坦则略微矮胖，不拘小节，甚至在社交场合中的穿着也很随便。普朗克是天生的领袖，他喜欢主持委员会，或是担任某项会议的主席，爱因斯坦则拒绝出席任何会议，除非是他极感兴趣的。一个是贵族化的普鲁士人，一个则是来自德国南部的犹太人，爱因斯坦仍然不喜欢德国北部的寒冷及繁文缛节。
但是，由于普朗克博士对爱因斯坦的成就衷心赞赏，因此他在见到爱因斯坦时，立即提出一项邀请。他邀请爱因斯坦接受柏林的三个职位，注意，是三个而不是一个。若是换上一位年纪较大且资格较老的教授或是研究人员，一定会把其中任何一项职位当做终生事业，而当时的爱因斯坦却只有三十四岁。
普朗克所提出的第一个职位是柏林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科学院创始于1700年，是德意志帝国当时最古老及最杰出的科学研究机构。该院的正院士只限七十人，另外有两百名通讯院士。普鲁士科学院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从事科学研究。普朗克相信，像爱因斯坦这样已经在科学研究方面创造出极高声望的科学家，必能增加科学院的声誉，因为该院本身已拥有许多德国的最优秀学者。
第二个职位是柏林大学的教授。爱因斯坦在柏林大学不必从事他所痛恨的“马戏表演”式的授课，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讲课，而大部分时间可用来从事研究工作。
第三个邀请来自柏林的威廉研究所。这家研究所是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创立的，从事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这家研究所还没有单独成立物理研究所，准备在物理研究所成立后，由爱因斯坦出任这个研究所的主任。同时，他也将在其他研究所的研究中担任顾问。
爱因斯坦年轻时在德国生活得并不愉快，他一再寻思，是否有必要再回去，而成为那个僵化的、由政府控制的教育制度中的一分子？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德国首都，可能自由呼吸吗？
爱因斯坦虽不在乎这些职位的丰厚薪水及重要地位，但又很快为能有机会和能斯特、哈伯及普朗克这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化学家及物理学家一起进行研究工作而动心。普朗克向他保证，不会让他担任任何行政工作，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他的研究，于是他决定前往柏林。在苏黎世及布拉格担任了短暂的教职之后，爱因斯坦终于接受了后来他一连担任长达二十年的工作，而且表现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