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上的尝试
布耶及福楼拜的写作态度，影响了莫泊桑的文学创作形式。布耶的讽刺人生观和福楼拜在叙事诗中愚弄整个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表现，助长了莫泊桑对生存的憎恨和对中产阶级的反感。这些观念，可从他早期的诗和作品中经常讽刺中产阶级的不适宜及失败看出来。
另外，这段时间，莫泊桑也喜欢写一些恐怖故事。《格劳斯医生》描写一位有怪癖的医生，发现了一份古人的原稿，待研究后，才知道是一种阴阳轮回投生的理论，这种理论使他深信，他最喜欢的一只猴子就是他前生的化身，这种对前世身世追认的探索，最后使他发了疯。
这个故事，不仅反映了他自己对生命的恐惧，也表示他对轮回投生这种说法很有兴趣。他在《格劳斯医生》中写道：
格劳斯医生走到书房门口，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进去了，他到底还是个很勇敢的人。虽然他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但是这时似乎确实潜伏着某种令人战栗的恐怖。
他进入书房，对着壁炉坐下，桌上的孤灯如豆，四周悄无声息……很显然，格劳斯医生正在潜心研究他手上的古人稿子。这时他忽然想到，如果前世的他也在这儿……那位前世的他见到了今世的他，岂不是会吓得魂飞魄散了！当他正疑虑的刹那间桌上的蜡烛啪一声掉在地上，这一声把他吓得半死。前世的他来得这么凶猛吗，待这位被吓呆了的医生定睛一看，原来是他的猴子。
除了这两则恐怖故事外，莫泊桑也喜欢一些经典的传奇故事。这种故事充满了神秘、恐怖和幻想。
此外，这一时期的莫泊桑也编过一些戏剧。由于受福楼拜和布耶的影响，加上他本来就喜爱历史和诗歌，他的戏剧也和早期的恐怖故事一样，充满传奇色彩。在他小时候，在埃特尔塔的家里，他母亲就常帮他和朋友们演些短剧，所以在70年代，他也继续和他的表妹露易丝·波德芬以及一些要好的朋友，参加业余的戏剧表演。
在戏剧方面，莫泊桑是初出茅庐，他想成名，当然应该用戏剧来做实验。他的第一部实验类型戏剧是1875年10月写的，是一出三百行诗歌体的独幕喜剧。可惜这出剧被戏院认为太文雅了，未能上演。
莫泊桑并未气馁，在1876年11月，莫泊桑又写了一场三幕的史诗历史剧。初稿完成后，又经过不断地修改，直到1878年1月，他才把它拿给福楼拜和左拉看。
他把剧本拿给福楼拜和左拉后，他们不置可否。1878年3月，莫泊桑写信给他母亲说，他把剧本给了法兰西戏院，但是他觉得不会被采用。法兰西戏院一直没有给他消息。他在焦急之余，又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密友——编剧劳伯第·宾康，在信中他大骂剧院，并声称再也不写剧本了。
他的决心并没有坚持很久，到了9月，在福楼拜的帮助下，他写了另一部喜剧，名叫《往昔的故事》。这出剧是描述一位老公爵和一位女公爵，年轻时在不列顿的乡村相恋，因故失散后又重逢的故事。它的优点是剧情单纯，角色少，场景少，适于小型戏院及私人场地演出。戏院老板巴奈德答应过宾康，如果预算不超支的话，他要在他新开的裘西盟戏院，安排上演莫泊桑的剧本。
1879年2月19日，这出戏在日场首次演出。一个星期后，莫泊桑写信给福楼拜，那时福楼拜因为受了伤不能来巴黎。在信中，莫泊桑埋怨福楼拜的侄女未能代表福楼拜前往看戏。莫泊桑对福楼拜说，那出剧出乎意料地成功，并获得了新闻界及文化界名流的一致喝彩。
福楼拜非常希望这出戏能在玛希尔黛公主的8月沙龙上演，由他的演员朋友帕士卡夫人饰演女爵士。玛希尔黛公主回信答应他，只要他一回到巴黎，她便会安排演出。公主也写信给莫泊桑，说她正在和帕士卡夫人联系，也希望演出时他能到场指导，协助演出。但是帕士卡夫人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参加演出，而福楼拜和莫泊桑两人整个夏天都不在巴黎。
左拉与“自然主义”
1875年4月，莫泊桑收到一本左拉的小说，名叫《穆雷教士的过错》。左拉比莫泊桑大10岁，是当时法国文坛的主将。
左拉早期曾醉心于豪华、放纵的传奇文学领域，如雨果的历史小说和诗歌、莫西特的歌剧、勒弗尔和拉马丁的尚古神秘诗等。他早期作品短篇小说集《妮侬的故事》、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都脱不开对浪漫主义作家的模仿。
后来，左拉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逐渐产生浓厚兴趣。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左拉提出了自然主义创作理论，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从事文学创作，按生物学定律描写人，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他强调深入体察社会，大量掌握生活素材，所遵循的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在写实文学方面，龚古尔兄弟已经做了先导，他们写过几篇历史性的专论和文艺评论，描绘劳工阶级的形象和社会价值情势，颇为感人。龚古尔兄弟在1865年出版的一部名叫《热曼妮·拉瑟顿》的小说，描述一位女佣热曼妮生活的痛苦。为了描述逼真，龚古尔兄弟也像福楼拜一样，真实地刻画了书中角色的形象。他们常带着笔记本，亲自到低级舞厅、监狱、医院去探访。他们还费时费力地研究热曼妮的性格，又从许多病例中探讨酒鬼的生活情形。
左拉的许多作品也是根据史实来写的，而他1871年所写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则是借医药书刊的帮助而完成的。左拉效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要反映这整个历史时代。这部巨著以女主人公阿·福格为中心，从她两次结婚所生的后代来证明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它的题材非常广泛，涉及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出场人物有1200多个。虽然自然主义的理论影响了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但作者还是成功地描写了19世纪后期法国社会的生活画面。
左拉在写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之前，已分别写过两部这种近似科学手法的小说，如1867年的《黛莱丝·拉甘》和1868年的《玛德兰·费拉》。左拉在小说的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上都突出了生理因素和遗传因素，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成因时，不强调社会因素，仅强调生理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两部小说的前言中，左拉声称，他对书中角色的描写，像外科医生对待病人一样，予以公平精确的描述，不考虑什么道德和迷信。
由于工业革命的来临、铁路的发达，以及他对科学理论与实验的浓厚兴趣，左拉决心要把科学带进文学领域里去。他继续以“科学”作为他的工具和武器，写出前所未见的下层生活面貌来震撼那些愚昧而势利的中产阶级。这便是所谓的“自然主义派”的重要由来。那个年代的青年作家，包括莫泊桑在内，都对“自然主义派”心悦诚服。
莫泊桑在看完《穆雷教士的过错》后，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回了封信给左拉：
您的大作我刚拜读完毕，这的确是一本优美而且引人入胜的好书，很少有书能给我这么深刻的印象，难怪原先批判您的那些报纸，现在也转而对您敬仰佩服了。我把整本书看完之后，爱不释手，然后再次品尝其中妙处……
尽管莫泊桑对他那部《穆雷教士的过错》赞扬有加，左拉却并未因它而功成名就。真正使他蜚声巴黎的作品是一部专门以劳工阶级为背景的《小酒店》。这本书起初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在连载时便有人指责，左拉把劳工阶级描述得大低级、太刻薄了，左拉只好将故事转往更自由、更开放的《国家》杂志上登载，不料同样遭到禁载的命运，最后再转到他朋友孟代斯的《文学共和国》杂志上刊载，直到整个故事完成。最后整部书出版时，报纸的编辑怕引起读者的反对，还为这部小说的出版作了一个说明。
事实上，每一家报纸和每一位名评论家，都对这部作品展开了口诛笔伐。故事叙述的是，洗衣女工绮尔维丝原来是个积极进取的青年，结婚后开了家洗衣店，婚后生活的逐步改善使她和她丈夫古波慢慢堕落——她开始讲究排场，好吃懒做，而她丈夫则开始酗酒，这使他们一步步滑向深渊。先是洗衣店倒闭，后是绮尔维丝受尽羞辱，穷苦潦倒而死。小说中绮尔维丝与其他的洗衣妇在洗衣房打架的情景，以及对工人阶级的粗鄙话语的描述，对习惯了雨果传奇故事，以及乔治·桑田园风情诗的读者来说，当然是难以接受的。
于是一群爱好浪漫主义文学的评论家，与一群以科学精神写作的自然主义派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论战。在左拉与报纸和评论家辩论的时候，他的这本书销量剧增，在1877年一年中，他这本书已经印刷了38次。
与此同时，左拉的另一部名著《娜娜》于1880年3月出版，书中描述了绮尔维丝的女儿娜娜的命运。这本书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小酒店》。由于书的热销，左拉也成了有钱人。1878年，他不仅在巴黎波洛街买了公寓，还在郊区梅塘购置了别墅。
在与保守派的论战中，左拉赢得了最后胜利，他也因此成为一群作家的首领。这一时期，莫泊桑也受他的影响，慢慢放弃了对历史传奇文学的兴趣，转而写作现实和讽刺作品。
“自然派”的成员每周四晚上都在左拉家后面的一间小馆子里聚餐。这些成员大致有保尔·阿莱克西、昂利·塞阿、莱昂·埃尼克、于斯曼和莫泊桑。另外，也有些临时访客，大都是青年艺术家。
有时候他们也到各成员的家里去聚会，包括莫泊桑在卡劳左街的住处。这个地方小得可怜，他们聚会时，椅子只好堆到碗柜里去。1873年8月1日，于斯曼撰文回忆说：“我们的谈话如同我们咽下的食物，常常粗陋得很，但是气氛总是活泼的，尤其是莫泊桑，每次他一到，就成了聚会中的灵魂和生命。”
1878年以后，这种餐会被改名为“牛肉晚餐”，自从改供这种饭菜之后，气氛也就与前不同了。他们又从小馆子移到了大饭馆，会餐的人员除了左拉那一帮追随者之外，还有小说家保尔·包格、诗人弗朗哥·考彼以及印象派画家塞尚和马奈等。随后，这个聚会又迁移到左拉的梅塘别墅里去了。于是左拉夫人要以丰富的酒菜招待这些客人。酒足饭饱后，他们便彻夜畅谈文学。
其实早在1874年年底，福楼拜、龚古尔、屠格涅夫和左拉等人，就每月一次在咖啡店或别的地方聚餐，他们称之为“被嘘下台的作家晚餐”，因为他们的戏剧都已不在戏院上演了。
除了梅塘别墅的聚餐外，1877年4月13日，他们在巴黎的一家餐厅举行了更盛大的聚会。这次聚会中，福楼拜、龚古尔也参加了。龚古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晚于斯曼、塞阿、埃尼克、阿莱克西和莫泊桑等“自然派”或“写实派”的青年作家们，都在这次招待晚宴中，称福楼拜、左拉和我为现代文学的三位领袖。这是一支新形成的文化队伍……
龚古尔虽然对自己被邀请参加这次晚宴感到荣幸，但是敏感而自负的他见到左拉的作品中有剽窃他的写作技巧和结构的成分，难免感到不快。
福楼拜之所以参加这个晚宴，是因为莫泊桑的劝说。他这个“克鲁瓦塞的隐士”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派别运动。左拉作品中对下层阶级作缺乏文艺形式和美的写实表达，使这位保守的隐士很难接受。福楼拜虽然对左拉的“自然主义”不以为然，但是当他在左拉的小说中发现生动有力的描述时，他也对这个36岁年轻作家的才华感到佩服。福楼拜之所以来参加这次晚宴，除了莫泊桑的劝说，还因为他爱好美食，而且最近他的心情烦闷，想趁这个机会与朋友轻松一番。
这次晚宴因为有法国当代文坛长辈参加，加上报纸的大力渲染，《文学共和国》杂志更是宣称4月13日为文坛的大日子。有了这些渲染，左拉及他的追随者获得了大量的出版机会。他们的胜利对法国当时的文学趋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再也不是左拉一人在为“自然主义”摇旗呐喊了，这位《小酒店》的作者，已获得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作家们的集体拥戴了。
希望成名的念头驱使莫泊桑去接近左拉，并加入他的圈子，这情形正如他之前想获得福楼拜的协助而与他接近一样。“自然派”者描绘角色，根本不考虑什么文体、道德和心理状态，而只从事物的外表来描写。这种风格并不适合这位曾经受过福楼拜教导的青年。
这一点，莫泊桑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当他的《往昔的故事》上演时，莫泊桑便对福楼拜报告说，左拉及他的门人并不喜欢他这种传奇故事和贵族事迹，他们认为这些违背了“自然派”的精神。塞阿参观过表演后写道：“我们应邀去参观过了，但没什么兴趣。我们在爬上舞台去向莫泊桑道贺后，便一起到戏院去观看《小酒店》第40集的演出。”
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莫泊桑只好继续与他们为伍。事实上，左拉的运动确实对莫泊桑的成功大有帮助。1877年2月，左拉的《小酒店》正在流行，莫泊桑仍在写他的历史剧。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宾康：
我身处的这个文学圈，人人都讨厌诗歌，但是诗歌对写作大有裨益，这个想法不会错。我在戏剧与小说方面，被迫站到了“自然派”的队伍里，因为这种作品越是写得多，就越容易被人接受……别人都认为这是对的，但是总有一天，会有一种新的形式来取代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