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崩溃的预测一次次失败。如今，西方国家自身也很无力，再也难以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头。1997年，西方资本势力蓄意引发亚洲金融风暴。在此之前，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着5%左右的经济增长，但是，一场金融风暴轻易就掠走了这些国家辛苦积累的财富。有人说，泰国经济因此而倒退十年，社会政局现在依然动荡不安。泰国成为西方国家“剪羊毛”的成功案例。但就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不仅没遭受多大的损失，还帮助香港等地区成功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发展并没连带遭受重创，相反，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换句话说，在西方几十年推进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晚到的中国居然成为最大的赢家。曾经提出“金砖国家”概念的人，现在已经承认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几个国家也已发展乏力，他甚至认为“金砖国家”的概念已经不存在。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令很多西方人大惑不解。他们做了很多努力，试图找到答案。
二、后发达国家的玻璃天花板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在突破人均GDP 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由于种种原因，在人均GDP 3000美元～5000美元长期徘徊，难以突破。如果我们检索有关这一“理论”的更多信息，我们会发现它的各种特征，如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悬殊、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对于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似乎有一堆理论，但有实际效果的并没有多少。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再怎么按照西方理论指导行事，依然还是在徘徊。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产生有其特殊目的，因此迷惑了不少人。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和经济学家也经常有意无意地将其挂在嘴边，显露紧跟西方主流的时髦，但对它未必真正理解。
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今天的高收入国家，在它们发展的历史上遭遇过“中等收入陷阱”吗？好像没有，因为那时候这个“理论”还没有产生。以英国来说，用“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倒推，英国遭遇这一陷阱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事实上，除个别国家以外，今天欧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遭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都在此阶段前后，例如，1970年，欧美国家人均GDP为：美国4950美元，加拿大3880美元，法国2990美元，德国2860美元，英国2250美元。十年后，1980年，它们集体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欧美发达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其他国家可以学习吗？事实上，那时候它们的人均GDP就是世界最高水平，就是高收入，而不是“中等收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是在欧美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甚至达到2万美元时才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是为非西方的后发达国家定制的，与欧美已发达国家自身如何走出人均GDP 3000美元～5000美元的阶段没有任何关系。创造这一理论的目的只在说明，所有非西方后发达国家，怎么做才能得到像欧美已发达国家一样的结果。
非欧美国家第一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概是日本，日本也因此常被用来作为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成功案例。日本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后还能被西方发达国家接纳，并允许它分一杯羹，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例如日本在精神和理念上彻底倒向西方，号称“脱亚入欧”；日本因为“二战”中的罪恶成为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允许它发展经济，也只能成为一条腿管用的跛脚，对西方不会造成根本威胁；美国是否因为在日本扔过两颗原子弹而有点歉意，这不好说。但是，日本走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却不是其他国家能轻易参照、仿效的。反推历史，日本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日本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日本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到1万美元（2008年价格），大约用了10年时间。日本能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并不复杂，实际上就是因为战争。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借助地理上的优势，大量接受了美国军方的加工订单，从而使得日本能够摆脱“二战”战败国的颓势。此后，越南战争爆发，日本继续成为美国的加工厂。同时，由于冷战的原因，日本成为美国对抗苏联阵营的桥头堡。所以，可以说战争和冷战是日本受益的真正原因。那么，日本的这种方式，其他国家可以仿效吗？
其他几个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首先是都很小，其次是与美国或欧洲的关系都不错。尽管自身的努力也很重要，但是，它们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是它们能够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我们再来看几个反例。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二战”结束以后，1950年时，古巴的人均GDP为3390国际元，而同时期的日本人均GDP只有1926国际元。1956年，卡斯特罗返回古巴，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取得了政权。到1973年，古巴的人均GDP略降到3240国际元，到1998年，更下降到2164国际元。与此同时，日本的人均GDP在1973年达到11439国际元，1998年达到20084国际元。我们是否可以将古巴与日本对比，说古巴是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案例？也许。如果有人硬要这么解释，也可以生搬硬套。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古巴经济之所以难以得到发展，关键在于美国对它长期实行经济封锁。那么“中等收入陷阱”这套理论还能解释古巴吗？
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在1980年前后，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比同时期意大利、爱尔兰等欧洲国家都要高。此后，利比亚人均GDP最高曾经达到1.4万美元。也就是说，卡扎菲以自己的方式使利比亚完全摆脱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用西方的观点来说，卡扎菲是一个独裁者，他的做法完全不符合西方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开具的药方，那么，“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是否遭遇了最具讽刺意味的反例？利比亚的这一现实可以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来解释吗？
此外，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卢森堡等微型国家的人均GDP很高，长期名列世界前茅；科威特的人均GDP长期与美国不相上下，还超过美国；阿联酋、沙特等也是高收入国家；它们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按照西方开具的那些药方吗？经济学家说，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是公平分配、产业结构、城市化、技术创新、资本市场等，上述国家是这样吗？最多只能说部分如此，经济学家还说，过快建成社会福利体系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但他们又说，中国的社会福利太薄弱了，已经妨碍经济发展。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提高还是减少社会福利呢？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凡符合西方利益的国家或地区，哪怕是暂时符合，就有可能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符合西方利益，就很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即便摆脱了，也可能重新落入陷阱，例如阿根廷。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与这些国家是否实行西方民主制度都无关。例如，美国在智利支持皮诺切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并杀害民选总统阿连德；美国在伊朗推翻摩萨台，支持巴列维国王复辟；等等。不管在亚非拉哪个国家，军事政变或独裁者上台的背后，大都有美国支持的身影，因为他们执行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要求。美国的这一政策至今都没有改变。最典型的事例是埃及最近发生的军事政变，美国支持的埃及军方用武力推翻了民选总统穆尔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说公平分配是首选，但理论又说西方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公平分配，那么，西方发达国家推翻别人的西方民主制度，扶植独裁者上台就是为了让它们永远在陷阱中？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实，再来看西方开具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所谓理论、所谓药方，岂不都是儿戏？当一个理论的“特例”“反例”太多时，就说明这个千疮百孔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在于，在你很穷的时候，西方可以给你一点好处，同时它也获得了更多的好处。人均GDP 3000美元～5000美元的陷阱意味着西方国家给你的甜头给到头了。就好比你在一个大公司打工，作为普通员工，你的收入已经到头了，碰到天花板了。允许你来打工，给你打工的资格，已经是对你的优惠了，像古巴、朝鲜这样的国家，连给西方国家打工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在苏联阵营垮台后他们的日子就会很紧。对于其他国家是否有资格给西方打工，西方世界也是精挑细选，关键在于是否听话。能否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同你的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利益格局中，即便你很听话，分给你的蛋糕也只能这么大，只有这么多。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说：“不发达并非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发达的后果。”这是拉丁美洲所有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充满血泪的声音高收入的发达，正是靠中低收入的不发达养活的！
西方发达国家为非西方欠发达国家“定制”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本质上就是要求你必须符合西方的利益，不得妨碍西方的经济秩序。当西方国家和中国某些被西方洗脑的“资用文人”为中国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开出各种药方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那都是为了西方的利益。这个貌似学术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如今，中国正处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我们能不能突破，会不会像泰国、阿根廷那样被西方不失时机地“剪羊毛”？现在的确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如果我们按照由西方“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开具的那些药方去做，很可能真的将落入西方挖好的陷阱。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智库伯格鲁恩研究院21世纪全球委员会代表团、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柴迪洛、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新加坡外交家马凯硕和澳大利亚前总理保尔·基廷等人。在这次会见中，习近平专门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习近平说：“在我看来，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们的内需增长依旧强劲。”习近平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洁，在我看来，如此简洁的一个结论就够了。因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完全是后发达国家自身的真问题，更多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后发达国家制造的假问题。中国只要看清这个事实，就可以保持头脑清醒。面对各种各样推销上门的“灵丹妙药”，以我为主，有用则用，无用则弃。因为，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中国人自己最清楚。别人的意见只供参考。
中国很特殊，至少块头大，“中等收入”这块玻璃天花板，对很多国家来说难以跨越，但对中国就未必。例如，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说，方法之一是技术创新。个别已经“摆脱陷阱”的国家的确如此，但更多已经“摆脱陷阱”的国家则未必。对于很多未能“摆脱陷阱”的国家来说，这一条很难达到，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那些国家太小，经济总量不大，负担不起技术创新的门槛投入。所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所谓理论，某些方面对于它们就是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而中国不同，中国有能力科技创新，而且潜力巨大，并且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一旦中国在技术创新的方向上有持续的、更大的突破，中国的未来将不可限量。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药方还有一条是公平分配。理论上这样说没错，但如何做到？按西方的制度方式能做到吗？事实上，美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问题。最近，英国慈善机构施乐会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指出：“全球85名大富豪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总财富的46%，等同于35亿贫困人口的总资产。”“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掌握了110万亿美元的财富，是35亿最贫困人口总资产的65倍。”这样的西方社会却开出药方，说是可以做到公平分配，你能相信吗？在这个问题上，真的还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应该有此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