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亦为悌，乃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将“弟”与“孝”并举，“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从根源上说，“弟”也与“孝”一样乃是由血缘亲情派生出来的，就其作用而言，乃是为了维护家庭秩序之和顺、由家及国的伦理道德规范。“弟”不仅适用于家庭关系，也适用于社会关系，适用于社会上一切年长于己、社会地位高于己的人，正如《论语·学而》邢疏云：“其为人也，孝于父母，顺于兄长，而好陵犯凡在己上者少矣。言孝悌之人性必恭顺，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上而好欲作乱为悖逆之行者必无。”孟子将之具体化为“徐行后长者谓之弟”（《孟子·告子下》），并推而广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忠，乃忠诚老实之意。孔子弟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论忠有多方面含义，既有“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也有“为人谋”而“忠”（《论语·学而》），还有“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至汉以后，“忠”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和规范更多地运用于政治领域，主要是指对君主的忠诚。
信，乃诚实无欺、言行一致之意，孔子以之为行仁之重要品质。他强调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谨而信”，“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作为统治者更应该言行真实无妄，百姓方能以真情对上，“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其情”（《论语·子路》）。孟子言信，多是就朋友关系而言，处理朋友之间的关系要真实无妄。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信只是适用于朋友之间，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孟子同意孔子这种观点，认为信是每一个人立身行事之准则。同时，“信”是以“义”为前提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合于义之信，才是朋友有信、人而有信的正确含义。
“信”后来成为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之“五常”之一。
当然，儒家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还有很多，如孔子所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此五者除信以外，还有恭、宽、敏、惠，此外，勇、直、刚、谦、敬、慎等等有一足。
四、道德之修养
儒家自孔子始即形成了重视人的自我道德修养的传统，形成了一整套丰富系统的修养方法理论，内容丰富，认识深刻，在今天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克己内省、身体力行
孔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不是依靠外在的强制，而是依赖自觉努力完成的，所谓“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同时道德修养不能脱离社会实践，他提出了克已内省、身体力行的道德修养论。
其一，立志。
孔子以“立志”为道德修养之首要环节，志即人的志向、信念、追求。立志即确立崇高的志向。“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人只要确立了崇高的道德理想，以实现仁道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则“无恶也”同时，“士志于道，而耻恶言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追求远大理想，不能计较物质生活之优劣，孔子高度赞扬颜回之安贫乐道。同时人立志之后尚须持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人一旦确立了伟大的志向，则须持之以恒，不能因各种原因而改变。
其二，克己。
孔子主张在道德修养中，应注重严格要求自己，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仁、礼的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克已，应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凡事重在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孔子强调克己为复礼、成就仁的先决条件，同时，克己又是以“仁”为其内在规定性，以“礼”为标准，并非无原则之克己宽人。
其三，力行。
儒家言道德分“德性”与“德行”，德性乃内在之德，德行乃德见之于行。孔子重“行”，以“力行”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所谓“力行近乎仁”（《礼记·中庸》）。观察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如何，必“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只有那些“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言行一致之人，方不失为仁人君子。
其四，内省。
孔子以内省作为经常性的道德修养活动，他认为人的道德修养主要决定于其主观的思想，其弟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即为孔子此内省观点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孔子倡导之内省，非闭门思过，而是一个人经常不问断的修养行为。同时，人的内省，必以自觉为前提，没有主观的自觉，则无法使这种自省的修行进行下去。内省是～种内心的自我反省，不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内省的结果不仅可以达到心灵的安宁，“内省不疚”，亦可以有过改之。
其五，中庸。
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孔子以中庸为至德，同时又以中庸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人的一切行为都应做到中庸，“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他认为社会上一切不尽如人意之处，全在于违悖了中庸之道，“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礼记·中庸》）。同时，孔子强调，中庸之道并非无原则之“乡原”行为，而是因“时”而中，因“礼”而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礼记·中庸》）。
（二）存心养性、反求诸已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提出了“存心养性，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论。
其一，存心养性。
《孟子·尽心上》载：“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虽然人生来即有仁义礼智四善端，但此善端充其量亦只是道德善行的可能性，若使善端转为实实在在的善行，则需要人后天的存养和扩充。此存养和扩充的功夫，一是“求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人只要保持天赋的良心与理性，并扩而充之，就可以成就其大人君子人格。二是寡欲。孟子认为人之道德存养的障碍来自于人的耳目之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据此，孟子提倡“养心莫善于寡欲”，因为“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寡矣”（《孟子·尽心下》）。
其二，反求诸己。
孟子从先天的善性出发，提出“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的道德修养方法。孔子在道德修养中亦强调“内省”、“内自讼”，孟子与之差异之处在于更加强调从自身行为的动机上加以自我反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以射箭为例，说明仁之行与否，全在于人主观的动机是否端正。所谓“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也”（《孟子·离娄上》）。
其三，养浩然之气。
孟子以“养浩然之气”为其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何为“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一种精神力量，相当于“勇气”、“正气”，可以发挥出无穷的力量。如何“养浩然之气”？一要“持志”。“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日：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人的志与气乃是紧密相联，互为因果，人只有拥有志向和追求，才会有相应的“气”的表现，“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孟子·公孙丑上》）二要“配义与道”。“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三要“集义”，其为气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乃是心中之“义”日积月累而产生，而非偶然地外在所得，也非一蹴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四，动心忍性。
孟子认为，在逆境中磨炼自己的意志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就是说一个人若要成就大事，必须经历艰难困苦的磨炼，锻炼出坚强的意志。
（三）化性起伪、积善成德
荀子从其性恶论出发，指出人的道德修养的形成是化性起伪、积善成德的过程。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非故生于人之性”，而是“生于后天之伪”。
人之好利本性虽非人力可去之，“然可化之也”（《荀子·儒效》），礼义道德虽“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荀子·儒效》），这就是“化性起伪”。无论是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就在于他们能够“化性起伪”，所谓“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于礼义积伪也，亦就陶埏而生之也。”
（《荀子·性恶》）荀子同时强调凡人皆有化性起伪的能力，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因为“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世上人人皆有化性起伪、成德成善的能力，能否达到“圣人”的境界关键在于能否积善成德，积善成德主要通过以下几项努力达至：其一，“疆学而求”。
荀子认为通过学习而通晓礼义是化性起伪、积善成德的最有效办法，“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荀子·性恶》）。苟子也承认思虑在获得道德知识中的作用，但他认为学与思相较，学为根本，“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
“疆学而求”的目的在于“始乎为士，终为圣人”，但这种目标是不易达到的。“学至乎礼”是一个坚持不懈、不断积累的过程。所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
同时，荀子强调“疆学而求”必须以“行之”为目标。“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效》）。
学是道德修养的初始阶段，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阶段，没有道德实践，一切的学习都无法最终达至道德修养的目的。其二，治气养心。相对于孟子之道德修养乃以“修心”为主，苟子之道德修养可谓以“修身”为主。但是荀子论修身亦谈治气养心之术。
一是“以礼节之”。“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慢”（《荀子·修身》）。人之血气志意、知虑应属人的思想情感方面的东西，以礼节之，使之规范起来，上升为理性认识，用以指导人们的行动，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大有裨益。
二是调和适中。荀子日：“治气养心之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弩散则划之以师友，怠慢傈弃则熠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荀子-修身》）就是说针对人的性情中的不良倾向，要注意随时纠正，对于偏颇极端者，要以中正导之，诸如对“勇胆猛戾”则以“道顺”导之，“齐给便利”则以“动止”导止。而对于邪恶不良者，则需善行美德改造之，诸如“狭隘偏小”则改造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改造之以“高志”等等。
三是养心以诚。“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荀子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诚”在养心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无德”（《荀子·不苟》）。反之，“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荀子·不苟》）。
总之，儒家道德哲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如果把人类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则儒家道德哲学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已不存在，但它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依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它的优秀部分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