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条路杨度不能走，他不能脱离袁世凯。无论是袁世凯对他个人的知遇恩德，还是这些年来与袁家所结成的患难之交，都使得他不能离开袁世凯。尤其是这些日子里，他从袁世凯东山复起的烜赫气势及主宰天下的实力上，看出此人大大地超过历史上那些倒而复起的大臣。
杨度一天也没有忘记过湘绮师所传授的在他的心中已是根深柢固的帝王之学。杨度不甘于寂寞，他也不能忍耐寂寞，倘若在寂寞中做平民百姓，他杨晳子不如死去。袁世凯既然想做大总统，如果辅佐他成就了这番事业，老师的帝王之学不就在自己的手里成功了吗？
杨度想到这里，早已热血沸腾。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了，也不需要再走别的路子，眼下跟着袁世凯走，帮助袁世凯成大事，就是一条充满光辉与成就的大道！杨度血气奔涌，一跃而起，便要立即去找汪精卫。
刚一起身，他又想，中国是行君宪，还是行民宪，是件关于国家体制的头等大事，应该诉之于国民公意才是。如何诉诸呢？他摸着脑袋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发起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由君宪和民宪两党组成，各自吸收会员参加。由君宪党请愿朝廷，由民宪党请愿武昌军政府，双方先停战，再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
他觉得这个主意很好，自己充当君宪党的代表，汪精卫充当民宪党的代表，马上在报上公开宣布。杨度寻思，主张民宪的会居多数，因为独立之省已达十四个，未独立之省只有八个，十四省中产生的代表必定要超过八省所产生的代表，这样自己由君宪转民宪，也就从里到外都合情合理、冠冕堂皇了。
杨度越想越得意，他来到静竹的房间里，把自己的构想告诉她。
这一年来静竹的病大有好转，在院子里走路已不用拐杖了。亦妹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家里也没有再添女佣，她便和亦竹一起照料两个孩子。在静竹的心目中，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就如同她自己所生的一样。看着他们稚气的欢笑，听着他们哇哇的啼哭声，她从心底里感受到一种生活的乐趣。
晳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真正是大有出息了。来家里的朋友，哪一个不称赞晳子的才华！她也常从报纸上读到晳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议论宪政的，她有些看不大懂。她喜欢晳子间或发表的诗词歌赋。她仿佛天生对这种文字有灵感似的，看起来悦目，读起来赏心。父亲在日，她在父亲指导下作过一些诗词。父亲去世后，她沦落风尘，就再也没有心情吟咏了。这两年，她常常有种诗情萌动。写出来，晳子给她略加润色，居然也很像个样子。日子过得这样安宁而有情趣，苦命的静竹已经很满足了。
但亦竹却总感到欠了静姐一笔很大的债，这个幸福的家庭原本是属于静姐的，自己有点鸠占鹊巢的味道。她多次跟静竹说，要亲手张罗，为晳子和静竹完婚。每一次，静竹都摇头拒绝。前几年，静竹也还存着这个念头，一旦自己的病好后，就跟晳子圆房，让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变为现实。这两年来，这个念头她慢慢地打消了。她首先为远在湖南老家的那位黄氏大姐着想。大姐在家侍奉婆婆，抚养儿子，多么不容易。亦竹已经分了她的爱，如果再增加一个，不要又分出一份吗？作为一个女人，静竹知道，哪一个女人都不愿意把本属于自己的一份完整的爱分割出去。黄氏大姐同意杨度在京师娶亦竹，一方面固然是贤惠，另一方面也是无可奈何。静竹觉得应当早日把石塘铺乡下的祖孙三代接到京师来一起住。还有那位叔姬姐一家，如果也能一起来就更好了。叔姬姐才学好，将会是自己的好老师。她们来后，自己以亦竹姐姐的身份而不是以晳子如夫人的身份，在整个家庭中相处会显得自然些。
再者，静竹也为自己着想。她知道自己今后很可能不会生育。一个女人有丈夫而不能生儿育女，那会更难受，也会遭到各方的闲言冷语，不如干脆不嫁人，心里反而清静得多。就这样，静竹说服了亦竹，又要晳子接黄氏大姐母子进京来。
静竹比亦竹有见识，也关心国家大事。许多事，杨度常常和她商量，听取她的意见，她也的确会给他一些帮助。为朝廷制定宪政是件很麻烦的事，宪政馆里的同寅大多是无聊之辈，杨度常常心烦。静竹就劝他，要他看看拜砖，想想当年妙严公主礼佛的恒心。杨度常能因此而增添一份力量。
当杨度把组织国事共济会的想法说出时，静竹笑了起来：“这不是办的书呆子事吗？战争打得你死我活，哪有心思来开国民会议！再说，就是开，也要袁宫保和黄克强他们为头倡议呀，你和汪精卫两个人都无兵无权，发起这个会，谁听你的？”
杨度说：“打仗归打仗，一个省推几个代表开会还是可以的，至于倡议人，当然要局外者合适。袁宫保和黄克强都在局中，不宜作发起人。”
静竹说：“你和汪先生的两党代表，都是自封的呀，别人承不承认呢？”
“谁说是自封的！”杨度一本正经地说，“精卫是同盟会的要员，又名满天下，他难道还不够资格充当民宪党代表？我主张君宪六七年，我的宪政纲领，各省君宪派都奉为圭臬。我做君宪党的代表，谁还有异议！”
静竹扑哧一声笑起来：“我说晳子呀，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也不是说你无资格代表君宪党，但愿你的设想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好。只是目前这种开会呀，请愿呀，大概都没有作用。你不记得上半年那些请愿吗，哪一个成了事？”
静竹说得不错，但她不能理解自己的深层用意。先办起来，日后再慢慢跟她说吧！
杨度再次去小羊角胡同找到汪精卫，把袁世凯的想法透露给他。
汪精卫说：“袁项城支持革命派的主张，办民主共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只是他想做民国的大总统，革命派内部能不能通得过就不知道了。”
袁项城就是袁世凯，对于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不直呼其名而称其籍贯，乃一种尊崇的表示。
杨度说：“我也知此事不大容易，但假设革命派不让出总统来，袁项城他又怎会支持民主共和呢？”
汪精卫说：“这也是的。不过，革命党人流血奋斗而换来的国家，竟由满清的总理大臣来当总统，这在感情上总说不过去。”
“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杨度说，“湖北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不就是满清的协统吗？除开上海的陈其美外，哪个独立省的都督不是过去的大员？湖南的焦达峰就因为资望浅了坐不稳，还得由贡元出身的议长谭延闿来做才行。看来，民国的大总统还只有让袁项城来做才镇得住，别的人暂时还没有这个威望。这个道理还请精卫兄向贵党的同志们讲清楚，先写封信给黄克强传递信息，要他出面在贵党内部协商。”
汪精卫这些日子里得到袁的不少好处，又见袁是一副真心拥护民宪的架势，对袁很有好感。同时，现实摆在这里，袁也是总统的最合适人选。于是答应给黄兴写信。
杨度又将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的事与汪精卫商量。汪立即意识到，杨度是想通过这个会来表明自己是君宪党的领袖，日后转而支持民主，民国政府就得用高官为酬劳，暗自称赞杨想得深远。既然他可以借此来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我何不也借此来显示自己在民宪党里的领袖地位呢？于是也答应了。
几天后，一份由杨度起草、汪精卫略作修改的《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在《经纬报》上登了出来。
宣言书说，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出现，国内就分为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两党。君主立宪党认为，中国以满、汉、蒙、回、藏五族人集合而立国，蒙回藏人之能与汉人同处一个政府之下者，全恃满洲君主的羁縻，若满洲君主一旦去位，则汉、蒙、回、藏即刻分离，洋人则会趁机瓜分中国。若要中国不被瓜分，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民主立宪党认为，别国可行君宪，中国则不能。不是说君主为满人，必欲以种族相仇之见而排除，而是因为君民之种族不同，则人民之权利必为君主所吞没。故君主一日不去，则宪政一日不能确立。
宣言书又说，两党相争在民主、君主这一点上，其他方面，如行宪政，发挥民权，国家领土不得分裂，满、汉、蒙、回、藏必须在同一政府之下等则是共同的。两党的最后目标，即建立宪政国家以救亡图存是一致的。
宣言接着说，现在革命军兴，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不管谁胜谁负，都必然使得民生涂炭，财力困穷。若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宪党人不忍为。若以保一民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宪党人不忍为。两党都不愿眼看南北相斗而让外人得利的后果出现。
宣言书最后说，两党之政见何去何从，非两党所自决，必也诉之于国民公意。因而两党人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意在使民主、君主这一问题不以兵刃而以和平解决，故发起国民公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两党都必须遵守，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实行本会宗旨之时，其对于北京政府之行动，由君主立宪党任之；其对于武昌军政府之行动，则由民主立宪党任之。
宣言书之后，又附了一个国事共济会的简章。
宣言书登报第二天，方表来杨度家，表示愿意入会。杨度很高兴，马上封他一个干事，拿出五百银元出来，叫他到天津闹市区租一间房子，挂牌办公。自从杨度离开湖南后，方表几乎成了一个失业者，没有经济来源。现在好了，他怀揣着五百大洋，兴高采烈地赴天津走马上任。
汪精卫对此事本不热心，他有许多事要做，登过报后，便不再过问了。
杨度则希望有很多人来参加国事共济会，把这个会办得热热闹闹。他又起草一个致资政院陈情书，请资政院议决具奏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以决民主、君主问题。又起草一个呈请内阁代表书，请内阁代奏皇上，明降谕旨停战，开国民大会。
谁知七八天过去了，方表从天津来信说，天津本会无一人前来申请入会，问北京进展如何。杨度看到这封信后，心里只有苦笑。登他的门的人虽有，但都不是前来入会的，而是来指责他的。指责他凭什么自封君宪党代表，又讥笑他是哗众取宠，想出风头，这一纸宣言书于时局有何用？张謇、汤化龙等人则来电说，他们原来主君宪，而现在早已和民宪党一起干了，劝杨度改弦易辙。接下来是资政院根本就不开会讨论他的陈情书，内阁也不替他代奏。社会各界是如此的不合作，令杨度大为扫兴。
汪精卫来槐安胡同告诉杨度，武昌那边对他这个宣言书反对甚为激烈，一批同盟会的老战友甚至大骂他出狱后被朝廷收买了。同志们批评他，宣言书上说什么“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此民宪党所不忍为也”，这种话居然出自一个同盟会评议长之口，岂不是彻底背叛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推翻满虏君王就得流血，不流血，满虏小皇帝会自动退位吗？革命党人就是要以流血牺牲来唤起人民的觉醒，来驱逐满虏君王和他的大大小小的走狗，中国只有经过一段时期的流血后才会有新生的到来。关于国体的事，没有什么公决不公决的。老百姓昧于长期的君主制度，不知民主为何物，很多人只会赞成君主而不会赞成民主。革命党人是先知先觉，应当教育后知后觉。还有人怀疑此事不会是汪兆铭做的，汪兆铭的大名被杨度盗用了。
于是汪精卫对杨度说，取消这个会算了吧，没有一点实益，徒招无穷口舌。杨度说看看吧。又过了七八天，入会的没有增加一个，说风凉话的越来越多。看来这国事共济会是绝对共济不出一个名堂来了，杨度无奈，只得吩咐方表摘牌回京。他自己写了一段简短的解散宣言，说几句“今者武汉血流，兵事方殷，和平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特宣告解散，唯天下伤心人共鉴之”一类的话，交《民主报》发表了事。
杨度想：既然君宪党人不愿意与他合作共济国事，自己日后跟着袁世凯改行民主立宪，他们也没有资格指责自己背弃主义了。公开的目的虽没有达到，私下的目的则已达到了。
北京的国事共济没有任何收效，武昌对袁世凯却做出了出人意外的接纳。
已独立的十四个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尽快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以便联合对付清廷。这个建议首先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出，电请革命军各省区派代表来武昌商量。
由于当时交通混乱，这个电报八天后才到上海。早在六天前，江浙两省都督就已经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独立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性的统一机构问题。第二天江浙两省的代表就到了上海，并致电各省，派人来上海开会。不久，各省代表陆续到了上海，通过代表大会组织提纲，规定每省派两人作为该省的代表，其中一人为都督指定，另一人由咨议局指定。黎元洪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省都尊重武昌的首义地位，认定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每省的两位代表中一人去武昌参加会议，一人留在上海专事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