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是任何事都未曾发生，我们自然有权利选择和平与幸福。要相信，谁都是不愿进行战争的，但是，目前只有两种途径可选择：一是，屈服并归属他国而成为奴隶；二是，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去争取胜利。你们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一种选择。我认为，与其逃避危险，不如面对危险。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想法，并且付诸行动，至今，我也不改变。
“现在，你们的意志已经动摇，你们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了。未开战之前，你们都一致同意我的主张。但战争开始以后，你们又后悔了。这是因为你们的意志薄弱，却怀疑起我的决策。
“每个人都很清楚战争的残酷。它带来的后果，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但是战争的成果谁也料想不到。无法预料的突发性事件，会使人心惶惶。现在各位正面临着这种情形，瘟疫的蔓延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希望大家能把伟大的国家当成自己的家，并以国家而自豪，以此激励自己的勇气。
“各位！财富才是真正的力量，而地上的财富却好像果树园一样，失去了仍能长出来。所以，不要感到难过，只要保有真正的力量，坚守我们的自由，我们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失去的一切，不久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回来。
“各位的先人，并非平白地得来一切，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才拥有的，要守住国家，才有今天的雅典，守不住带来的耻辱比抢不到带来的耻辱，更使人难以忍受。
“现在，你们必须守住代表荣誉的雅典，目前，也只有这条路可走。如今，你们的义务就是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所以，请你们鼓足士气，振奋起勇猛之心，争取现在与未来！”
伯利克里感人肺腑的演讲终于说服了雅典的人民，他们遵从伯利克里的意志投身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去了。
死亡是每个人都躲避不了的结局，不管他如何伟大、卓越、无私。在他动员雅典人民坚持战斗、保卫国家演讲的两年零六个月后，即公元前429年12月，伯利克里由于劳累与忧愁过度逝世了。
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说伯利克里是因为染上瘟疫死亡的，他的政治生涯当然也因此结束了。普卢塔克说，伯利克里担任雅典执政官十几年，他制定与执行的政策比较保守，但他的作风较为稳健。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伯利克里的统治地位就较为稳固。总而言之，在伯利克里执政期间，他的政治生涯是安稳的。
伯利克里去世之后雅典就急速地衰弱落后了。当然，在伯利克里未过世之前，雅典的衰落就出现了某些征兆。关于伯利克里，与他同时代的某喜剧诗人喜欢讽刺他，称他为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又由于伯利克里辩论的技巧极高，演讲词极有雄辩性和说服力，因此讥讽他为“希腊第一长舌”。客观来说，伯利克里是值得敬畏和颂扬的。
自伯利克里死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只有一次胜利的记录。雅典过去的光荣与声名一去不复返了，雅典辉煌的时代已经不能再现了。
过往的光荣是在力量和财富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种光荣却在另一面以繁荣的方式显现了，这就是在文化、艺术、思想及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繁荣。
战场上的哲人
古希腊的雅典一直处在历史漩涡的核心之中，而智慧的苏格拉底就生活在这漩涡之中——战争，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虽然战争也会存在间隙，夹杂着短暂的和平期，但它还是不断地继续着。苏格拉底一生共参加过三次战役，他以勇敢和沉着为雅典奉献自己。他认为有雅典才有苏格拉底，并不是有苏格拉底才有雅典。
苏格拉底在公元前432年至公元前429年之间，参加波提亚战役；公元前424年参加德立安战役；公元前422年参加安菲波利战役。
在法庭自我辩护时，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勇敢善战的，他说：“各位雅典市民，我曾被你们选中，去参加波提亚战役、德立安战役和安菲波利战役。当指挥官命令我，守卫某个据点时，我绝不会比别人逊色，为了保卫和守护指挥官让我监守的阵地，我是不惜牺牲生命的……”
第欧根尼也曾叙述同样的事实：“苏格拉底参加安菲波利战役之前，曾在德立安战役中，拯救过从马背上摔下的色诺芬。当战事紧急，大家纷纷撤退时，苏格拉底却能保持沉着冷静应战，不时环顾自己的周围。如果有敌人要攻击他，他都能随时警戒作战，然后再从容不迫地随军撤退。他也参加了波提亚战役。当时路上的要道因战争而阻断，军队无法走陆路，只得坐船出征。一天晚上，船就像中了巫术一样，被困在一个地方无法前行。而从苏格拉底在波提亚战役中所表现出的伟大态度来看，他理应受到嘉奖，但听说他却将荣誉让给了亚西比德。”
波提亚战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战役。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查米德斯篇》，就是记载苏格拉底刚从波提亚战役归来的情形：“我（苏格拉底）前一段时间奉令去波提亚战场，直到有命令遣返复员军让我前天晚上回来。由于一时无法再去，因此很期盼能再回到战场，到那个我喜欢去的地方。因为这种心情，所以我就到巴斯雷亚神殿对面的陶里斯斗技练习场去。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人，虽然有几个人不认识，但大多数人我基本都认识。他们看到我过去，远远地就向我打招呼。凯勒丰仍然保持着他的热情，从人群中跑出来，握着我的手，说：‘苏格拉底，人们都说那次战役异常激烈，你能安全归来真是个奇迹！’”
“我回答他说：‘正如你所听到的那样。’”
“凯勒丰又说：‘这里的人都知道那次战役非常激烈，而且许多人在战场上英勇战死。’”
“‘那倒不假。’”
“‘可是，你也参加了那次的战争呀！’”
“‘我是在场。’”
“‘……那么，请你坐在这里，我有话问你。’他说着，并让我坐在柯里西亚斯的旁边，我坐下之后，就和柯里西亚斯以及他旁边的人们聊了起来。他们向我问各种问题，我也就按照他们所问的，把这次战役中发生的事一一告诉他们。”
亚西比德在《会饮篇》中也将这场战役中的一些细节讲得很清楚。他首先描述苏格拉底曾因陷入自我沉思，而站了一整晚。他叙述道：“波提亚战役，正如同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战后，我从指挥官那里获得了奖赏。其实，苏格拉底也应当受到称赞才对。因为他没有舍弃受伤的我而是解救了我，还带着我的武器一起回来。或许你们将因此而责难我，或是说我撒谎，可我真的曾经向指挥官主张，应授奖给苏格拉底。但指挥官因为我是贵族才给我奖赏。且那时的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没有获奖的资格，他还非常赞成我获奖。”
公元前424年的德立安战役，雅典打了大败仗。这场战役雅典方面的指挥官拉凯斯，曾有这样的叙述：“利西马科斯！你一定要把那个人（苏格拉底）留住！因为那是一个无论身处何处，都不忘尊敬自己的父亲和祖国的人。当德立安战役溃败时，我正与他在一起，所以我能断言，如果其他的人也能勇敢如他，那么我们国家的荣耀就可以保住，绝不至于惹人耻笑。”
在德立安战役中，除了拉凯斯外，亚西比德也与苏格拉底并肩作战，他在《会饮篇》中曾描述过这场战役，同时，他还回想起拉凯斯的事：“各位，认识到德立安的派遣军将要撤退时，苏格拉底所表现出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那时，我骑着马，而没有装备的战士们是徒步行军的，因此我必须等军队全都撤退后再离开。这时，我看到苏格拉底正与拉凯斯两人结伴行动，我大喊着让他们鼓起勇气，坚持下去，我绝不会把他们丢弃的。在此战役中，我能够比在波提亚战役时更详细地观察苏格拉底——因为我骑着马，且毫无畏惧——我充分了解到，他比拉凯斯优秀得多。当时，他非常镇定地观察敌人的军队，以极其冷静的神态行走，任何看到他这刚胆形象的人，都会觉得与这个人一起行动非常安全，因为他一定会很勇敢地保护自己。他自己没有受伤，平安离开了战场；而和他一起行动的人，也同样平安地撤离了战场。在危急之时，能保持沉着冷静的态度，就不会遭受到敌人毁灭性的打击；相反，如果张皇失措，就会在敌人的攻击下溃不成军。”
雅典式民主
雅典到伯利克里时期，民主制度臻于完善。伯利克里十分重视提高所有雅典公民的素质，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对学术与文化艺术的发展予以大力扶持，以使雅典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当时的学者名流如阿那克萨哥拉斯、德谟克里忒斯、普罗泰戈拉斯等哲学家，和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等在雅典的文化领域中都十分活跃。雅典人民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为此雅典在政治、经济、科学及文化诸方面，都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心。对此，柏拉图在《申辩篇》中有过叙述：“……雅典属于最伟大的国家，是以智慧和强盛闻名于世的。”
60岁的伯利克里被推选在国葬典礼中致辞。致辞时，伯利克里首先感谢先人，然后赞美创造雅典的神，接着述说雅典人如何追求理想，以及在政治上的理想领导人物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这时，大约35岁的苏格拉底所认同的自由与法治与伯利克里的政治精神是相通的。
伯利克里说：“我们的政体并非学自他国的制度，更非追随他人的理想，而是要让别人以我们为楷模，效法我们。民主政治并非为少数人所独占，而是为多数人所共有。在我国，依法律的规定，任何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但是，若某一个人的才能超出众人之上，那么，我们则必须超越一般人所谓的平等观念，而要特别任用他，给予他很高的地位。假若有某一个人能为国家做事，虽然他出身贫寒，也不能因此阻塞他的仕途。
“不要害怕别人用怀疑或怨恨的眼光看你，只要你的生活并没有侵犯他人或妨害他人，那么，你就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否则只有用法律来约束。因此，要唤醒众人的廉耻之心，虽然是一种‘不成文法的规定’，但大家仍必须遵守。”
这段话记载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基础是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有秩序的，是有法律保障的，所以要自由就必须守法。雅典的民主最显著的特色是由民众来选政治领袖，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政权，这是一个限制。伯利克里所谈的雅典民主主义的理念，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苏格拉底是在这样的时代中生长的，在他被判死刑后，没有答应克力同提出的逃亡计划，就是由于他对这种民主理念的认同。
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载着苏格拉底对王道与假民主政治的看法。苏格拉底认为王道是用法律治理国家，使人人遵守法。假民主政治则是完全的独裁统治。贵族政权依照传统选出为政者，富人政权依照财产数量来授官，而民主政权是从所有人中，选出贤能者而任命。
柏拉图的《克力同》中也有这样一些描述：
雅典的审判官：苏格拉底啊！现在你心中打算要做的事，是不正当的，我们生你、养你、教你，把好的分给你，是希望你成为我们理想中的人，更何况你曾对雅典发过誓。现在你已经成人，已经了解国家的情况及我们的法律，如果我们的处理、我们的判决不能使你感到满意，那么，你可以带走你的财产，到你所愿意去的地方去。其他的人若是有这种想法，也可投奔到其他地方或别的国家去，我们是绝不妨碍和禁止的。要是你们没有离去，选择留下，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判决，了解我们如何处理国政，遵守我们的法律，接受我们的约束，否则等于犯了以下三重罪：
一是，我赐给你们一切，但你们没尽到义务，也没有服从我的命令；二是不顺从生你、养你、教育你的雅典；三是，你愿意顺从我们，但未能切实做到。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错误的话，你应立即提出改革的建议及具体措施，以便使我们知道其错误；而这两者之间，你却不作任何选择。
苏格拉底一心捍卫雅典的法律，这是他不离开雅典的原因之一。虽然，苏格拉底与伯利克里的政治精神，在某些方面并不一致，但苏格拉底并非否定雅典的民主政治。相反的，他深爱自己的祖国，这种爱并非单纯的感情，而是对雅典自由、平等的挚爱。
在伯利克里的黄金时代，希腊的文学艺术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散文在演讲词、哲学及历史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什么演讲词在当时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呢？
在古希腊，特别是雅典，演讲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演讲词则是古希腊散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演讲是随着古希腊国家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的确立，为演讲的繁荣提供了前提。在希腊世界的各国家中，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最为完善，因此，演讲也最为发达。而且，要成为当时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必须先要使自己成为演讲家。
自由也是希腊文学艺术的精神特色，雅典人相信只要崇尚自由，表扬有德行的人，那么，国家一定会繁荣的。自由的空气，孕育出崭新的文化。新文化的内涵是勇气、正义、德行、知性等。苏格拉底正是这种新文化、新精神下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