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家的资本对生产性劳动量的推动作用最大。因为，他的工人和牲畜都是生产性劳动者，而且和他一起劳动的还有无偿的大自然。大自然的劳动虽然是无偿的，但它的生产物却和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价值。虽然农业增加了自然的产出力，但它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而是指引自然生产出最有利于人类的植物。无论是长满蓬蒿、荆棘的田地，还是耕作最好的葡萄园或田地，都可能生产出等量的植物。说耕耘增加了自然的产出力，不如说它支配了自然的产出力合适。有大部分工作都是人工不能完成的，只有依赖大自然。所以，农业上所雇用的工人与牲畜，既可以像制造业的工人一样再生产出他们消费掉的价值，即再生产雇用他们的资本，还能在向资本家提供利润的同时生产出更大的价值，并再生产出地主的地租。这种地租实际上是自然力的产物，通过地主转移到了农业家手上，它的大小取决于想象中的自然力的大小，即想象中的土地自然产出力或改进产出力的大小。把人的劳作完全减掉以后，剩下的就是自然劳作了，它所提供的价值在全生产物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不低于四分之一，而且经常都占三分之一以上。这么大的再生产量，是制造业上任何同量的生产性劳动都无法生产出来的。制造业的一切，都是人做出来的，自然什么也没做，其再生产量总是和导致再生产的力量大小成比例。所以，投在农业上的资本，比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更能推动生产性劳动量的增加。此外，农业资本对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以及国民财富与收入所增加的价值，相对于它所能雇用的生产性劳动量而言都要大得多。农业投资，是各种资本用途中最有利于社会的一种投资。
农业资本和零售业资本，总是在本国流通，它们的使用地点也很固定。农业资本一般在农场中使用，零售业资本则在商店里使用。这些资本的所有者既有国内居民也有其他居民，但国内居民居多。
批发商的资本却不固定地在某地流通。事实上，它也没有固定地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流通的必要，一般只会为了贱买贵卖而周游各地。
制造者的资本则截然不同，它自然要停留在制造场所，只是这一制造场所并没有必要确定，而且可能距离材料出产地和制成品销售地都很远。比如里昂，不仅其制造业的材料要从很远的地方运输过去，其出品也要运到远处才有人消费；再说西西里吧，当地时髦人的丝绸衣料是从别国进口的，而丝绸的原材料却又产自西西里本土；还有西班牙，它有一部分羊毛在英国制造，同时英国又将其一部分毛织物送还给了西班牙。
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投资于国内的剩余生产物输出事业。如果是外国人投资，就很少会雇用国内的生产性劳动者，所以国内劳动者的人数自然就会少一些；但我国年产物的价值，也只会减少这一小部分的利润而已。
至于水手、脚夫，无论他们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雇用。输出人是有国籍差别的，但输出资本就不同了。在输出国内剩余生产物，用以交换国内需要物品的场合，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给予这一剩余生产物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无论批发商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的资本都能有效地偿还生产这一剩余生产物所必须的资本，并使生产者能够继续营业。所以，批发商的资本不但有助于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还有助于增加本国年产物的价值。
制造者的资本应该留在国内，这一点比较重要。因为，如果国内有这种资本，那么它必然能在较大程度上推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量、增加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但是，这并不代表境外制造者的资本就对本国没有效用了。
比如，英国的亚麻制品制造者，年年都会出资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地输入亚麻来加工。这种资本虽然非产麻国所有，但它也明显有利于产麻国。这种亚麻只是产麻国的剩余生产物，如果不以年年输出的方式交换本地所需物品，那么它的生产就会因为没有价值而被立即停止。现在既然可以输出亚麻，那么输出亚麻的资本就能够偿还生产亚麻的费用，从而鼓励亚麻生产者继续生产；而英国的制造者，又可偿还输入亚麻的资本，从而使亚麻的运输能够继续下去。
改良和耕种所有土地、把全部原生产物加工成适于直接消费和使用的成品，以及用剩余原生产物及制成品换取远方的物品供国内所需，需要足够的资本，而这笔资本往往是一国无力支付的。在大不列颠，许多居民都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的所有土地。苏格兰南部的大部分羊毛，都因为缺乏资本而不得不经过崎岖的道路运往约克郡加工。英国许多小工业城市的产品，都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本而无力被运到需要它们的远方去销售。即使当地有个别商人，他们也只是大富商的经理人而已，而那些大富商往往都住在较大的商业城市里。
如果一国资本不足以同时兼营农业、制造业和零售业，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农业投资越大，越能增加国内的生产性劳动量，并能更多地增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其次就是制造业，效果最小的是投在出口贸易上的零售业资本。
事实上，如果一国的资本不足以兼营这三种事业，那么其富裕程度就没有达到自然允许的极限。如果在时机未成熟时兼营这三种事业，那么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最快地取得充足的资本。国内全体人民的资本，即一国的总资本，也和个人的资本一样有限度，往往只够用于某几个方面。增加个人资本和国民资本的方法，都是节省收入，不断积蓄。所以，如果资本能为国内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从而使全体居民都最大限度地进行积蓄，那么国民资本自然会迅速增加。不过，决定国内全体居民收入大小的，却是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大小。
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都在农业上投资，也正因为如此，那里才会迅速地富强起来。那里几乎没有纯粹的制造业，只有那种随着农业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工作是每个家庭的妇女和儿童都能做的。在输出业和航运业投资的，大部分都是住在英国本土的商人；尤其是维瓦尼亚和马里兰等省份的零售店铺和栈房，大部分都是由居住在母国的英国商人经营的，这是为数不多的零售业不由本地商人经营的事例之一。如果美洲人采取联合竞争或其他激烈的手段来阻止欧洲制造品的流入，从而保持本地商品的独占地位，使本地的大部分资本都转投到制造业中，那么他们就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还会阻碍他们的年产物价值的增进，甚至是妨害国家的日趋富强。同理，如果他们设法将全部输出业都垄断了，也许结果会更糟。
人类的繁荣，似乎从未延续到能够使所有大国都能获得足够兼营这三种事业的资本。如果说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那就得证明那些关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富裕和农业情况的奇异记载是可信的。即使这三个国家都被一切记载推崇为最富有的国家，但他们最擅长的也只是工农业而已，而其国外贸易并不繁盛。因为，古埃及人和印度人，都对海洋有一种迷信的畏惧心理，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一向都是不发达的。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好像大部分都是被外国人运往国外的，代价就是他们所需的金银等物品。
由此可见，一国在农业、工业和批发业上的投资比例，决定了该国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的多寡，以及对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价值增加的大小。
而且，即使都是批发业，如果所经营的种类不同，那么投资结果也会有极大的不同。
批发贸易是一种大批买进，再大批卖出的贸易，它可以分为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运输贸易这三种贸易。国内贸易是买进和卖出货物的地方都在国内，只是地域不同罢了，其中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则是购进外国消费品供本国人使用。运输贸易主要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即将一国的剩余产物运往另一国。
将资本用于购买甲地产物，再运至乙地售卖，一般可以偿还所投农业或工业资本，从而不至于中断本国的农业或制造业。用资本从商人那里运出一定价值的商品，一般至少可以换得一个等值的其他商品。所以，如果交易双方所交换的都是本国产物，那么不但能够偿还维持这两种生产性劳动的资本，还能继续维持生产性劳动。比如，把苏格兰的制造品运送到伦敦去，再把英格兰的谷物或制造品运送到爱丁堡来，往返一次的资本无疑可以偿还其投资。
如果用本国产物来购买外国货物供国内消费，那么往返一次的资本，也能偿还两部分的资本，只是其中一部分是用来维持外国产业的。例如，在英国和葡萄牙之间进行货物交易，往返一次所能偿还的资本，一部分归英国，另一部分归葡萄牙。所以，即使这种贸易赚回本钱的速度和国内贸易一样快，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也只能一半用于鼓励本国产业，另一半用于鼓励本国的生产性劳动。事实上，这种贸易赚回本钱的速度，很少能像国内贸易那么快。国内贸易的本钱，每年一般也就赚回一次，最多也只有三四次。这种贸易的本钱一年难得赚回一次；就算是两三年赚回一次，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一般情况下，投在国内贸易中的资本往往都已经往返十二次了，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也仅能往返一次。因此，如果投在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上的资本相同，那么前者能够对本国产业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往往是后者的二十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