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高三人团
周恩来与博古、李德见面时，已是12月1日凌晨五时了。他们必须根据目前情况，决定部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的安排。总司令在参谋部会议上的意见是值得深思的：“敌人已经在通向二、六军团的方向布下重兵，按原定计划推进还是改变计划，就成了决定全军命运的重大问题。”
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周恩来却十分犹豫。显然，这是一次两难选择，利弊权衡，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似乎相等。
“如果没有湘江两岸的严重挫折，用八万人的哀师，冲过敌人的几层封锁，突破敌人的尾追堵截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还是有可能的。”周恩来分析说，“可是现在困难多了，八军团几乎失去了战斗力，这个番号似乎应该撤销，把残余部队补充到几个主力兵团去。五军团损失也极为惨重，三十四师已经失去联系，全部被歼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三军团正在苦战，这种状况，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保险系数太低了。”
李德的忧虑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与二、六军团会合，我们将长期处在流动之中，无后方的作战苦不堪言，伤员无法安插，兵员无法补充，粮食无法筹措，部队无法休整，没有立足之地、必将被对方一口一口吃掉。”
“能不能先作些试探？”博古也在寻找两全之策，“见机而作，等部队全部开过湘江，作一次组织调整，争取几天的休息时间。我觉得不是改变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的问题，而是如何早日实现这个计划的问题。”
“也好，在这个期间，我们不妨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譬如朱德同志的、王稼祥同志的、还有毛泽东同志的……”周恩来知道博古、李德对毛泽东存有反感，故意把他放在后面，他感到三人团已经囿于早已预定的目标，很难突破原有的思考樊篱。
这一点，恰恰使博古、李德变得敏感起来的心理所难容，博古首先提出异议：“既然我们三人团是最高权力机构，就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听别人的闲言碎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他一路散布不满情绪，好象我们一切都错了，只有他是对的！还有王稼祥、洛甫，他们三人常在一起，这是一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人们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中央队三人团’”博古激愤起来，用食指向上推推眼镜，两腮簌簌发抖。
“这种时候，可以不考虑这些，”周恩来急忙插断沉浸在委屈情绪中不能自拔的博古，“个人功过是非，谁承担多少责任，在任何时候都是次要的。”
“批评一定要公正，不然，接受起来也不会口服心服。”
“我们的确带的辎重太多，背着包袱打仗是不行的。”周恩来带血丝的眼里有种压抑的激动，“这是我们对西进形势估计不足的地方，我们整个计划是有很多弱点和疏漏的……”
“若说辎重，我们未出江西就丢得差不多了。”李德声调中流露出不耐烦和抗辩的色彩，“压根儿就不该带着庞大的政府机关！现在是谁拖住我们的腿？是物资还是至今仍然没有渡江的那两个中央纵队？哪有带着六十岁的老头子、抬着伤员病号、拖着怀孕的妇女打仗的？我们只能为他们保驾，坐轿子的反而埋怨抬轿子的避战。”
“我认为现在争论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周恩来不愿陷进个人是非的纠缠中，他用带有规劝的声调说：“问题是如何挽救目前的危局！”
会议出现了折磨人的沉默，或者叫作僵局，这是“最高三人团”成立以来，出现的第一次难堪的场面。
1934年夏天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最高三人团”的所有功过是非和历史责任，的确是很难分清的。
有时，一个领导者，由于上下左右的制约，他干了本来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桂冠落在他的头上，贪天之功，成了时代的宠儿；有的则相反，被迫干了自己极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失败了，成了可怜的替罪羊。不管成功失败，任何人都在历史的合力推动下进退沉浮。
当然，主要责任要由党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来承担。这只能就他所处的地位而言，正象一流选手因故不能出场，冠军被二流选手获得一样，这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不久的青年人(在1931年担任中央负责人时才二十四岁)，也是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又偶然的情况下，推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的，那时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只好由他来暂时填补权力真空。他热情奔放、聪明能干，却不成熟，推行的又是上面的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独立决策，犯错误就带有了必然性。
李德——富有国际主义的献身精神，有军事才华，是名副其实的“街垒战”专家，如果不用“墙倒众人推”的积习，作出真正的剖析，那就有益得多，他到中央苏区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身就是悲剧性的，不要说他，就是拿破仑也不行。正像毛泽东不能使秋收起义成功，周恩来不能使八一起义胜利，叶挺更不能挽回广州起义败局一样，谁也无力回天——历史不允许！
李德，是在第三国际城市中心论的高热中被派到中国来，协助城市工人大起义，进而夺取重大城市的。可惜，上海不是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南京总统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官，工人手中的木棒也不是阿芙乐尔号上的大炮。在第三国际望远镜里看到的工人起义大军的红旗在上海海关大楼上迎风飘展，那不过是海市蜃楼。
城市工人大起义自然是无望的，在蒋介石虎视耽耽集中百万大军向各苏区猖狂进攻时，李德被派到了中央苏区，执行共产国际赋予的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任务。一局中国象棋赛，派了个国际象棋选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车马炮的关系，就仓促上阵了。
“顾问”，顾名思义，不过是看看问问，是请来出主意想办法供主人参考的客人。没想到，在敌人重兵围困狂烈进攻下，惶惶无主的博古，却把他推到前台。
日尔曼民族的雄心傲气和革命者强烈的使命感，鼓励他在中国的广阔的土地上，建立奇功险勋！他不知道，身处危岩绝巅，在风吼雨啸中，是很容易失足落崖的。
周恩来——从八一南昌起义，就负责军事领导。他熟悉外国，熟悉中国城市，他比博古、李德到苏区的时间都早，并且胜利的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肩头的承受力比李德、博古要大得多。
周恩来的崇高之处，是没有权力欲，不贪功不诿过。往往把成就推给别人，而替别人承担责任！
这种品格，使他内心的压力就特别沉重！他虽然不把自己放在众望所归的地位，历史责任却不能由此摆脱。
事物往往是二律背反：如果解脱了他对错误应负的责任，也就加重了他不负责的责任；犯错误的责任是由于历史局限的认识问题；而明知不对还去执行的不负责任的责任，却成了党性原则和思想意识问题了，开脱，反而成了伤害。是直言抗辩党性强还是违心屈从党性强？犯错误不是耻辱，是探求者勇敢精神的体现。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后行的成功者不要耻笑前躯者跌了跟头，先行者才是真正的开路先锋！
我们往往忘记一句古训：“失败是成功的母亲。”
从什么时候，我们民族的胸怀变得狭隘了，浅薄了？原谅因探求而出错的人们吧、剖析犯错的原因以作前车之鉴，不比把人搞倒搞臭好上千倍？在当时，也许为了权力更替的某些原因而采取了激烈的措施，批臭别人才能抬高自己，而作为历史，总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寻求错误的历史成因总比辱及某个人品格更有益一些！
我们原谅自己的错误叫“付学费”，为什么独独不能原谅别人呢？
探索，犹如进入远古洪荒的山林，云遮雾障，危难丛生，前路渺茫，多少先烈倒毙在披荆斩棘的中途。逝者已长眠，生者将何去？他们也许走的路线偏离了目标，但精神却是伟大的。后来人的成功比起先驱者的探求来谁更值得赞颂？
如果作一次史海钩沉，你会发现冤案累累，而被永远误解的人物又何止万千？
直到周恩来逝世之后，海内外学者对他的生存艺术和排难息争的调解能力，在公开或私下里总是众说纷纭：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中这样写道：“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历史。毛打败了蒋的军队后，就巩固了自己在大陆的统治。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毛蒋的冲突实际上说成是一场神鬼之争。毛把自己看作功同二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制造个人崇拜，使人们奉为神明。周一般地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
“在这三人中，赢得了大陆战争的还是毛和周。在这两人中，周的眼光更具有持久的力量。简言之，周也是我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地懂得权力的奥妙。所有这三个人都去世了，但是，周留下来的影响却在现代中国日益占居优势。
“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具上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够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机换上假面具，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精明的人的不同的侧面，这个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的政治生活如此漫长和政治经验如此丰富多彩。
“所有这些品质的交互作用，使他能够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度过比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要长的生涯。”
也许这些评价是有道理的。就政治生涯的漫长来说，像昙花一现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就更加无法与他相比！
许芥昱在《周恩来传》中，认为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在母亲与兄弟之间协调关系搞好家庭团结。由此他锻炼出超人的忍耐性与生存能力，“成为二十世纪生存艺术中无可争议的大师，而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能够经历监禁、病魔和国内斗争的考验。从而一直处于中国权力的顶峰。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可缺少的领袖。”
海外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机会成为中国的头号领袖，可他激流勇退，甘居次位，从不处心积虑地去谋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三十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退居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之后；1945年他退居刘少奇之后；1966年他退居林彪之后；甚至准备退到王洪文之后。
周恩来深谙这些斗争的严酷性，在这种左右互换的磨盘中求存在，并不是一件易事。他有很多机会获取中共的最高领导，他不但没有争取而且让给别人，没有统治欲领袖欲权力欲固然是他的高尚品德。但另一方面，他深知，第一把手，那是风险之地，任何风云变幻，任何轻微失足，就会成为历史罪人而身败名裂。
有些海外学者，对周的这些不争名利不谋高位的品格，感到迷惑，他们从权力斗争哲学或是从生存竞争意义方面去解释。有的则认为周虽然具备了领袖的许多伟大品质，却缺乏两点：
一、缺乏独立地决策能力。
二、缺乏无毒不丈夫的那种森然无情的权术和手段。
有的则认为周恩来的品质“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谦让态度”，有的则认为“正是周无可比拟的光明磊落的气量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排难息争解决纠分和照顾全局的角色”。有的还认为周一贯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与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谦和态度遮盖着不屈的意志，他自我隐没的献身精神使得他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
海外学者对周恩来评价有多少接近真实，那也只能见仁见智。对一个人的评价绝对公允或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就象我们在讨论一个干部，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投赞成票弃权票反对票本来就是正常的！
周恩来的种种优秀品格、温良恭俭让之风采，符合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所以他获得持久不衰的声誉与爱戴。
周恩来不愿意陷进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之中，但他又无法摆脱这些是是非非的人际关系，在国共合作北伐时期直到蒋介石清党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他就悟出了一个道理：任何统一战线，只是暂时的联合，是矛盾的综合而不是矛盾的解决。
但是，党内的矛盾是需要解决的。在大军远征的路途上，解决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是困难的。他对与二、六军团的会合，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对目前的态势看得比李德、博古更清楚一些。
“必须与二、六军团会合！”李德以毫不掩饰的冲动站了起来，“不然，我们就落进灾难的深坑里，身败名裂了。”
“的确如此，”博古急急地向上托托眼镜，身体前倾，双手紧扣，望着周恩来，他受了李德情绪的感染，忧心如焚，凄惨的声音表示出痛苦和绝望的深度，“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等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