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制度经济学方法（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 North，1981，1990）认为制度是一种博弈的规则（rule of the game），制度变迁就是游戏规则的变迁；组织是博弈的参与者，经济增长是制度的一个函数。其主要的工具是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它得出三个推论：第一点，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来自交易成本的节约，包括诺斯所描述的意识形态也是节约交易成本的一种安排。第二点，制度随技术、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制度必须有效地变化，而且经济绩效依赖于有效的制度变化。由于专业化增加交易的成本，所以制度变化在发达国家更重要，在今天比在过去更重要，技术变化越快的地方，制度变化也就越重要。
我们看到，新技术革命，即IT技术，对我们制度提出一大堆挑战，最简单的比如中国电信这种垄断制度，它必须很快进行改变，如果它不改变，就影响整个中国的效率，而在十年前问题可能不会这么严重。第三点，制度常常是无效率的，因为它们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不好的制度可以长期锁定。当然，诺斯的这些观点有几个问题：他认为制度是以国家为前提的，但为何要存在国家，是上帝创造的还是我们自己建立的？他无法解释我们前面所讲的制度的自我实施问题，包括国家本身；无法解释非法律因素（包括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无法解释“路径依赖”。所以我们下面介绍最新的一种分析方法。
3.历史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这种分析主要用现代博弈论，从微观的、大量的历史资料来解释制度的存在和演进。这是种非常新的理论，代表人物有格雷夫（Greif，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名气非常大）等，他用博弈论来研究经济制度史。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他研究公元11世纪时，地中海一带从伊拉克到北非的犹太人商人团体的信用制度问题。这些商人在地中海一带做生意，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货发出去后，你自己跟过去，卖了货把钱拿回来，这种方式效率很低；另有一种方法，货发出去后，目的地有你的代理人，帮你卖东西，卖完后把钱给你。
当然，第二种选择更有效，因为你不必跟过去，是他（代理人）为你提供本地的且很专业的服务，如美国人把东西卖到中国他不必跟着来，中国有人帮他卖。但代理人制度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怎样控制代理人，他随时可以骗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商业制度就不能形成、不能持续。格雷夫（1989，1994）的研究发现，那些犹太商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成立商业联盟（coalition），互为委托代理，即你帮我卖东西，我也帮你卖东西，假如你骗我一次，那么联盟所有的人都知道，以后谁也就不帮你了。因为你害怕这个惩罚，所以你就不敢违约。商人们联合起来，互相帮助，所以贸易就发展了。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希望建立一个不欺骗的信誉（reputation）。格雷夫通过对大量新发掘的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信誉在这里起很大作用，否则地中海商人团体就发展不起来。引申一点，米尔格罗姆、诺斯和温加斯特（Milgrom，North and Weingast，1990）关于律商（law merchant）的研究也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他们发现，law merchant起了充分传递信息的第三方的作用。实际上这表明，law merchant制度相当于现代社会的信用报告制度（credit reporting bureau），在二战之后的美国，这种机构就很多了，每一个商店都可以加入某个组织，当有人欠你的钱，你就告诉这个组织，不再对这个人提供信用。这种制度运行非常有效，美国商业信用制度之所以非常发达，也有它的一份贡献。因为用现金买东西，当场检验即可，靠信用卡买东西，信用就非常重要，因此关于信用的信息怎么传输也显得非常重要。通过信用报告机构，有过期账款一查就知道，这样你就不会给他赊购，不易被欺骗。当然，如你没加入但告诉你的客户说你加入了，别人也可能就不敢骗你（Klein，1992）。
再有一个研究是本森（Benson，1989）关于商法的自我演进的分析。实际上，国际上的所谓仲裁制度本质上与law merchant一样。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跟中国人签的合同，仲裁条款大部分是通过国际仲裁机构来办的，不使用中国的法律。原因可能是，第一你的本身法律与他不一样，第二是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嫌疑。但国际仲裁机构没有警察，不能强制你，它的裁决为什么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因为如果你不执行他的判决，那么就没有人会跟你再做生意，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本森的研究同时分析了各国法律制度本身。在西方也一样，外国人来你这儿做生意，一开始肯定保护本地人，但后来，各个商人却会联合起来，形成专门保护外国人利益的法律，使外国人有积极性来做生意。
这对我国可能很有启发意义。在我国各省之间做生意，打官司一般要在当地法院，但当地法院一般偏向于本地人，所以，有人提议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应该集中化，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巡回法庭，地区之间的纠纷都由上一级的法院来执行。这个建议可以接受，因为上一级法院比本级中立。但是从本森这项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看，重新思考一下，觉得也不一定如此。如果地方竞争充分的话，每个地方为了吸引外地商人来投资，它也要建立一个保护外地人的法律。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例子了，一些省份签订了横向地区之间互相保护投资人权益的协议。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政府官员仍然十分短视，为了保护本地产品，规定本地的产品摆在容易看见的地方，外地的产品靠边站。我们知道这对商业的发展很不利，如果长期竞争的话，这些地方就会落后。所以应修改法律的制定原则和过程，即把商业实践本身变成法律，如果一个法律想改变一个商人的行为规则，一个合理的办法是要把商业协议本身变成法律。
另外，在关于路径依赖的分析上，历史制度分析法也提供了许多有意思的案例。格雷夫（1994，1997）研究的犹太商人形成的秩序其实是集体主义的，因为他们是互相为代理人，惩罚对方是靠第三者完成的。就是说你骗了我了，可能不是我惩罚你，而是另外的人惩罚你。
在这种情况下，骗过人会被别人所骗，欺骗骗过人的人并不算骗人。
而他研究的意大利的热那亚商团，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秩序，因此惩罚就需要通过国家政策的手段来完成。由这两种不同的传统便会衍变为现在两种不同的主义。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个人之间、人群之间的信任度可能较低；而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较高。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两个社会合在一起，那么两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会很容易互相信赖，而两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却会只信任自己，各自只跟自己的群体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