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已成为宪政专家的孙毓筠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尽快建立完善的宪政制度，并且切实地遵循宪政制度办事。至于这个国家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并不是关键。也就是说政体才是一个国家的实质，而国体只是外在的形式。选择哪种形式作为国体，则要依据这个国家的国情而定。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老百姓习惯于在真命天子的神圣光环照耀下过日子。这种国情与日本最为相似，故中国最宜学日本的天皇制。共和以来的各种混乱，恰恰证明失去神圣天子后百姓心态的不平衡。
孙毓筠的这个观点得到了胡瑛的赞同。两位革命家一致认为，辛亥年的革命也是对的，没有错，因为这场革命把满人推翻了。满人不能再做汉人的皇帝，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如果还是由满人做皇帝领导宪政，这个宪政是不能建立的，因为人民在情绪上不能接受。要实行君宪制，这个君王也只能由汉人来做。
昨天，由袁世凯亲题“旷代逸才”的匾额颁赐到杨府的消息传开后，长期活跃在政坛的两个老朋友已看得非常明白了：杨度的这篇大作是奉袁世凯之命而写的，所谓的君宪救国，其实就是由袁世凯做皇帝来救国。
既然中国宜实行君宪制，既然这个君王只能由汉人来做，那么环顾当今天下，除开袁世凯，还有谁够资格充当这个角色呢？他们决定在事情尚未完全明朗的时候，便去表示自己的支持态度。他们相信，凭着自己革命元戎的身份，既可以使恢复君宪这个设想得到大多数曾拥护革命的人的理解，又可以在君宪制建立后取得新朝的重要位置，改变眼前冷落的政治处境，而在自己取得高位实权后，又势必能为宪政的建立做出重大的贡献。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干？
杨度正思量着如何报答袁大总统的破格褒奖，并尽快地把袁氏王朝筹建起来的时候，得到这两位资格又老功勋又大的革命家的支持，他心里该有多么的高兴。他突然想到，应该赶快建起一个机构！
“就叫作筹安会吧，取为国家的安定筹谋划策之义。”孙毓筠兴奋地说。
“行，这个名字好！”杨度立即赞同。
胡瑛也表示同意。
杨度思考片刻后又说：“这个会仍按我过去倡办的国事共济会、共和促进会的形式来办，即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号召全国关心国事的人来探讨究竟是民宪好还是君宪好。我们当然是主张君宪的，但也要容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
胡瑛说：“既然是学术讨论会，那还得请一两个有名望的学者来参加。”
“经武说的有道理。”杨度点头，又问孙毓筠，“少侯，你说呢？”
孙毓筠说：“应该，应该。”
胡瑛说：“当今最有名望的学者，首推严几道先生，而且他多次说过中国不宜共和的话。”
“严先生如能参加，自然会给筹安会大为增色。”孙毓筠说，“还有一个人，此人名叫刘师培。如果他也能参加，那筹安会的学术味会更浓。”
刘师培虽只有三十一二岁，却是一个声名久播的人物。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从他曾祖父那代开始世代治《春秋左传》，又研究训诂音韵。到了刘师培的手里，这两门学问的研究达到了集刘氏家族大成的地步。他十九岁中举，曾充任学部咨议官。刘师培醉心种族革命，曾改名光汉，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排满的文章，影响很大。他参加过光复会，与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的私交都很好。一九○七年，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又转而信仰无政府主义，再后又与两江总督端方搭上了关系。第二年，刘师培夫妇回国，端方聘请他为两江督署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端方奉命赴四川镇压川民的保路风潮时被所统士兵枪杀，刘师培则为资州军政分府拘留。
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发表保刘宣言，称他为方孝孺式的读书种子。蔡元培亦发表赦刘通信，赞扬他学问渊懿，通今知古。于是孙中山致电资州分府，叫他们释放刘师培。刘师培被释放后，立即受山西都督阎锡山的聘请充当晋署顾问。阎锡山又向袁世凯保举，袁世凯便邀刘师培进京，任命他为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授为上大夫。刘师培从资州被释后便倾大力于学问，著作一本一本地出版，成为京师著名学者。
孙毓筠补充：“我在端午桥督署里多次与刘申叔谈过话。此人虽不修边幅，又性情偏激，但学问真的做得好，我很佩服。”
杨度对孙毓筠说：“那好，你既是申叔的老朋友，他那里，就由你去说。严几道先生那里，我去征询意见。”
胡瑛说：“我也有一个朋友，湖南安化人。上海光复时做过淞沪总司令，民国成立后，孙先生又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李燮和。”孙毓筠插话，又问胡瑛，“他现在也在北京吗？”
“他正在北京赋闲。”胡瑛说，“前几天我们还见过面，他对我发牢骚，说现在是谁也不服谁，还不如再捧出一个皇帝来，反而服帖了。”
大家都笑起来了。
“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杨度说，“这样说来，李柱中那里，就归经武去联系了。”
第二天，杨度将与孙毓筠、胡瑛发起建立筹安会讨论国体的想法告诉了袁克定。袁克定很支持，并表示立即上报总统，又说三个人少了，还要多联络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杨度又提出了严复、刘师培、李燮和。
袁克定说：“这三个人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严复，若能把他请来，你们这个筹安会的名望就会大为提高。不过，这老头子性情既高傲，脾气又古怪，只怕是不大好讲话。晳子，这可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杨度说：“我从未与这个老头子打过交道。我也听人说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当今中国第一号西学人才，包括张香涛、郭筠仙、王紫诠、郑陶斋等人都不能与他相比。”
袁克定说：“此老脾气也怪得很，最喜欢与人抬杠。大家都说东，他就偏说西；待到大家都说西了，他又偏要说东。”
杨度笑了起来。
袁克定接着说：“就拿他与家父的关系来说吧！家父在直督任上时，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家父看重他的西学，想延揽他进直督幕府。他却说，袁某人算什么，他怎么配延请我！此话传进督署，大家都很气愤，倒是家父度量大，说自古以来才子都有几分狂妄，我也不跟他计较。那一年家父无故削职，举世都是攻击，他却盛赞家父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清廷此举乃自毁长城。家父知道后说，又陵先生此时能说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待到民国成立，革命党要推举家父做总统时，他又发怪论了。说家父练军纪律不严，没有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养出一批骄兵悍将，又说家父无科学头脑。民国二年宁赣作乱，黄兴、李烈钧对家父发难时，他又说话了，说当今之世，平心而论，只有袁某人能当元首，别人还坐不稳哩！你说这老头子怪不怪？”
杨度笑着说：“是个大怪人，不过也是一个大直人。他说大总统培养了一批骄兵悍将，这话也不错，冯国璋、段祺瑞这些人也的确是悍将。”
袁克定素来讨厌冯、段，他对这话没意见，便说：“所以总的来说，家父还是很看得起他的，你一定要把他延揽进来。”
为了投合严复的脾性，也为了不在他的面前说外行话，杨度把过去读过的严译名著《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等又重新翻阅了一遍。又找出一些十多二十年前的旧报纸，如《直报》《国闻周报》《新民丛报》等，将严复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泛览了一遍。准备充分后，杨度穿戴整齐，去国子监周学胡同严宅游说这位又陵老先生了。
六、严复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可算是一位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福建侯官人，祖上世代业医。十四岁父亲病故，家贫不能再读书，遂去报考沈葆桢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被视为神童。四年后毕业，被派往军舰上实习。二十四岁那年，他和萨镇冰、刘步蟾、方伯谦等三十人一同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后回国，被李鸿章调到天津，任教于新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在该校先后任总教习、会办、总办等职整整二十年。
庚子年（1900年），严复避八国联军之难去上海，参加了由唐才常等人发起的保国会，并担任副会长。以后历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译文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教育部名词馆总纂。辛亥革命前一年，清廷赐严复文科进士出身，又赏海军协都统衔。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
严复的最大功德是翻译了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名著，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一整套西方理论引进中国，对中国思想界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有志之士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严译名著，这些译书使他们的视野为之开阔，耳目为之一新，生气勃勃的西学知识给了他们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最新工具。
中年时代的严复严厉地批判中国的传统学问和传统制度，但近十余年来他逐渐地改变了过去的偏激态度，对传统的学问和制度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历世愈久，他对中国的国性民质愈看得深刻。
严复今年六十三岁了，因患气喘病，常常住进洋人的医院治疗。他身体虚弱，很长时间不能执笔为文了，通常的消遣是看书、打麻将。这些日子里，他寻思着要给儿孙留下一个遗嘱，将自己一生的摸索所得留给后人。
要留下的话很多。作为一个全面引进西学的思想家，一个曾经猛烈抨击中学的叛逆者，他认为首先要留给子孙的应是这样的信念：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个信念是他深研中国和外国、中学和西学几十年后所最终确立的，后人一定要记住，以免重走弯路。《天演论》的译者到了晚年却要立下“旧法不可叛”的遗嘱，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然而它却真实地存在着。
盛暑来了，别人都觉得炎热难耐，严复反而比平时要舒畅点。气喘病怕的是寒冷，越热越不碍事。他把卷读了一会儿杜诗，忽觉自己也来了诗兴，便放下书，抽出一张水印花笺来。望着对面墙壁书架上摆着的一大排凝聚了自己毕生精力的西学著作，想起这些年来的国事蜩螗，晚年所面临的现实竟与中年时期投身翻译事业时的抱负相距是如此的遥远，他真有点心血白费之感，本来略为宽松的心境又凝重起来。他沉思良久，终于写下一首七律：
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
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
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声收泪不收。
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
他放下笔，把诗再念一遍，不觉轻轻地摇了摇头。
“爹，有人来访。”长子严璩走到父亲身边，随手递过去一张名刺。
严复看那名刺上写着：国史馆副馆长参政院参政勋四位湘潭杨度晳子。他把名刺往桌上一放，吩咐儿子：“你对他说我气喘病又犯了，不能见客，请他原谅。”
严璩知道父亲的脾气，不再多问，便出了门。
严复虽与杨度同处京师，同为参政院参政，却从未见过面。这是因为严复这些年来一直多病，深居简出。袁世凯给他的职务，诸如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他的态度是统统接受而不参与其事。不过对于杨度其人，他还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所以他对杨度没有好印象。倒不是他看不起杨度无才学，也不是看不起杨度辛亥年背弃自己过去的学说转而趋附时尚，严复本人也有过否定自我的经历，对此他可以理解。他是认为杨度太热衷于名位了，把权势看得太重了。
严复一生对名位权势很超脱。戊戌年（1898年），他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是支持的，并当面向光绪帝直陈变法自强、出国考察的建议，但政变后祸未及于他，他依然做他的天津水师学堂总办。这原因是他未进入维新新贵们的官场。袁世凯罗致他，他不去，也是因为他不想与权位沾上边。杨度争当交通总长、想做国务卿这些事，严复都有所风闻。他觉得杨度与他走的是两条路，道不同不相与谋。
一会儿，严璩又进来说：“客人讲他有祖传秘方专治气喘病，请爹允许他进来见一面。”
严复为气喘病苦恼甚久，听说杨度能治病，马上改变了主意，要儿子让他进来。
杨度在客厅里刚坐下，见里屋走出一位皮肉松松胖胖、鼻梁上架一副金边镜片、嘴唇上蓄着“一”字形黑白相间短髭的老头子，便知道这就是名满天下的又陵老人了。他站起来恭敬地说：“杨度拜见严老先生！”
严复随便挥了挥手，面无表情地说：“坐下吧！”
什么寒暄也没有，待杨度刚一坐下，严复便说：“杨晳子先生有治气喘病的祖传秘方，请说说是什么方子。”
杨度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他只是借此进门，好与严复攀谈。他扯了一个谎：“家母十年前也患有很厉害的气喘病，后经一个族叔的治疗，现在基本上断了根。这位族叔开的方子乃我杨家祖传的，只因我不喜医道，故未详细过问。今日方知老先生您也有气喘病，我一定去把这个秘方讨来。”
“你的族叔在哪里？”严复见杨度自己并不知这个祖传秘方，心里已有三分不快。
“族叔在湘潭乡下老家。下个月我有一个亲戚要回湖南，我叫他带封信去，请族叔把秘方寄到北京来。”杨度煞有介事地回答。
严复心里想：这小子原来是在耍弄我，于是板起面孔说：“这么麻烦，算了吧！老朽体弱，不耐久坐，杨先生见我有什么事，就请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