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青的叔叔张书阁也是耍猴人，耍猴22年，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
（上）耍猴人赚的钱都是随身带回家的，这个箱子里有不少空的暗盒，可以藏钱。
（下）没人能想到，一个个用来充饥的馒头里，竟藏着耍猴人的辛苦钱。
杨林贵牵来一只会表演正戏的猴子，估计有20岁，相当于人50岁的年纪。
演正戏的猴子，得戴上不同的面具，行话叫“啃脸子”。
艺猴表演用的各种面具。
2004年6月18日，杨林贵他们在北京丰台编组站转车。他们一路上不时给猴子喂水，以防它们中暑。有只老猴子不愿意走路，骑到了主人的背上。
车头上“某局某段”的字样就是耍猴人的“路标”。2004年6月26日，杂志社派我和同事出差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采访。27日，我在前往海拉尔的火车上接到杨林贵的电话，说他们在牙克石市，距离海拉尔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而且海拉尔也是他们这次要去的城市之一。于是我就和杨林贵约定，我们路过海拉尔时见上一面。2003年要不是出现“非典”疫情，我就和杨林贵他们扒火车到内蒙古去了。
6月30日上午，我从根河回到额尔古纳的当天，杨林贵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海拉尔两天了，和我约好下午四点在海拉尔的火车站见面。
额尔古纳距离海拉尔120多公里。在额尔古纳吃完午饭，我就往海拉尔赶。同行的额尔古纳朋友说，今年这里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下雨了，草原上的草有些都旱死了，要是往年，这里的草会长得更好。在中原地区，6月已经开始炎热了，而在海拉尔气温却只有20摄氏度左右，早晚在室外还能感到一丝寒意。
下午四点三十分，我到了海拉尔。和同事告别后，我在海拉尔火车站稍等了一会儿，杨林贵、杨林志便牵着猴子出现在我面前。这次他们四个人带六只猴子、一只小狗，分成两个班子，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耍猴。杨林志留在海拉尔火车站耍猴，我和杨林贵、陈国强往市中心去。
跟着杨林贵刚走到兴安东路的一个加油站旁，我们就被一个坐在出租车上、老板模样的男人拦住，他说想看看猴子是怎么表演的，叫杨林贵在车旁给他耍两下。说话当中，他给了杨林贵20元钱。杨林贵就站在出租车旁让猴子给他表演翻跟头，给老板送上祝福，并让猴子和坐在出租车上的老板握手，其中几个比较利索的动作逗得老板哈哈大笑。三五分钟就赚了20元钱，也算不错。在路上，杨林贵边走边说：“我们耍猴见到的老板多了，有一年在东北，一个老板一次就给了200元。那真是个大老板，看猴戏的时候，旁边有人给他搬凳子，站在身边伺候，喝水都由身边的人端过来，那真是气派。拉开皮包，里面100元的钞票一沓一沓的。”
在兴安东路黑玫瑰大酒店对面的人行道上，杨林贵又拉开场子。刚开始耍了不到十分钟，一个30多岁的男人就站出来愤怒地指责他这样的表演是在虐待动物，让他们马上走人。无奈之下，杨林贵只好带着猴子离开。这些年他们遇到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城里的人，尤其是饲养宠物的人，对这些耍猴人的表演越来越反感。如今，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不像前些年那样简单无聊了，人们的同情心越来越浓，他们对于这种简单并带有虐待倾向的耍猴表演，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单纯以看热闹的心态来对待。毕竟，城里人也不可能理解这些耍猴人的真实生活。
在额尔古纳的时候，我发现带的佳能-EOS-1V相机快门出了问题，拍摄的时候取景器里总有一个晃动遮挡的东西，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快门的叶片脱落，于是继续拍摄了几个胶卷。在一次换胶卷的时候，我检查了一下相机的快门，才发现一组快门叶片中的一片有一侧从铆焊的地方脱落了，之前拍摄的图片肯定都有遮挡。这时候相机出现这样的问题让我感到十分沮丧，这就意味着我不能进行拍摄了。
这是我使用的第三台快门叶片脱落的相机。在2004年之前我使用的都是尼康相机。1996年买的90X相机在2000年第一次出现了快门故障，那时候还得寄到北京维修，周浩帮我拿去换了快门。2002年夏季，我正在河南郑州拍的时候，这台相机的快门又掉了。那几年我的拍摄速度是每年1000个胶卷，也许是使用频率太高的原因，两次换快门让我先后花去2400块钱。打那以后，我似乎得了“快门恐惧症”，不管用什么相机，每次换胶卷时都要看看后帘快门情况，拍摄时还要时不时地听听快门的声音。这次我也是在换胶卷的时候发现有一片快门叶片耷拉下来。在额尔古纳拍摄的时候，我就感觉快门有些不对劲，但是换了两次胶卷都没有发现—铆焊叶片的两个铆点掉了一个，所以在快门回位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
那时候数码相机还没有普及，为了拍摄方便，我自己还带了一台富士120相机，但是只剩下一个120胶卷，在海拉尔这个小城市，我去哪里买120的专业反转片？没有办法，我只能给在北京的朋友周浩打电话。周浩的第一句话就是：“嗨，你小子真行！我还没听说过哪个摄影师能用坏三台相机的快门，你是第一个。”电话里我抱着侥幸心理说：“这台相机只是掉了一组叶片中的一叶，快门应该还能继续拍摄。”周浩回答：“肯定不行，会出现遮挡或者漏光的情况。”这让我更加沮丧了。回来冲洗后，和周浩说的一样，相片中间有一条漏光造成的黑影。
没有胶卷，意味着后面没法跟拍。我跑了几家婚纱影楼，问有没有120胶卷，都说没有，一家影楼的员工告诉我一个摄影家协会活动的地方，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找了过去。最后，总算找到了10个柯达WS120反转片，够我拍三天了。我每按一次快门，就计算一下还剩多少张，不是重要的画面我都不拍。还好，总算把这次海拉尔的跟拍完成了。其中有一张是杨林贵带着猴子坐在飞驰的车厢里往外观望的画面，我很喜欢。
7月1日，夜里的一场小雨使得这座被草原包围的城市有了些寒意。杨林贵他们就睡在货场旁一座铁路桥下，他们对寒冷已经习以为常了。一个路过这里的热心市民给他们送来了一些保暖的衣服。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这样的天气肯定无法外出耍猴。六点多，我从宾馆出来去找他们，他们四个人还都蜷曲在被窝里取暖，旁边的猴子也都抱成一团相互取暖。从这里路过的人不时停下来看看他们，也有好心人过来关心地询问，希望可以帮助他们。
七点多，杨林贵的堂哥杨林芳在周边找了一些柴火，开始在桥下生火做饭。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突然从车站过来两个铁路警察，让他们赶紧把火熄灭，说是一会儿有一个铁路局的领导乘坐的专列要在此停靠，让他们等领导的车走后再烧火做饭。
八点十分左右，一列开往满洲里的客车在站台停靠。站上早已等候着的工作人员赶紧在一节卧铺车的门前铺上红地毯，车上一位领导模样的人下了车，和等候在车站上的人员一一握手。杨林贵一边看一边说：“这主儿肯定是个大官，不会是副总理吧？”站在我身边的一个警察说：“这是东北铁路局的一把手来视察工作。”杨林贵忍不住又说一声：“不是副总理啊，那也至于摆这么大的谱？”警察看看杨林贵，对我说：“我们的这位领导可牛了，前几天在视察车站工作时，当众给下级出了道题，结果一个倒霉的站长没有回答出来，他的下属却给回答出来了，我们这位领导当场就把他们俩的位置给换了。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你说谁不怕他！”这时，杨林志在一边插了一句：“要是给我一个官，我也能当。”这是我第二次听到杨林志说这样的话，上次是在安康车站被警察抓住的时候，他也当着警察说了这么一句，被杨林贵训斥了一顿。
等了约20分钟，这趟列车才开走，两个警察也随即离开，杨林芳才又开始生火做饭。
“下雨了，看来今天是耍不了猴了。”杨林贵决定让大伙儿吃完饭后分开行动，杨林志和杨林芳留在原地，他和陈国强去满洲里。杨林芳的饭还没有做好，我们就这样在桥下等待着，这时候我都开始觉得冷了。
在一旁看门的铁路工人看到我的装扮，就过来和我说话。知道我是记者后，他热情地把我拉进他的看门房里让我暖和一下。在跟拍杨林贵他们的这几年里，我遇到的好心人实在是太多了。杨林贵也常说：“好人还是很多的。”
我在他的房里坐了一会儿，身上暖和了许多。交谈中，他对我说：“基层的老百姓都生活得不容易，你能跟拍这些生活困难的人实属不易，一会儿我给你们问问有没有去满洲里的‘篷车’，这样的天气，坐在‘篷车’里不会被雨淋着，相对好受一些。”上午九点五十分，在这个好心的铁路工人的指引下，我跟着杨林贵、陈国强上了一列有门的“篷车”。
“篷车”是一种有顶的、可以关门封闭的车厢，有15米长，2.4米高，里面空间很大，坐在里面不用受风吹雨淋之苦。这样的车大都是拉一些贵重的货物，外面的门可以锁上。杨林贵他们把这种车称为“闷罐车”。一般情况下很难碰到这种卸完货物开着门的“闷罐车”。有时候遇上一列都是关着门的“闷罐车”时，耍猴人就只能爬到车顶上坐着。
开往满洲里的“闷罐车”走走停停，一路上下着雨。即使坐在这样的“闷罐车”里，时间长了也会感到寒冷。十一点，“闷罐车”临时停车，杨林贵下车去找了两块木板垫在身下，又铺上一些草，躺下睡觉。三只猴子也抱在一起，缩成一团取暖。
坐在“闷罐车”里看外面的景色，如同在看一部流动的风光大片，各种镜头不停地切换，像蒙太奇般不断穿插闪过。下过雨的草原既湿润又绿意盎然，让人感到舒心。这条铁路通往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一路上过往的列车上标有俄文字母，都是一列列的油罐车和装满木材的车辆。
往北走，绿色越来越少，裸露的沙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天气也越来越冷。我想把车门关上，这样车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风进来，可杨林贵不让，他说怕有人从外面把门给锁上。杨林贵曾经有一次坐在这样的“闷罐车”里去成都，因为怕冷就把门关上了，结果中途临时停车，铁路工人从外面把门锁上了。他们就这样在“闷罐车”里被锁了四天四夜，快被饿死了。最后在一个很小的停靠站，一个铁路工人听到他们在车里面的哭叫声，才把他们给解救出来。从那以后杨林贵坐“闷罐车”，天气再冷也不把门关严。
下午四点二十分，走走停停的列车终于到达满洲里的火车编组站。站里停满了装载着木材和化学原料的火车。这里是和俄罗斯接壤的铁路编组站，很多货物都来自俄罗斯境内。由于铁轨轨距不一样，两国的列车要在这里更换车轮。满洲里是连接中俄两国的重要铁路交通物资枢纽。
在编组站外，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和杨林贵他们坐车去了满洲里市区。在“闷罐车”里冻了六个多小时后，我们在市区找了家小餐馆。米饭上来后，杨林贵赶紧先分给三只猴子吃。
吃完饭稍事休息，杨林贵他们就拉着猴子开始选场子。当时的满洲里是一个很干净的边境城市，人口不多，有很多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做生意的俄罗斯人拉着大包小包在街上行走。“这里这么干净，在主要的街道上耍猴肯定是不行的，一会儿就会有城管和警察过来干预。”杨林贵一边走一边和我说。我们最后来到了通河路的一个广场边。
这里是道路的交叉口，来往的人很多。“就在这里了。”杨林贵说着就放下耍猴的家什。先放出猴子去和小狗打架，狗和猴子打架的叫声很快便引来了很多人围观。就这样，杨林贵的猴戏便拉开了场子。
杨林贵在里面耍猴，陈国强在外面收钱。一些在满洲里做生意的俄罗斯人也在人群里面看杨林贵耍猴。收钱的时候，他们会给一些俄罗斯的卢布。后来，杨林贵告诉我他们的卢布不值钱，一块钱卢布值不了人民币的3角钱。杨林贵他们收到卢布也不会拿去兑换，因为太少了，不值得去银行兑换。但人家给了也得要，人家是外国人，不要好像是看不起人家。我和杨林贵分别时，杨林贵把收到的卢布送给我作纪念。这一天，杨林贵一直耍到晚上八点下起雨时才收场。
吃过饭，还下着雨，我不想让杨林贵他们露宿街头，准备找个旅馆让他们和我住在一起。由于带着猴子，肯定不能去大的宾馆住，我们就找小的旅社。但跑了几家小旅社，人家看他们牵着猴子也不让住，于是我们就找这里的家庭旅馆。满洲里有很多家庭旅馆，但是人家也都不接纳他们这两个带猴子的人住。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回到街头。最后，他们在市郊路口的一栋刚建好的楼房阳台下搭起地铺，露宿对他们来说是经常的事情。我就在附近的楼上找了一个家庭旅馆住下，以便他们有事的时候能及时赶到。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杨林贵他们。虽说已经八点过了，但他们还没起来。海拉尔的早上比较冷，路上的行人也很少。杨林贵和陈国强还在被窝里，就被路过的市民给围了起来，久居城市的人感觉到这些耍猴人很可怜，不时有人给他们出一些主意，告诉他们哪里人多好赚钱，哪里的小饭店比较便宜，等等。还有人给他们送来一些家里不穿的衣服和鞋子，不管多旧的东西，杨林贵他们都表示感谢并收下。
在一些热心人的指点下，我们在一条小街上找到一家便宜的小饭馆，吃了些油条和稀饭。杨林贵还专门给猴子买了几个馒头。饭后，我先到满洲里的中俄口岸去看了看，然后再回市区找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在街上遇到了另一班耍猴人，就问他们见没见到杨林贵，对方看我拿着相机，就直接问我是不是小马。我说是。我这几年常跟着杨林贵扒火车，常在鲍湾村、冀湾村里拍摄耍猴人，周围村子的耍猴人也都知道我了，跟着杨林贵称呼我小马。在他们的指引下，我在背街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杨林贵他们。我刚到没几分钟，一辆警车便开到了路边，下来的警察制止了杨林贵的表演，并准备把他们带上警车。我赶紧亮出自己的身份，上前和警察商量。警察客气地要求我跟他们一起到公安局去。
到了公安局门口，还没进门，我就听到里面一个警察说：“咱们的动物园就三只猴子，干脆把这几只也送到动物园里吧。”我想，要是真把这三只猴子送到动物园，杨林贵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可就没了。
在公安局二楼，我说明了我的身份，以及追踪拍摄杨林贵他们耍猴的经历。一位副局长在电话里请示上级之后，总算是给了我一个面子，但要求我把杨林贵他们带出市区，不能再让警察见到他们，如果再见到，就要没收杨林贵的猴子并送到动物园。在谢过这位副局长之后，我顺手把120相机里的最后一张胶片给拍了，想记录一下派出所内交涉的画面。警局里的光线比较弱，回来冲洗后才发现照片曝光不足。
我带着杨林贵他们从公安局出来后，就直奔满洲里汽车站。我给他们买好票，把他们送上开往海拉尔的汽车，看着汽车驶出车站后，我又赶到火车站买了回北京的车票。
这次外出和杨林贵搭班的有三个人：堂哥杨林芳、弟弟杨林志、同村陈国强。
杨林芳56岁，一辈子没有结婚，孤身一人，有一亩半地，是村里的五保户，每月有100多元补贴，就靠这点钱生活，跟着猴班子外出主要是管做饭。
陈国强和杨林贵是一个村的人，50岁，有20年耍猴经验。家有一个老母亲，两个儿子，两个孙女。有七亩地，种植小麦、大葱，家庭收入一般。
2004年7月17日晚上，杨林贵和杨林志、杨林芳、陈国强、杨保全五人从黑龙江大庆扒上开往内蒙古通辽的火车。18日到达通辽北站后，他们准备下车做些饭填饱肚子，往回走时被警察发现。杨林贵跑进玉米地藏了起来，其余四人被铁路警察带进了公安室。一般情况下，警察不会把他们关得太久，但这次不一样。在玉米地等了很久也不见伙伴被放出来，杨林贵心里着急了。正好地里有一个当地的农民在干活，杨林贵就给人家说了很多好话，让这个农民去帮他到公安室打听一下消息，这才知道，警察在他们身上搜罚款的钱，没搜到，于是决定拘留他们。因为猴子不能进拘留所，警察就把杨林志、杨林芳二人拘留了，让杨保全、陈国强二人牵着猴子回家。
7月23日，杨林贵在郑州给我打来电话，说杨林志和杨林芳要被拘留一个星期，他们身上只有200元钱，除了买些吃的，身上的钱只够买到北京的票，希望我能帮帮他们。
我告诉杨林贵尽管放心，他们到北京后我会给他们买回家的票，也不会让他们饿肚子。
25日上午，我接到杨林志的电话，说他们估计在上午十一点到北京南站。我由于工作繁忙，实在无法脱身，就让杨林志找个出租车，坐车到中关村南路。见面后，我给了他们一些路费，又给了出租车司机70元钱，让出租车把他们送到北京西站。他们乘当天的火车回老家。第二天中午，杨林志从南阳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安全到家。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林贵他们这些耍猴人最后一次扒火车。铁道部门下达了有关文件，以后对扒车人将从严处理，可以采取拘留的方式。这项规定使得这些耍猴人持续多年扒火车走江湖的历史从此结束。
2004年6月30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杨林贵他们分成两个班子，在不同的地方耍猴。
杨林贵给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耍猴，赚了20元钱。
杨林贵找了两块木板垫在身下，又铺上一些草，躺下睡觉。三只猴子也抱在一起，缩成一团取暖。 一些在满洲里做生意的俄罗斯人也来看杨林贵耍猴，老杨把收到的卢布送给我做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