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日：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在苟子看来，秦国的政治在当时最好，但还没有达到他所理想的地步。苟子把他理想的政治叫作“王”，其次等的叫作“霸”，按“霸”的标准，秦国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但是同“王”比起来，秦国还差的远。苟子评价秦国的“霸”道政治说：“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荀子·王霸》）因而秦国的政治是不完善的，也是不足效法的。可见荀子所谓的“后王”不可能指当世之王。
苟子还明确指出，他所谓的“法后王”是要“复古”的。他说：“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渭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如果说苟子所讲的“后王”是当世之王，是春秋战国以来的霸主，这岂不是和他所谓的“复古”相矛盾吗？
荀子说：“故日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日：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荀子·非相》）在这里，荀子明确地指出，他所谓的“后王”是指西周的文王和武王。可见，苟子的“法后王”和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及孟子的“法先王”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主张效法先王之道。郭沫若指出：“他（苟子）的所谓‘法后王’和孟子的‘尊先王’毫无区别，所谓‘先王’者因先于梁惠、齐宣故谓之‘先’，所谓‘后王’者后于神龙、黄帝故谓之‘后’，如此而已。”所以苟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并不是说他法先王而不法后王，而是说他“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荀子·非十二子》）。意思是说，思孟学派仅知法先王的枝叶皮毛，并没有把握先王之道的精神实质。
苟子的“法后王”思想是和其“古今一也”（《荀子·礼论》）的历史观以及“以近知远”（《荀子·非相》）的认识方法密切相关的。在苟子看来，先王之道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而且其精神实质是不变的。
他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又说：“文武之道同伏羲。”（《荀子·成相》）远古时代的王道，由二f时代久远，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而难以稽考了。他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祥。……
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荀子·非相》）五帝等远古时代的先王之道已不可考，而近古的西周文武之道还是明察可观的，当世之人，应该效法周道，再通过周道而知上世。他说：“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荀子·不苟》）这就是说，天地肇始的时候，和今一样；百代以前的先王之道，也就是晚近的后王之道。明智的君子，应该首先明察后王之道，而追论于百。代之前的先王之道。荀子反对舍弃明白可察的后王之道而直接去效法文灭节绝的先王之道。这便使他的思想有了现实主义的意味。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先秦儒家的“法先王”，并不是要真正地恢复先王的制度，他们提出“法先王”是在“托古改制”，是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张目。他们所谓的“先王”，也未必是历史上真正的先王。孟子宣传先王之道的目的是为其“仁政”思想寻找一个历史的根源。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为了达此目的，他把历史上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描绘成为一个个道德高尚、关心民生、能与民同乐的理想人物。认为这些先王能行“仁政”，是因为他们皆有仁心，即“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借此来说服当前的统治者实行“仁政”。
荀子说：“故善言古者，必有节（验）于今。”（《荀子·性恶》）更直接地说出了他所谓的先王之道是有验于今的，是在牵古就今，“托古改制”的目的暴露无遗。先秦儒家所称道的“先王”或“后王”，都是他们所粉饰、创造的理想中的“王”，不能把其和历史上的真人作等量观。
四、重视“史义”的史学意识
儒家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学派。孔子曾说自己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史载孔子曾经删《诗》、《书》，作《春秋》，开了私人修史的先风。后世史家，都把孔子尊奉为中国史学的祖师。刘知几著《史通》，论史书体例之原委，首先就“冠以《尚书》、《春秋》为史家之祖。”钱大昕说，孔子所删定的《尚书》，所著作的《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廿二史札记》）。章学诚又从史学体例上认为“史学本于《春秋》”（《文史通义》）。
（一）以史寄志
孔子删《书》作《春秋》，并不是仅仅出于搜集、保存史料的考虑，而是十分重视“史义”，希望通过修史来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为后世立法。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旧的社会政治秩序已经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周天子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权，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大国相互争霸，战争频仍。在各诸侯国内部，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等上下僭越行为时有发生。孔子身处乱世，哀民生之不幸、生灵之涂炭，决心拨乱反正，重整社会秩序。在孔子看来，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整，必自“正名”始。他说：“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论语·颜渊》又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按照礼制恢复君臣父子的名分，是孔子为政的第一要务，但正名的政治主张“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孔子就删《诗》、《书》，作《春秋》，借历史来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下面就分别以《春秋》和《尚书》为例，说明孔子是如何重视“史义”，以史为现实服务的。
（二）《春秋》笔法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可见，《春秋》是以鲁国旧有的史册为依据，由孔子按照一定的体例，加以删削、改写而成的。之所以称孔子作《春秋》，是因为孔子在对鲁国的史册进行笔削时，并不单纯记载史事，他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借此表达他对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社会理想。孔子的《春秋》和鲁国的旧史记相比，其中包含有“微言大义”。司马迁说，《春秋》书成之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也就是说，《春秋》中的褒贬大义，不便明书，只能通过隐晦的方式体现出来，并由孔子口授给弟子。孔子去世之后，《春秋》的褒贬大义在弟子和再传弟子间转相口头传授，形成了不同的解说，出现了《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所以探讨孔子的“《春秋》大义”，便不可不用《春秋》三传。综合《春秋》三传，试举几例，来说明孔子是如何用笔法来表现他的“微言大义”。
例如，春秋时，周王室式微，诸侯争霸。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晋、齐、宋、秦联军打败了楚、陈、蔡联军，随即大会诸侯，举行“践土之盟”，并把周天子召来与会，宣布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春秋》对此事的记载却是“天王狩于河阳”（《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左传》对此事的解释是：“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日：‘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日：‘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传》的解释是：“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