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法规在抬高劳动者工资方面所起的作用，可能会持续好多个世纪；而在降低劳动者工资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可能只会持续到那些受过职业训练的劳动者死去。当那些受过职业训练的劳动者们死去之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数又会重新与市场的有效需求相适应。当然，这种情况有可能不适合古印度和古埃及那样的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每个人都必须依据教规继承父业；如果有谁变更了职业，就犯了最可怕的亵渎神灵罪。这样，无论是任何职业，都很容易出现一连几代的劳动工资或资本利润都低于自然率的现象。
至此，商品的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差异就讲完了。
虽然决定商品自然价格的因素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但无论在任何社会，这种自然价格都会同时随着社会的贫富、进步程度而变动。至于变动的原因，我将尽力在以下四章里详细说明。
第一，工资率是在什么状况下自然而然地确定的，这一状况受到了社会的贫富、进步程度的哪些影响。
第二，利润率是在什么状况下自然而然地确定的，这一状况受到了社会的贫富、进步程度的哪些影响。
第三，下面我要说的比例，是由什么支配的。
劳动及资本用途的不同，决定了货币工资与货币利润的不同。但是，无论各种劳动及资本的用途有多么不同，货币工资和货币利润之间似乎都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决定这种比例关系的因素，一个是劳动及资本用途的性质，另一个是社会的不同法律和政策。对这一点的详细说明，将在后章进行。这种比例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受制于法律和政策，却似乎不会随着社会的贫富、进步程度而变化。
第四，支配地租的因素，以及使得一切土地生产物的真实价格变动的原因各是什么。
工资
劳动生产物是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者是劳动的自然工资。
在原始社会，土地还不是私有财产，也没有资本累积，所以也没有地主或雇主，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归劳动者所有。
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由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强，就会使劳动工资跟着增加。这么一来，生产物品所需的劳动量就会越变越小，从而使得一切物品的价格都日渐低廉。这时，只要是包括等量劳动的商品，都可以相互交换；各种商品都可以用少量的劳动生产物来购买。
实际上，一切物品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得低廉。而在表面上，有些物品却变得比以前昂贵。换句话说，就是拿它去换其他货物，能够换得的物品数量比以前更多。现在，假设大多数产业的劳动生产力都增加了十倍（即该产业的劳动生产量是以前的十倍），某一种产业的劳动生产力却只增加了一倍，这时，如果交换这大多数产业与某一种产业一天的劳动生产物，那么前者似乎吃亏了。因为，在工作量相同的情况下，前者用十倍的生产物只换得了两倍的生产物。所以，从表面上看，后者的一磅似乎比以前贵了五倍。但是事实上，是后者的一磅比以前低廉了二分之一，也就是现在生产这一磅货物比以前容易了两倍。因为，虽然生产这一货物所需的其他货物量是以前的五倍，但所需的劳动量也同时减少到了以前的一半。
在原始社会，全部的劳动生产物都由劳动者独享；等到出现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累积（即使当时的劳动生产力还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劳动者独享劳动生产物的现象就终结了。至于这种现象对劳动报酬或劳动工资的影响，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土地私有之后，劳动者在土地上生产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得按照要求分一部分给地主。因此，地租是从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
一般的耕作者，大都没有生活资料。通常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费都由雇用他们的农业家来垫付，直到庄稼收割。而要想让农业家们垫付耕作者的生活费，就得让农业家们分享耕作者的生产物。这样，农业家们才能收回他们的资本，并得到相当的利润，从而甘愿雇用耕作者。因此，从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二个项目，是利润。
实际上，除了农业生产物之外，其他的一切劳动生产物也都要扣除利润。
比如在工艺或制造业，在作业完成以前，大部分劳动者维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都是由雇主垫付的。而雇主的代价，就是分享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或者说劳动加在原材料上的价值）。我们把雇主分享的这一份额，叫作雇主获得的利润。
如果一个人既可以独立工作，又有自行购买原材料的资本，还能够在作业期间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么当作业完成时，他就兼有劳动者、雇主这两重身份，所以能够独享全部的劳动生产物（即劳动对原材料所增加的全部价值），他的利润也自然包括了资本利润、劳动工资这两种不同的收入。
不过，这种实例并不常见。比如全欧洲，如果按照比例计算，在二十一个工人中，有二十个都会在老板手下干活，只有一个工人兼任老板。而且，一说到劳动工资，人们都普遍理解为雇主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情况下，这里的雇主和劳动者都不是同一个人。
无论在什么地方，劳动者的普通工资都由劳资两方所订的契约决定。劳资两方的关系是利害关系，所以他们在订立契约时，立场绝对不会一致。劳动者是为提高工资才与雇主结合的，他当然盼望多得；而雇主却想减低工资，当然不愿意多给。
至于劳资双方谁占有利地位，换言之，就是谁能最终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一般是很容易推断的。因为，雇主的人数相对较少，比较容易团结起来，而且这一团结不受法律限制。但是，人数众多的劳动者的结合，却受到了法律的禁止。许多为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团体，都经常会被议会的法令取缔；而那些为减低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却没有一个被取缔。而且，一旦发生争议，雇主可以打持久战，劳动者却大多不能坚持。因为，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本身都有积蓄，就算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也能维持一两年的生活；而失业的劳动者却没有足够的资本，他们一般连一个星期都不能坚持，更别说坚持一个月、一年了。雇主和劳动者相互需要的程度，在长时期内是相同的。但是，雇主对劳动者的需要，没有劳动者对雇主的需要那么迫切。
人们可能经常会听到工人的结合，却很少听到雇主的结合。而实际上，雇主之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合。因此，那些透过表面现象认为雇主很少结合的人，根本不了解世故、不了解问题的真相。雇主们的结合，是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的结合，目的就是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应得工资。无论何时何地，如果哪个雇主胆敢破坏这种团结，那他就是做了最不明智的事，一定会被邻近行业者和同行业者耻笑。
雇主之间的这种结合，是一种自然的结合，它普遍得不被人知道，所以我们才不经常听到。有时候，雇主们为了把劳动工资减低到实际工资以下，会秘密地进行特殊结合，而且会在达到目的之前，始终保持极度的沉默。
对于这种秘密结合，劳动者虽然能够痛彻地感受到，但往往无力抵抗，只有默默地屈服。因此，其他人都不知道这种秘密结合的存在。
但有时候，工人们为了对抗这种结合，往往也会防御性地组织起来。而且，即使是在雇主没有结合的情况下，工人们也会为了提高劳动价格而自动结合。
他们之所以会结合，有时是因为粮食价格忽然上涨，有时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被雇主过多地剥夺了。他们一旦结合，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无论这一结合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因为，他们一旦结合起来，就是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了，他们为了迅速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只好铤而走险，采取狂呼呐喊甚至是可怕的暴力手段，胁迫雇主立即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时候，雇主当然也会大肆宣扬，并求助于官厅，要求官厅禁止工人的结合。因此，这种激愤的暴动结合，一般是不能给工人带来利益的，其结果往往是为首者受到惩罚或全体一败涂地。由于官厅的干涉，再加上一部分雇主能够坚持，大多数劳动者只好为了生计而屈服。
虽然雇主在争议中经常处于有利地位，但他所给付的劳动者（哪怕是最低级的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也不能低于一定的标准。而且，还要在长时期内保持这一标准。
支付给仅靠劳动过活者的工资，至少要足够其维持生活。一般情况下，这一工资还得能够让劳动者赡养家室。似乎就因为这个原因，坎梯隆于才作出了如下推测：供养着一对子女的最下级劳动者的工资，至少也得是其自身所需于译注：理查德·坎梯隆（RichardCantillon），法国经济学家。
生活费的倍数；而其妻子的劳动所得，除去照料儿女的部分，只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据一般统计，有一半儿童都在未成年之前死去。因此，最贫穷的劳动者，为了能够有两个活到成人年龄的孩子，一般至少会养育四个孩子。坎梯隆认为：“抚养四个孩子的必要费用，几乎等于一个成年人的生活费，这对于一个最低级的劳动者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就连一个强壮奴隶的劳动价值，都是他自身生活费的倍数，何况是一个最低级的劳动者。因此，我似乎可以肯定这一点：即使是最低级、普通的劳动者夫妇，他们的劳动所得也必须要稍微超过他俩的生活费，才能赡养家属。至于这种超过额是按什么比例来计算的，我不想确定。”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劳动者所处的地位比雇主更有利。他们得到的工资，会大大超过上述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无论在任何国家，如果其市场不断增加对工人、散工、佣人这类靠工资生活认的需求，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每年都多于前一年，那么劳动者就没必要为了提高工资而结合。因为，雇主这时自然会竞相出高价雇用劳动者。
这么一来，他们为了防止工资提高而组成的自然组合，就会自动被冲破。
明显地，雇主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必定会随着他垫付的劳动工资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会成比例地增加。这种增加的资本，一部分来自雇主超过生活所需的生活费，一部分来自雇主超过自己使用所需的资财。
不管是哪一个地主、年金领受者、有钱人，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收入既能维持一家人生活又有剩余，就一定会用全部或部分剩余额来雇用家仆。而且，他们所雇用的家仆人数，会自然地随着这一剩余额的增加而增加。
把剩余额花费在雇用方面的人，除了有钱人，还有织工、鞋匠这类独立工作的劳动者。当他所持的资本除了足够他购买原材料、维持他在货品出售之前的生活之外，还有剩余时，他自然也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拿这一剩余部分去雇用帮工。他所雇用的帮工人数，也自然会随着这一剩余额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一国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取决于该国的收入和资本是否增加。当收入和资本增加时，这一需求自然也随之增加；而当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时，这一需求也绝对不会增加。
收入和资本是国民财富。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当国民财富增加时，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自然也会增加；而当国民财富没有增加时，对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也绝对不会增加。
决定劳动工资增高的因素，不是现有的国民财富有多庞大，而是国民财富的不断增加。所以，出现最高劳动工资的国家，往往不是最富有的国家，而是那些最快变得富裕、繁荣的国家。
现在的英格兰和北美各地相比，前者虽然较富裕，但其劳动工资却没有后者高。在纽约，普通劳动者一天的工资，是三先令六便士的美币（合二先令英币）；而造船木匠一天所赚的，除了十先令六便士的美币，还有一品脱价值六便士英币的糖酒（总共合六先令六便士英币）；而泥水匠和建筑木匠，每天可以赚得八先令美币（合四先令六便士英币）；就连裁缝帮工，每天也可以赚得五先令美币（合二先令十便士英币）……这些劳动工资，都比伦敦同行业者的劳动工资高。
在北美的殖民地，劳动工资似乎和纽约一样高，而食品价格比英格兰要低很多，所以当地从未出现过饥荒现象。即使是遇到歉收年，也只是减少一部分输出，剩余的部分还足够满足自己所需。所以，对北美劳动者来说，如果其货币价格高于母国，那么按照比例，其真实价格也一定高于母国。换言之，在为劳动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方面，北美劳动的实际能力要高于母国。
跟英格兰相比，北美虽然不够富裕，却更繁荣，其财富的增长速度也快得多。居民人数的增加，就是一国繁荣的明显标识。同样是增加一倍的居民，北美英属各殖民地只需要二十或二十五年就做到了，而英格兰及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却用了大约五百年。居民人数迅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当地人口迅速繁殖，而不是有新居民移入。据说，当地有些高龄居民甚至有上百个直系子孙。这时，虽然子女众多，但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家庭反而会富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