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瓦特斯是一个年轻的诗人兼作家，他被一位学雕刻的同学带进这个小屋时，刚好看到挂在墙上的《科学与慈悲》，以及旁边放着的《阿拉贡房舍的天井》，那些画作使他十分折服。在一堆一堆的速写本图画和速写本中，毕加索正忙着创作另一幅油画。当毕加索以锐利的目光凝视着他时，他感到局促不安。
在互道再见的时候，萨瓦特斯恭恭敬敬地对毕加索鞠了一个躬。这就是他们友谊的开始，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萨瓦特斯1968年去世为止。
18岁的毕加索一文不名，却已成为“四只猫”的一个领袖人物。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四只猫”发了很多言。事实上，他经常沉默着，而且喜怒无常，有时候也表现出全然的厌倦。但他一开始说话就一定说得很好，经常充满机锋，而且表现出不自觉的权威感，好像他已经能比座中其他任何人画得更好似的。
最近四五年来，毕加索的大部分作品已完全成熟。但他尚未定型，他书读得极少，几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而且缺少成人生活的经验。除此之外，巴勃罗这个小孩子还活跃在他体内，事实上，他的一生都是如此。
这个时期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审美学，想要把当时人们所接受的一般绘画完全摧毁，并且把感受的境界推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人们可能想说这是“扩大美的观念”，但毕加索真正考虑的是“本体”（being），而不是“美”这个空泛的字眼。
“美？”他对萨瓦特斯说，“那个字对我没有意义，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意思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能引出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相当有野心的大计划，而它的开端也充满着自我怀疑、沮丧的时刻和错误的起步。不论如何，这种过程从他在1899年—1900年间迅速完成的画作中已见端倪，但以一个完全自觉的过程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渐趋成熟的风格
当时的“四只猫”正掀起一场“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艺术家们慷慨激昂地谈论社会与艺术。在酒吧、饭馆、咖啡馆里，他们不眠不休地争论着，直到语无伦次。颓废派的诗人、作家、泛神论者、象征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哲学家们坐在酒吧饭店的桌子上，高声地呼喊着尼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书中的词句。
在“四只猫”最受尊敬的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是年轻的布洛沙，他对在那儿所见到的艺术家不屑一顾，说他们是“神经质的附庸风雅者，一心只想使自己显得和下等人或中产阶级有所不同”。
但他却也觉得在下个世纪中，艺术将会出现新希望，是无政府主义的人间天堂。他说：“人类，由于智慧而感到骄傲，他们不能忍受任何妨碍自由的东西。这种个人价值的提升，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或神能阻挡个人通向全然自由的坦途。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理论会导致分崩离析，但人们除了负面的本性外，必然也有正面的本性，一个人会去重建并更新他失去的力量。”
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深深吸引着毕加索。比方说巴肯宁所说的，“破坏的热情也正是创造的热情”。恐怕再也没有别的话更能引起他的共鸣了。
有人说毕加索的创造也遵循了同样的过程——破坏、再破坏，由真实退回内心，再合成新的世界、新的力量、新的视野。
尽管布洛沙的政治理论十分高深，而且精准，毕加索却不曾全盘接收，他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他所接受的是一般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高度同情。
他周围的人们都对中产阶级的艺术不满，并痛恨文化上的势利，但他们自己却常常创作那一类的作品。毕加索并不去管他们的反复无常，不论“四只猫”有没有鼓励他，终其一生他都是反对势利的。
巴塞罗那的气质是乐天的、前瞻的，对外面的世界有极大的兴趣。“四只猫”里有很浓厚的气氛，人们谈的最多的是易卜生、托尔斯泰、瓦格纳、尼采。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在这儿，他能从其他人那儿间接接触到这些人的思想。
毕加索的确读书不多，但这并不是说他不够敏锐，事实上他的心念动得特别快，不耐烦去慢慢地消化文章。但诗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毕加索当然读诗，而且一辈子都喜爱诗人。诗几乎像一幅图画或一座雕刻一样，具有可以马上把握住的浓缩本质。
毕加索由当时的住处迁了出来，搬到一间位于楼顶、没有装潢但照明良好的工作室去住。跟他同住的是他的朋友卡洛斯·卡萨吉玛斯，卡洛斯是美国驻巴塞罗那军事顾问的儿子。
由于房内根本没有家具，他们就把家具全都画在墙上：桌子、椅子、柜子、一张沙发、保险柜，甚至还包括一些佣人——一个女佣和一个小厮。除了他们画在墙上的家具外，整个房间都堆满了图画，甚至堆到了门外的楼梯上。
这时候，毕加索的一群朋友，包括帕利亚雷斯、萨瓦特斯和卡萨吉玛斯在内，鼓励他在“四只猫”举行一个画展。毕加索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在1899年—1900年间的冬天，着手绘制一连串“四只猫”常客的肖像。他大部分的朋友都出现在这些画作里面。
到了1900年2月，所有的作品都已准备就绪。由于他们都买不起画框，因此只好把作品用图钉钉在墙上。一般人对这次画展反应冷淡，从商业观点来说，出售量只达到业余标准。
这些作品只是毕加索在1899到1900年间作品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段时间里，他的作品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有一幅很令人惊异的画作是《赌徒的新娘》，上面是一张绿色的、面具似的脸孔，突起的前额和两眼上方的弧线向下延伸成长而直的鼻子，给人一种非洲雕刻的印象。
另外有一张是他画室向外俯视的街景，用一种别人绝不会用的方式画出：远远下方的人影、小车子，用两三笔有力的挥洒将之勾勒得出奇生动，并且在周围用一圈一圈的厚涂法表现出空间的深度。有人说他在这一时期画作的进展涵盖了艺术史上除了印象派之外的每一阶段。
另外，还有许多的绘画，画的是酒吧、酒馆、戏院和舞厅的景象，还有许多的斗牛和斗牛士、海报的习作、裸体人像、自画像。这些自画像包括初到这城市的小男孩，1896年时笨拙的少年，一直到青年时期。有趣的是，这些脸孔有时年轻，有时苍老，有时棱角分明，有时线条圆滑，没有两张自画像上的面孔是完全一样的，每一张的感觉都不相同，毕加索对“自己”这个题材没有十分肯定的掌握。
像毕加索那样纯个人和崭新的审美观，想必经过一段长期而痛苦的孕育过程。这些倾泻而出的作品，显现着多方的尝试和多方的成就。可以想到的是，他对自己这种创作也有过怀疑的时刻，尤其是当他的周围都是一些不能了解他的人时。人们只沉浸在现在和过去，而他却已经跨入了未来。到达这种境地的人必然是寂寞的——他不能追随，只能引导，但在引导之前，他必须先对自己确定。
1899年—1900年间的另一特点就是，他已经拥有种种惊人的技巧——铅笔、胶彩、水彩、厚涂、油料之外，他还加上了蚀刻和木雕，可能还包括了雕塑。
关于毕加索第一次的蚀刻作品，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他的朋友康纳斯教他怎样准备金属板，用针在上面画线刮去保护层，然后把它浸到酸溶液中，把暴露出的金属部分蚀成容墨的沟槽。接着，毕加索画了一个骑马的斗牛士，穿着带刺的马靴，手上提着他的矛，身旁的地上有一只小猫头鹰。不过他事先没有注意到印出来的图样和版子上的正好相反，结果斗牛士的矛就变成了抓在左手上。这一点都没难倒他，他马上为这幅蚀刻命名为《左撇子的斗牛士》。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学到了很多，但当他大部分的“四只猫”朋友们尚在积极从事现代主义的革新时，他已开始从这有些褪色的改革中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