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要反，但应该反的是政府用强力施加的垄断，即政府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不管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定价太高，早晚会垮台。IBM原来很牛气，后来被戴尔、惠普打倒了。微软占软件平台百分之七八十的份额，但是它不敢松懈，就像比尔·盖茨讲的，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竞争的压力。竞争程度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而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政府一定要管。但这是产权的保护问题，与反垄断无关，采取这种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是很小的企业。在这个前提之下，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衡量垄断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政府的政策保护，与企业大小无关。
回过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就起诉别人。像现在，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例如，生产电饭煲的企业的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是很荒唐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是一双隐形的眼睛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就需要政府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政府不管，我们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市场还有一双隐形的眼睛——声誉机制。长期看，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欺骗无知的人并不是最好的竞争策略。企业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消费者也有积极性获取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比如依据反垄断理论，企业做广告，一方面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属于垄断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树立品牌，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况下，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政府说了算的话，企业就会去讨好政府官员。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政府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政府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事实上，许多政府审批名为规范市场，实为官员寻租。20世纪90年代北京有个规定，获得模特从业资格，要经过政府组织的考试。这有什么道理？模特站在台上表演，观众认可就行了，关政府什么事？市场上，你找不到任何一家服装公司会雇佣不合格的模特。
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不要反感大企业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生产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制造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之间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没有连带责任。
举个例子，全中国13亿人，某个人骗了你，你很难记住他。但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每一个省级行政区都有一个名字，如陕西、河南、河北、北京，等等。如果你是陕西人，你骗人了，会破坏陕西人的声誉，其他陕西人就会认为你是害群之马，对你进行约束。事实上，过去的商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约束它的成员不去骗人。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办法。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简单地说，什么叫老板？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谁负责？是你——你不能说你不在场，你不负责。作为老板，你不仅要对所有员工的过错承担责任，还要对上游供应链上的厂家承担连带责任。譬如一个牛奶企业，奶源不是你生产，饲料不是你生产，但是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胺，不论是谁加进去的，你都要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就是品牌企业。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就做个体户，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亚当·斯密反感大企业，他曾提到，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实际上，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业替代市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正是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企业，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自己养奶牛太贵，就不喝牛奶，喝稀饭——这就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市场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政府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定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原因，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埋葬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其次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三驾马车”理论，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根据这个理论，要想增加GDP，或者靠增加消费，或者靠增加投资，或者靠增加净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资；投资不行了，就促进消费。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说的。
“三驾马车”作为一个恒等式，没错。但用它来解释经济增长，就犯了大错。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我们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而是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费。比如我们制定8％、9％的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拼命刺激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现在变成了手段。2009年金融危机时，汽车销售不好，就补贴汽车；家电销售不好，就补贴家电……这就是为了追求GDP而消费，目标和手段完全颠倒了。
再看投资。为什么要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未来的消费。今天投资1块钱，明天可以得到的回报比1块更多。如果不这样，投资就是浪费，就不值得进行。但看一看我们现在，投资是为什么？为了增加总需求（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只是为了增加GDP，创造就业机会，办法有好多。让一千万人当小偷，然后再让一千万人当警察抓小偷。这两千万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义呢？
再看净出口。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两百多年前就指出，贸易是互惠的，所以自由贸易创造财富。这才是我们需要贸易的原因。但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回到了重商主义时代，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能增加财富。比如，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000亿，进口1100千亿，出口小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是负的。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每次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都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搞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础就在这里。但结果是两败俱伤。
还有储蓄问题。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要增加投资。投资哪儿来？靠储蓄。但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说，储蓄是坏事，花钱是好事，还把它表述为“合成谬误”现象。个体的善不等于总体的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用到储蓄上就不合适。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我们却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如果中国“十二五”规划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将造成巨大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