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六这天，梁启超在谭嗣同的房里说话。那时，梁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谭住半截胡同浏阳会馆。两地相隔很近。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新政，谈学问，遇到意见相左时，两人都会大声激烈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从不存芥蒂。这天的谈话没有争吵，近日政局的种种恶象，使他们对变法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正说着话，谭嗣同的仆人神色慌张地破门而入，急促地说：“三公子，大事不好了！外面的人都在说，皇上被太后抓起来了，南海会馆已被抄，幸而康先生已去上海，不然就要抓起杀头了！”
谭、梁一听，知道西太后已先下手，新政彻底失败了。梁启超赶紧起身说：“复生，事情已万分危急了，我与日本使馆代理公使林权助有一面之识，我们赶快到日本使馆去，请求他们保护。”
谭嗣同面色不改，仍坐着不动。
“快走吧，抄了南海会馆就会马上来抄浏阳会馆，晚了就逃不成了。”梁启超抓起谭嗣同的手催道。
谭嗣同似乎早有预料似的，慢慢地说：“我一直想救皇上，看来皇上已不可救了。现在要救南海先生，也没有办法救。我活在世上，已没有事情可做了，只有等死。”
梁启超急道：“哪有等死的道理！留得人在，自有成功的一天。快走吧，复生！”
谭嗣同依然平静地说：“你说的有道理，对天下事，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但我早已做了打算，我愿意一死殉皇上，殉国家。中国变法从来未有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启超深为谭嗣同以死殉国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他紧握着好友的手说：“这样的话，让我和你一起流血吧！”
“不！”谭嗣同坚决反对，“你赶快到日本公使馆去，伊藤博文这些日子正在北京观光。他是个大英雄，对我们的事业向来是支持的。你请他致电日本驻上海领事，赶快救南海先生！”
梁启超答应了一声，便离开浏阳会馆，来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这时已是午后两点钟，代理公使林权助正和来华旅游的前任首相伊藤博文饭后聊天。林权助得知有一个中国青年匆忙来访，便出门相见。见面之后，才知是梁启超。他见梁面色苍白，一脸悲壮之色，知有大事，忙领他进了后面的一个房间。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请给我一张纸！”
林公使拿出一张纸来，又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梁启超接过纸笔，刷刷写下：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有二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林公使笑着说：“梁君，出了什么事，这样严重？你不要写了，就用口说吧，我可以与你用中国话交谈。”
慌急之间，梁启超竟一时忘记了林公使是个中国通。他拍打着脑门说：“我糊涂了！”
林公使用玻璃杯子端了一杯白开水过来，梁启超喝了两大口说：“公使先生，中国出了大变故，太后囚禁了皇上，抓捕新政官员，我也马上就会被抓，最迟三天内就会被杀头。我的生命早就献给了我的国家，杀头毫无所惜，现在只是请你出面解救皇上，保护皇上龙体不受伤害。康有为先生目前正在上海，请你电告贵国驻上海领事馆，想法搭救康先生。我要求的就是这两件事，恳请你们帮忙。”
林公使并不知道中国出了这等大事，惊诧之余，果断地表示：“可以。梁君，你说的这两件事，我决意承担。不过，你为什么要去死呢？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救你！”
梁启超听了这几句话，悄悄地流下了两滴感激之泪，说：“好，谢谢你了，伊藤博文先生那里，也请公使代我转达此意。”
“伊藤前首相就在客厅，你去见见他吧！”
梁启超见林公使答得如此坚决，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与伊藤讲了，何况他还有许多事情须立即料理，便说：“我不去了，我要赶紧回寓所。”
说罢，急急忙忙离开日本使馆。梁启超回到寓所，赶紧将几捆来往信件烧掉，又将文稿杂记等一律焚毁，然后将书籍和日常衣物匆匆整理一下，到了断黑时，提起一个皮箱出了门，再次来到日本使馆。使馆门前乱糟糟的，趁着混乱之际，他飞快地跑了进去。林公使把他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然后去和伊藤博文商量。伊藤说：“梁启超这个青年是中国宝贵的灵魂，救下他，是做了一件好事。你出面想个办法，让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后，我来帮助他。”
第二天，谭嗣同在浏阳会馆静坐了一天。他摹仿父亲的手迹，假冒了几封父亲给他的信。信上大骂他不该办新政，并声明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谭嗣同知道自己的事必定要牵连到父亲，身为巡抚的老父到时便可以借此而减轻责任。到了傍晚还不见有人来抓他，便将自己的诗文手稿和一叠家书放进一口小木箱里，提着这口小木箱来日本使馆会梁启超，托梁启超替他妥为保管。梁启超要他留在使馆里不要到会馆去了。谭嗣同再次坚决地谢绝，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先生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说罢二人相与拥抱而别。
这时，恰好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正在使馆里，林权助便和郑永昌商量了一个逃跑路线和接头的办法。
次日，郑与梁化装成外出打猎的样子，背着两支双筒猎枪，使馆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前门火车站。二人上了车后，林又给有关方面挂了电话。他们在天津站下了车。刚一出现在站台，梁启超便被一个人认出来了。那人立即告诉天津站的巡逻人员，巡逻员马上跟踪他们。当发现有人跟踪时，郑急中生智，带着梁跳上海河岸边的一条帆船。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钟了。郑拿出十块银元给船老板，请他赶快开船去塘沽。帆船开出不久，巡逻员坐了一只小汽船追了上来。当时塘沽的上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军舰，下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一只商船，巡逻员以为他们会逃向商船，遂在商船旁边等着。就在这时，帆船开到军舰边，按照预先约好的信号，郑领事挽着白手帕，舰长把他们接上了军舰，立即启航。就这样，梁启超侥幸地逃到了日本。不久康有为通过英国的帮助逃离虎口也到了日本。在伊藤博文和首相大隈重信的照顾下，梁启超和康有为在日本住了下来。梁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吉田晋。康也取了个日本名：夏木森。
后来，梁启超得知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的噩耗，心中悲愤不已，尤其是谭嗣同能逃而不逃，甘愿以一己之流血来唤醒国民的崇高献身精神，更令他又敬又叹。为了纪念谭嗣同，纪念他们所共同建立的那番为国家和人民造福的轰轰烈烈的新政，梁启超含泪撰写了著名的《谭嗣同传》，刊登在他主办的《清议报》上。这份报纸传到国内后，引起了舆论界的巨大反响。
五年来，梁启超除受康有为之命在日本及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等地建立保皇党组织外，他的绝大部分精力是用来办报纸，以此来唤起民众，鼓吹自由、进步、民主、民权、宪政等一系列新思想。他先在东京办《清议报》，继而去横滨办《新民丛报》，又办《新小说报》。他所主办的《新民丛报》风靡海内外，是所有报纸杂志中最受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所欢迎的宣传品。赋闲在家的黄遵宪写信给梁启超，说《清议报》远胜《时务报》，《新民丛报》又远胜《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为人人笔下所无，却又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
梁启超学识渊博，精力过人，除办报写政论文章外，他还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古今中外的各种流派思想，杰出人物，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梁启超成了日本留学生心中的偶像，大家出自内心地敬仰他，愿意与他交往。一段时期里，孙中山与梁启超过从甚密。梁表示赞成孙的革命主张，甚至有意将两派合为一个会，推孙为会长，梁自任副会长，只是由于康有为的坚决反对没有实现。正是从那时开始，康梁之间的思想分歧便越来越大了。
梁启超回到横滨，得知杨度已来到东京后，便作书一封。信上说：五年未曾晤面，时常想念，知已到日本，不胜欣慰。本欲到东京来把酒畅谈，无奈外出日久，报馆事务繁多，一时不能抽身。过几天是明治节，特为邀请令兄弟郎舅同来横滨过节，以慰云树之思云云。梁启超不知杨度的寓所，便将信寄给住在东京的王照，托他转给杨度。
二、王照的一句话，道出了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
王照字小航，乃戊戌变法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原是礼部的一个主事，却不料一封参劾将六个堂官一齐参倒，这是清朝自开国以来没有过的怪事，一时间轰动全国。事情是这样的。
新政推行不久，礼部尚书许应骙上了一折，说经济特科考试时务策论，为非常之举，不妥，宜与正科一样，改试八股。这是明目张胆地与新政唱反调，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合词劾之。光绪皇帝很讨厌许应骙阻挠新政，想罢黜他。协办大学士刚毅出面为之说情。这是新旧两派正面交锋的第一次。
到了七月中旬，礼部主事王照写了一个折子，请皇上游历各国，扩张眼界，又建议设立教部以扶翼圣教。因为王照官阶低，不能自己上奏，于是请许应骙交递。许不肯。康广仁对王照说，皇上号召广开言路，岂容大臣阻蔽不达，宜劾之。王照性格勇直，当即具折参劾。侍郎坤岫、溥颋令掌印者勿收。王照气得捧着折子外出，声言前往都察院告状。坤岫等只得允为代递。许应骙得知后大怒，也赶紧上一折，说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又说他请皇上游历各国，是将皇上置于险地，居心叵测。光绪皇帝见到许的奏折后大为不悦，批示交部议处，又批示今后条陈事件，各堂官应将原封呈进，毋庸拆看。部议将许降级。光绪皇帝恼怒处分太轻，一气之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坤岫、徐会澧，右侍郎溥颋、曾广汉六个堂官全部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昭激励。特擢李端棻、裕禄署礼部尚书，耆寿、王锡蕃署左侍郎，萨廉、徐致靖署右侍郎。这道命令一下达，举国为之鼓舞欢忭，争求上书，每日各署都要递数十封条陈，光绪皇帝从鸡鸣阅至日晡犹不能尽，而王照也因此而名闻全国。到了政变时，王照自然成了拘捕名单中的一员。在外国人的帮助下，他也及时离开北京逃到日本。先是和梁启超一起住东京马场下町，后来梁去了横滨，他便一人住。当时王照接了梁启超的信，即向友人打听，知杨度住在饭田町田中宅，遂持书前来拜访。
当田中老人将印着“礼部主事赏三品顶戴四品京堂候补王照”字样的名刺交给杨度时，他惊讶道：“是小航先生来了！”
杨度对王照早已心仪，见面之后，方知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大家入乡随俗，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盘腿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品茗，一边闲谈。杨度看了梁启超的邀请函后，甚是高兴，说：“小航先生，明治节那天，我们一道去横滨吧！”
“我就不去了，前些日子才从卓如那里来，这次就不陪你了。”王照想了一下，又问，“横滨你熟吗？”
“不熟。”杨度摇摇头，“我两次从横滨上岸后，都是立即转车来了东京，连街市都没看。”
“那山下町，你找得到吗？”
“我想找得到的。”杨度满有把握地回答，“卓如信上把线路已画得清清楚楚了，况且我们兄弟的日语都还可以，路在口上，弄不清楚就问，总可以找到的吧！”
“你们到底年轻，学话学得快。”王照感叹，“不瞒老弟说，我来日本五年了，还只能用日语说些日常话，要和他们的学人谈学问，和政治家谈政治，还很吃力哩！”
“年纪大了，学语言是困难些。读日文版的书没有问题吧！”杨度自己其实也同样不能用日语谈论深层次的话题，但他一向自视甚高，相信不出一年就可以做到这点。
“读日文书倒不成问题，只是用日文交谈和写作难以提高。”王照似乎为这点很头痛。
“小航先生，这几年您在日本都做些什么呢？”杨度问，他知道短期内不可能回国，如何充分利用在日本的日子，多学些有用的知识，他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王照的经历，或许可引为参考。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但至今一事无成。”王照端起方形单耳日式茶杯，浅浅地喝了一口，说，“先是一个劲地学日文，但日文未精。继而想写一部关于戊戌年新政的书，把我自己所参与所知道的一切如实记下来，公之于世。写了一半，南海先生要我去组织保皇党。南海先生的家长作风，我又习惯不了，不久就退出来了。后来又想继续国内的《说文》研究，想想在异国研究中国的文字，又自觉不协调，也搁下来了。只有间或应卓如之请，在他所办的报纸上写点诗文，倒还有点小作用。”
提到诗文，杨度想起了王照写的《方家园杂咏记事》在海内外传颂甚广，便说：“小航先生，您的《方家园杂咏记事》记录了戊戌政局中鲜为人知的史实，大家都喜欢读。您这就是在写历史，以后还可以多写点这方面的诗文。”
“那只是些东鳞西爪的事，还谈不上历史。”王照笑了笑，又端起了茶杯。
杨度想起了一事：“小航先生，您在《方家园杂咏记事》里说，西太后唯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这样。”王照望着杨度，正色道，“世人都说戊戌之变是因为太后要维持祖制，皇上要效法西人，彼此政见不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