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江唤起他无尽情思
毛泽东躺在担架上，渡过潇水，临近湘江，盖着灰色军毯，怀着一种惆怅的心情体验着孤身一人的滋味。
他望着昏暗的天空，四周，像夏天雷阵雨时的黄昏，炮火的闪光犹如远方的沉雷闪电。一直久治不愈的恶性疟疾，耗去了他的精力。他懒得站直来活动活动腿脚，只是向身上扯一扯军毯，挡住夜风袭来的寒意。
湘江，对毛泽东来说，具有特殊的感情，仅仅提到湘江的名字，就会荡起他不尽的情思。湘江，寄寓了他多少梦想与希冀。
十九年前，那也是这样一个寒冷的深秋，他站在长沙城西湘江中的一个狭长的小岛——水陆洲上，远望层山、近看水流，雄心勃发。游目骋怀，长歌高吟：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在那时他风华正茂，心比天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把任何帝王将相看在眼里，视诸侯若粪土，立志主宰大地之浮沉。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那是何等气魄！壮怀激烈慷慨纵横。岳武穆、辛稼轩‘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只能是将帅之威严，却绝非帝王之气慨。
毛泽东的性格和浩然之气，并不来源于他的家教，在他父亲眼里，他是个懒惰无用的不能继承家业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不肖子孙，他曾以跳塘相威胁来抗拒父亲的打骂和羞辱。
他的性格来源于湖南的韶山湘水，高岭给他的崇高与坚强，湘水给他以豪爽与奔放，除湖南人粗犷剽悍和我行我素永不服输的民性之外，《水浒》给他以反叛精神；《三国演义》给他以智慧谋略；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林肯一代英雄豪杰，都唤起他改造中国的勃勃雄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古典哲学，象一桌鸡鱼肉蛋皆备的盛宴，一齐消化后变成他的血液。
他是独一无二的，既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军事家，既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独树一帜的诗人。当他袒胸露肚，躺在藤椅上摆动着大脚丫，或当着客人面解开裤腰捉虱子，间或说几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类的乡间俚语和“屁话，屁事，放屁”等不雅的短词，也就露出了他怎么也抹不去的农民底色。
美国的韦恩·戴埃说过：“伟人之所以伟大，关键在于：当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理智，他则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成大业者两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一是经天纬地之才；二是坚韧不拔之志。
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失去了实际权力，这在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本来是以请病假回后方休养的名义，将被解除军职的决定公之于众，结果，他真正病了，而且在两年中，几乎都在病中度过。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曾向周恩来谈到过这种心情，他说：“在选举中遭到一次失败，的确比战争中受一次伤还痛苦，后者只伤了躯体，而前者却伤了精神。但是，选举的失败却有助于培养力量与品格，而对于未来的战斗是很必要的！”很难说这位美国总统说的自身感受，就能反映此时毛泽东的心情。
当时，周恩来是赞同尼克松的观点的。并且加以补充，他说：那些一生都走着平坦大道的人是培养不出力量的。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逆着潮流而不是顺着潮流游泳才能培养出力量。”
这话引起尼克松的进一步感慨：“某些政治领袖从未处于逆境；其他一些领袖则从未战胜过逆境，只有少数领袖能在逆境中树立自己。”
当然，这些三十八年后的话，不会是预言三十八年前处在逆境中的毛泽东。
此时，在湘江边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他的那首《沁园春》。也不曾产生出“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任何联想。
战士鲜血染红的江水，使他想起鲁迅先生那首着名的《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
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
皎如皓月窥彤云。
生活，常常在人们意想不到地方，出乎意外地打开一叶天窗。闪电般的一瞬，那久已模糊、淡忘的一切原貌，又以惊人的清晰再现出来。
鲁迅先生这首诗，是根据1930年11月24日革命烈士惨遭杀害的所谓“长沙事件”的报道而写的。那时，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在盛行。1930年7月和9月两次攻打长沙。革命战士英勇奋战，湘水为赤，杨开慧亦于此时被捕，于1930年11月24日被杀害。
“长沙事件”及杨开慧等共产党人的牺牲震动了全国，上海等地报刊在报道时，曾提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鲁迅在这里借“湘灵鼓瑟”的故事，寄托对革命烈士的哀思，表示对反动派血腥屠杀的愤怒。
毛泽东从鲁迅的《湘灵歌》想到了杨开慧。心中充满着一种常人皆有的缅怀与愧疚：当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在风险浪恶危机四伏的湘江两岸为革命奔波时，他在井冈山就和贺子珍同居了。无论他如何排遣，某种负疚感总是无形地伴随在他和贺子珍的生活中。
毛泽东和杨开慧曾经有过志同道合情深意长的幸福。尽管岁月流逝，杨开慧的一颦一笑仍使他不能心安神宁，时时激起青年时期对她的火热的情爱。他对杨开慧和贺子珍的爱，哪个更真挚更深沉，他似乎难以找到测量这种深浅的尺度，她们两人是不同的。
但是，毛泽东既具有农民式的被人讽之谓“乡巴佬”的生活习性；又具有哲学家的深邃、诗人的浪漫、大战略家的远见和领袖气概。这些反差极大的素质，注定使他很难找到满意的伴侣。从杨开慧、贺子珍到后来的江青，她们都只能互相适应他的一部分需求！
毛泽东久经沧桑，他善于透视别人心灵。他经常感受到杨开慧那温存的目光。宛如撒向他心中的火苗。但他时常对这种热恋采取抗拒的态度。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它必然削弱把主要精力用于伟大革命事业的意志！
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曾引起他久久的感叹。
对伟业的追求，超过生活中的一切。
他跟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是幸福的：也许应了“若要甜加点盐”那句俗话，他们之间充满着误会、使气、别拗、冲突与和解。
杨开慧对他过分的依恋，曾使他产生过厌烦，写了元稹的《菟丝》赠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这首诗使杨开慧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致毛泽东数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杨开慧耿耿于怀久久不与其和解。
毛泽东又记起，那是1923年的冬天，他们几乎吵翻。那一年毛岸英刚刚周岁，毛泽东要离湘远行。可是，杨开慧不愿意放他走，要么，就把她和孩子一起带上。这两种办法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这就出现了常人(那时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家中经常出现的争吵的局面。
以至他离家出发之时，杨开慧竟然不去送行。他是那样苦恼而怨恨地独自踏着长沙东门外的铺地寒霜，披着半边残月，站在清水塘边等待杨开慧心回意转，从后面跑来。
结果，他没有等到。当火车汽笛长鸣，站台上仍不见杨开慧送行的身影，他是多么怨忿，多么伤心，又是多么孤单啊！他当时面对火车窗外疾速向后飞去的山野和天空时聚时散的流云，写下了一首《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
更堪那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稍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毛泽东回想他们之间发生的种种误会，来往书信竟解释不清，既懊恼又遗憾。世上多少家庭，不管平民百姓，还是皇帝总统，夫妻间就是在这种互不沟通的误会中度过的啊！真正的互相爱着，却又互相折磨着。毛泽东希望那些误会，象过眼的滔滔云雾一样消散无踪。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旧的误会消除，新的误会随又发生，真的没有不吵架的夫妻，没有无冲突的家庭吗？真象有人说的：“对外是模范夫妻，对内是互打耳光，只是家丑不外扬”吗？
人有病，天知否？
毛泽东感到人生之复杂，写下一句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触：他本来期望杨开慧会借他离家远行的契机，解开疙瘩前来送行，但他判断错了。
内心之深奥、性格之缺陷，这样的人生之病，谁能参透？也许只有上帝知道吧？他踏着深秋寒霜，提着小小的行李箱，步出东门。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他是那样孤独地走着，几步一回头，依然不见杨开慧修长的身影，怨恨之刀无法割如缕的情丝。
凭割断愁丝恨缕。
他的心情由伤感而愤慨，突然涌起的豪情冲决了忧烦沉郁的堤坝，怒涛狂泻：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象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他怀着陡起的稀世豪勇、人杰气概，昂首阔步地走了，不再回头。
他从秋收起义失败到宁都会议。每逢坎坷痛苦时，他总是想到杨开慧。在他最苦闷时，贺子珍只能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不能从心灵上宽慰他！因而也就对杨开慧倍感思念。当他重抄这首《贺薪郎》时，他才可能面对自己，面对内心，象无数常人一样，在纯属个人的内疚、恩怨、悲苦、忧烦和怀恋中徘徊。
谁的心灵的奥秘会公之于众？
二、历史列出的思考题
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军队。从客观上看，对他来说，未必就是坏事。实际上，他的威信并没有降低，甚至还增大了。
他离开前线，专心致力于政府工作。这使他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声望遍布苏区，而且影响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引起斯大林的重视。
一时的丧失，使他避开危局。而为后来成功铺平了道路。这永远是一个哲学的思考题。
在当时的局外人看来，一个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是没法与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地位相比的，尽管这个国家只有几个县的属地(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专员吧)。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
在红军部队里，士兵们只管打仗，他们知道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长。却很少过问再往上是谁在指挥：是毛泽东？是朱德？是李德？还是周恩来？他们才不管呐！就是蒋介石也搞不清谁在指挥这支西征大军，他不了解共产党内的斗争，和权力的更替，所以在此时来往的电文中，还是用他的习惯称谓“朱毛赤匪”。
当红军指战员们知道打了许多败仗，而毛主席不在前线时，对毛泽东的期望和信赖便激剧地增长起来。
对毛泽东幸运地并非自愿地躲过了五次反“围剿”这一关。这是人生道路上的塞翁失马，如果由他在指挥，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胜利与失败。那么，这段历史就得重写。在球类比赛中的抽签，就充满着倒霉或幸运的偶然性，谁临危受命，历史责任就落在谁身上。
毛泽东像一切伟人一样，有着极端的自信、自为，而又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他是生来推动历史改变时势的人！失败了，不妨重来，三湾改编前的秋收起义是个大失败，宁都会议也是个失败，他虽痛苦却不绝望。直到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准备在他亲手点燃的动乱之火不可收拾时，以七十岁高龄，重上井冈山，从头做起。时时表现出胜不骄败不馁，正是历来伟人、强者的必备素质。
毛泽东的目光总是盯着前面，既不为一时的私情所迷乱，也不因突现的艰难险阻所动摇，他懂得要善于等待，也懂得必要的退却，更懂得不失时机。他自信面前没有可逾越的鸿沟！
警卫员吴吉清告诉他，休养连就在附近，是不是去看一看怀孕已经八个月的贺子珍！
“不去了，过了湘江总会见到的！”他的声调里透出极不协调的沉郁和忧伤，他那马灯照耀下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描绘的苦情。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能走完未来的不可知的行程吗？他象往常那样，刻意掩饰着内心，用凄楚的目光凝然西望，久久不动。他的思维的奔马正向四面八方任意飞驰。
在五次反“围剿”期间，在西征之前，毛泽东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再取永丰，攻兰田或宝庆。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这个建议，有人认为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唯一正确的建议，只是被“左”倾领导者无理拒绝了。
因为历史已经做了出来，证明西进湘江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使红军损失惨重，但在那时来看，这两种方案哪一种更好呢？如果进军湘中失败，甚至失败得比渡湘江更惨，会不会再反转来说：“与二、六军团会合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案”呢？可惜，历史不能对两种方案都作出证明，只能事后作冷静的科学的分析。
红军开始集结，到达会昌地区，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两次建议去做，出现的结果又将如何？是比西进湘西好些呢还是更糟些呢？当时条件应该怎么看？后来应该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