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启示：第一，中国比想象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的重要性能被决策者充分认识到的话，金融危机也许就不会发生；第二，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了；第三，我们的内向封闭思维不再适应今天的世界。
理解经济转型：回归亚当·斯密
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转型，转型的方向包括：第一，从出口导向的增长，转向国内、国际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二，从沿海地区主导的增长，转到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更平衡的增长；第三，从投资驱动、低成本优势的增长，变为创新驱动、高附加值的增长；第四，从新企业不断进入、数量扩张的增长，到现有企业兼并重组、规模扩张的增长。
理解这些转变，需要一点理论基础，也就是200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财富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又依赖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又依赖于市场规模。一个巨大的市场，意味着更细的分工，更细的分工意味着更大的技术进步，更大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多的财富积累，反过来又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长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利用了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一个价值链上的分工，与自身的优势，特别是与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由此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
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中西部正在崛起
然而，现在看来，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利用比较充分，但对国内市场开发不够，两个市场很不平衡。举个例子，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37.5％，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除了低于德国，高于任何其他的国家。而且，中国是一个城市化落后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占到GDP比重如此之高，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过去30年，我们的出口增长平均是GDP增长的1.5倍，这种情况估计很难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非常大。就GDP来讲，中国算是半个“全球”了。例如，广东在世界上按国家算已经排在第18位，规模大于印尼、挪威；河北的经济规模已经大于香港；北京、辽宁的经济规模都大于新加坡。人口对市场规模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每个行业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衣、食、住、行、学习、娱乐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足疗在中国都是非常大的行业，还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有12个教育公司在美国上市，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想象的。
在过去的印象中，国际私募基金、风险资本来中国，似乎都投资于高新产业，但现在好多资本都在寻找传统产业。由于城市化的推进，传统产业在中国仍然有很好的前景。未来30年，如果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国会增加13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增加13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由此产生的需求是巨大的，并不都是高科技的。中国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与此同时，我们的区域增长模式正在转变。举例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前四个省份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第二个10年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第三个10年变成了内蒙、陕西、天津、宁夏；2003到2008年，经济增长最快的是内蒙、河南、陕西、山东。这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西部地区的潜在优势开始体现出来，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最重要的是土地价格的优势——因为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土地，这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有利。
中国人口多，但人多并不意味着形成市场，一定要把人口连起来，才能形成市场。交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的交通运输比较落后，但过去20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修建，为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太高，比如我们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经常堵在收费口上，这就是一种交易成本。中国开发国内市场，关键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投资增长不可持续，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凯恩斯理论建立的。它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依据这个公式，用流行的说法，经济增长靠“三驾马车”，这驾跑不动让那驾跑。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比如说，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但从凯恩斯理论的角度看，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增加投资就可以创造GDP。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恶果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投资率去年达到67％，到了荒唐的程度。这意味着什么？打个比方，人抓住老虎的尾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放开，老虎把你吃掉了；另一种是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现在的投资就是这样一种境地。政府不追加投资，经济增长马上掉下来；如果继续增加投资，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两年投资这么剧烈集中，过两年干什么，不可能每个村都通高铁吧？未来中国经济如果出现大的滑坡，一定是由这种投资过度引起的。
再看人口结构的变化。1988年，中国单年新出生2500多万个婴儿，2008年只生了1500多万，减少了1000万；1990年，每100个就业人口有8.5个新就业者，到了2007年，已经降到5个。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在结构上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但从总量上看，正面临劳动力逐步短缺的局面。
由于人口一胎化政策，未来好多产业都面临挑战。比如劳务输出到非洲，没有人愿意去，因为家里都是一个孩子。现在我们去坐飞机，看到空姐都很年轻漂亮，到饭馆都有两排年轻漂亮的女生为你服务，这种景象10年、20年后可能就不存在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步消失，迫使我们进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开发国内市场不同于扩大内需
如果我们很好地开发国内市场，中国的创新潜力是巨大的。但要注意，开发市场跟扩大内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扩大内需靠货币政策，是政府的功能，是周小川的事；而开发市场靠企业家创新，是马云、王石、柳传志的事。
举例来说，经济不景气，电脑卖不出去了，扩大内需是由政府补贴或增加货币量，刺激大家多买电脑，原来一人一台电脑，现在让你买两台、三台。而开发市场是通过生产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新产品，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就像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那样。房地产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生产出大家喜欢、有能力购买的房子，而不是通过增加贷款促使大家买房子。这两个思路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的思路是通过经济刺激政策扩大内需，一些转型就没法进行。比如创新，假如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任何东西都好卖，你为什么要创新呢？中国经济转型能不能完成，关键在企业家。如果企业家都抱怨钱太少了，要求政府发更多的票子，经济转型就很难实现；如果企业家都致力于开拓市场，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我们会有很好的前景。
如何突破障碍？改革不能“空转”下去
如上所说，开发国内市场是企业家的事，但也面临很多体制障碍。
第一，我们的国有经济比重太大，占到GDP的35％以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国有经济如此庞大的情况下，可以把国内市场开发出来。由于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GDP增长不能变成消费者的购买力，这是我们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只有真正解决国有部门问题，把更多的国有资产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们的资产收入，开发国内市场才会有一个好的基础。
第二，我们的产权保护制度依然不完善，好多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我们的政府权力太强大，对经济活动干预太多。当人们的财富超过一定程度以后，都想着办绿卡，移民到国外，很少定下心来，拿出真正的精力去搞创新，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这样一来，企业家开发市场的作用便不能很好地发挥。
还有，我们的汇率严重扭曲，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大家知道汇率是一个价格，人民币估值偏低，会导致中国企业家更愿意出口，而不是开发国内市场。这是资源配置的扭曲，也是企业家能力使用的扭曲。有人提出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冲销汇率，承受更高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就不需要升值了。我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还不如让人民币汇率回到合理的价位。
总之，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周小川”。要完成这个转变，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保持精英治理，把精英治理和民主化结合起来。要完成这个挑战，首先应该允许大家去讨论它，以各种不同的观点去碰撞和探索。但是很遗憾，现在只有少数人在呐喊，而没有纳入政府的议程，没有人去讨论我们怎么向前走，所以政治改革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改革往往是做得多，说得少；现在是说得多，做得少。谈改革很多，真正的措施没有。我打个比方叫“空转”，只踩油门不挂挡，听起来轰轰烈烈，但是不往前走。这种状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本文由作者在2010年第9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曾收入《通往市场之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