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村里一等就是三天，这种等待只会让我更加紧张，更加矛盾。但是，我确定自己一定会有所收获，这种期待可以说在刺激着我。等到29日，天气还是一样阴郁，杨林贵他们决定不再等天气好转，第二天不管是什么天气都要出发。
2002年10月30日，天气看起来稍好了一些。杨林贵和班子里几个耍猴人商量后，决定下午一点走。这次外出耍猴，和杨林贵搭班子的人有他的儿子杨松、弟弟杨林志、侄子杨海成，以及同村的耍猴人戈群友，还有一个负责做饭、看家的朱思旺。杨林贵是掌班人。杨林贵的儿子杨松今年18岁，他13岁就开始跟父亲外出耍猴。耍猴人外出搭班也是很有讲究的，杨林贵他们这班人马以杨姓家族为主，戈群友是和杨林贵有一定江湖交情的，只有朱思旺是个新手，没有耍过猴子，他的任务主要是打理杂务和做饭。
上午，杨林贵去乡政府办好了六张饲养证，每张收费260元。这种乡政府开具的猕猴饲养证只能证明他们这些耍猴人的猴子是自己饲养的，这在严格意义上是不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还应开具野生动物运输的许可证，以及由省级以上的林业部门颁发的证明，才合乎法律。
在搭班上，带猴子也是有讲究的：杨林贵带着他自己饲养的一只母猴和一只小猴，再搭上弟弟杨林志的一只公猴，这样便组成了一个猴子家庭。在一个搭班的猴子家庭组合里，不能有两只年龄接近的公猴在一起，否则它们就会为决出胜负而打得不可开交。每次外出，基本上都要这样进行搭配。如果没有母猴，公猴也不卖力气表演。此外，还要有一只年纪小一些的猴子和一只搭配表演的小狗。这次杨林贵是两班人马合在一起，一共有六只猴子。
耍猴人在一起搭班很讲究规则：
一是要看搭班人的猴子。猴子不能老也不能小，老了耍不动，小了还没有驯化出来。此外，还要看猴子的“活儿”好不好，“活儿”好不好有几个判断依据，如猴子的身段、聪明程度、会的“活儿”多不多（表演的花样多不多）等。耍猴人有一个说法：“公耍小，母耍老。”一般来说，7岁左右是猴子最好的表演年龄。对跟自己搭班的耍猴人和猴子，做掌班的在搭班前都要去对方家里摸摸底，让猴子在自己面前“练练手”，考察一下猴子的“活儿”好不好，以及禀性是否泼皮凶猛，是否适合搭班。另外，对猴子来说，搭班的原则是一只大一些的公猴、一只年龄小于公猴的母猴、一只三岁左右的小猴。只有这样的组合才能进行表演。如果是三只公猴就会经常打成一团，都是母猴的话它们就会懒散怠工。
二是看人。搭班的人是不是自己一个家族的亲戚，这在过去是很重要的，现在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在这个班子里起码要有自己的本亲，这样掌班的才好说话，不至于班子里的人不听话。
三是搭班的职责不一样，酬劳也不一样。“掌班”负责全局，“把式”负责耍猴，“镏子”负责收钱，“看挑”负责在家做饭。掌班和把式一般拿大份额分红，镏子拿中间份额，看挑拿得最少，这些在出发前都要说好。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的耍猴人外出时都带着一只羊，和猴子一起表演走独木桥。现在，羊太大不好带，就改成带一只小狗了。
通过这段时间和村里耍猴人的接触，我感觉到猴子跟其主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什么样的耍猴人驯化出什么样的猴子。杨林贵的弟弟杨林志没文化，说话蛮粗莽撞，他养的那只20多斤的大猴子几乎和他的脾性一样，看到谁都瞪眼。由于在家种地这段时间不怎么活动，这只公猴子养得膘肥体壮，甚是好斗。杨林志训斥它，它就瞪着它的主人，还时不时准备扑上去咬杨林志。有一次它突然跳过去咬了杨林志一口，杨林志恼怒至极，把它摁在地上揍了一顿。它还不服气，又扑上来撕扯，杨林志索性用绳索把它绑起来，用绳子抽了几下，边抽边瞪着眼问它服不服，不服就接着揍。最后，这只大猴子终于点头认输，杨林志给它松绑后，把自己的脸凑在猴子的脸上，瞪着它说话，猴子低着头，再也不敢咬了。
中午吃完饭，在出门前，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杨林贵在家里的财神像前敬上三炷香，祈求神仙保佑他们一路顺利、人猴平安。临出门时，杨林贵的妻子贺群一再嘱咐：到成都后，农历十月要去给她父亲上坟。贺群老家在四川大邑县。
杨林贵的妻子怎么是个四川人？其实在我心里已经有一个不太确定的答案，只是那时候和他们的关系还没有那么深，也就不便直接询问。
30日这天是农历九月二十五。按照艺人们的说法，“三六九往外走”，这天虽说不是“三六九”，但只要不是“七八”也能走，也是个出门吉利的日子。中午，贺群还专门包了饺子，在中原有“出门的饺子，接风的面”一说，目的是图个吉利。
这一天，村里还有十几个耍猴人和我们一起出门。鲍湾村、冀湾村这两个村子以耍猴为生的人很多，加上施庵乡、沙堰镇等地，保守估计也有2000人。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着这种群体传承的生活方式，有做砖瓦的村庄、做木工活的村庄、做建筑的村庄、做棺材的村庄，甚至还有做乞丐的村庄等。一般来说，群体传承的生存方式，其技术含量都不高，要学都不难，跟着师傅很快就能学会。村里不会耍猴的人想学耍猴，只要花钱买只猴子，请个师傅跟着行走几次就能学会，久而久之这一带很多人都会耍猴了，“耍猴村”便由此形成。
下午一点多，一辆破旧的中巴车来到杨林贵的家门口，这是杨林贵和司机约好的。因为这一天村里外出的耍猴人很多，他们就合伙租了这辆乡村公交车，每人出两块钱，一起到新野县汽车站换乘长途汽车。
耍猴人一般不会相互问对方去哪里，如果恰巧去同一个地方，这在行话上叫“碰挑”。每一个班子的耍猴人都想单独去一个没有其他耍猴人的地方，那样的活儿才是“鲜活儿”。要是在一个地方“碰挑”了，也不碍事，一般来说，只要看到对方的耍猴技艺，就能明白自己的水平，识趣者自然就离开了。
下午两点左右，在新野县汽车站，我们坐上了开往湖北襄阳的长途汽车。乘车时，杨林贵他们打开三个编织袋，猴子们一个个顺从地钻了进去。杨林贵说，这是为了防止猴子乘车时咬伤、抓伤其他乘客。猴子跟随主人多年，很明白主人的意思，也习惯了这样的乘车方式，待在编织袋里，一路上不动也不叫。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到了襄阳列车编组站附近。在一座铁路桥下，耍猴人都下了车。我们顺着高高的路基坡爬上了铁路，十几个耍猴人沿着铁路往编组站走，由于当时天色还亮，进站扒火车容易被警察发现，大家就坐在站外休息。杨林贵让朱思旺去把可盛十公斤的塑料桶灌满自来水。朱思旺跑到铁路路基下的村子里，找到一个水龙头，把塑料桶灌满自来水。杨林贵说：“这桶自来水，加上家里蒸好带来的几十个馒头，就是我们往后几天在火车上的口粮。”啃干馍，喝凉水，这就是我和他们在火车上的生活。
2000年，也是这个季节，也是在这个地方，鲍湾村有个叫艾陆军的耍猴人准备扒火车去云南赶火把节。当时也是天色太亮，大家都在编组站的野地里躲着休息，艾陆军自己跑进编组站看车去了。回来时经过一片芝麻地，突然感觉小腿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当时没在意，等和站外的其他耍猴人会合后，坐下来抽烟时，发现小腿肿得要命，这时他才意识到可能被毒蛇咬了。大家赶紧送他去医院，幸好在编组站附近有人告诉他们，旁边村里有一个专门治疗蛇伤的医生，于是大家赶忙把他送过去。医生先把伤口切开，里面冒出紫黑色的血，接着用火罐拔毒血，最后再把他的脚包起来，放在装有一些中药的盆子里，用火熏。这种土办法还真把他的命给保下来了。在家治疗休息了一个月，那一年他都没办法出去耍猴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