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造英雄
历史上，当春秋霸主——在中原活跃的晋王室被宰臣们夺取，并分割为魏、赵、韩三国时，就被列为战国时代。所谓的“三家分晋”是在公元前403年。到了公元前386年，位于山东的大国——齐，被宰臣田氏篡夺。在田氏篡齐后的14年，孟子诞生，当时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代。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竞相称雄，国与国之间时常发生战争，国内的政情也很不稳定。孔子周游列国时，就曾在匡城遇险，但总体上还是好的，他能够率领弟子们到各国去传道讲学。可见变迁虽有，但不是很激烈。
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引起了极大的变革。当时的情况是，周王室更加衰微，诸侯间以强并弱，以大吞小，全无道义可言。由于战乱频繁，各国都在全力谋求富国强兵之策，小国需要自卫，以免灭亡；大国则试图扩张，企图称霸，甚至统一全国。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各国纷纷竞争功利。一方面重赋税，压榨民财；一方面广求人才，各国国君都卑辞厚币招贤纳士，寻求富强之道。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如燕筑“黄金台”，齐置“稷下馆”。
当时的景象，《孟子》一书中就有记载，大致说了以下几个方面，也表达了孟子的观点和看法：
一、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为争土地发起战争，杀人夺城。魏国在东边被齐国打败，太子死了；西边被秦国占领了大片土地；南边为楚国打败。魏王对此耿耿于怀，希望能为死亡的人报仇。
二、诸侯对百姓横征暴敛，夺取民众，使他们无法耕耘生活，就是为了充盈国家的仓库。
三、诸侯们自己有肥肉吃，马也养得很肥，浪费到喂狗和猪吃人的食物。但是在郊外，如果有人射杀了麋鹿却要按杀人罪处置。
四、士风卑下。古代人仁义忠信，乐于行善，得到的是天赐的爵位。现在的人修养就是为了得到人授的爵位，得到了人授的爵位，就抛弃了天赐的爵位。而今，相比之下仁义之士很少，现在所谓的好臣子就是以前人们所说的民贼。
五、世道混乱。世风渐下，人们的暴行很多，有臣子谋杀君主的，也有儿子谋杀父亲的。
六、民生疾苦。老百姓的日子上不能养父母，下不够照顾妻儿。遇到太平年代，就终生受苦；遇到战乱年代，可能会死掉。老百姓脸上都有饥饿的颜色。
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混乱、动荡。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春秋到战国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转为了封建制，过去一些世袭的大地主从春秋末期就逐渐解体。接着商品经济发达，生产力大增，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再完全隶属于地主的统治。人们想要突破世袭统治桎梏的热情逐渐汇成了一股强烈的力量。
田氏篡齐前，实行了“以大斗出货而以小斗收”的做法，就是为了赢取人心、培植势力。孟子所说的“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就是当时有万辆车的国家，能够杀了君主的，一定有千辆车，这种以下克上的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民是主要生产力，也是兵役的来源。但是，后来因为战乱频繁，赋税繁重，人们被逼得离乡背井，好多都成了游民，集中在都市，所以到了战国时期，上千万户以上居民的大都市已随处可见。
为此，各国君王都大伤脑筋，他们想尽办法去安定这些人的生活，来确保国富民强。因为之前单凭血缘关系就能安然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靠实力来生存，所以兴起了重金招贤的养士之风。这样一来，一些农民、市民出身的年轻人都纷纷起来钻研学问，希望能求得一技之长而被重用，从此能声名远扬、光宗耀祖，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人没有固定职业，就是将自己所学到处兜售，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
孟子很敬仰孔子，也很赞成他的主张，他不求高官厚禄，一心想使儒学振兴，而打击当时社会不良的现象，行王道。他很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说会被人们遗忘，曾感慨地说过，从尧、舜到汤，过了五百多年，大禹和皋陶亲眼看见尧、舜的做法，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但商汤对尧舜就是通过传闻知道的。商汤到周文王，又过了五百多年，伊尹和莱朱亲眼看到商汤如何治国，当然明白其中道理，但是到了周文王就只能从传闻知道。周文王到孔子，又隔了五百多年，太公望和散宜生亲眼见了周文王，知道文王的治国道理，但是孔子就只能听闻了。孔子到现在，一百多年又过去了，我们离圣人的时代很远，但是离圣人的故居很近，现在已经没有亲自听过圣人讲道的人了，恐怕以后连听到传闻的人都没有了。
孟子想要实现孔子的理想，不想人们遗忘孔子的学说，他要一身承担起孔子未完成的道统使命，在漫长的游学旅程中，继续热切地、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要把孔子的学说有所传承和发扬。
孟子热切地盼望能够继承孔子的理想，能够扰乱反治，解救民生苦难，但是没有机会。这段时期，他的全副精力便用在了教育工作上，像公孙丑、公都子、万章、陈臻、屋庐子、充虞等都是他的杰出弟子。
孟子的学说
总结一下，孟子学说的重点大致是“道性善”、“论仁义”、“讲王道”、“重修养”等。孔子所在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到人性问题，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是任何人都要具备所谓“良心”的那种善性。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们天生的性情和气质本来都差不多，只是因为习俗不同的缘故而产生了差异，而且越来越远。但是通过后天陶冶，也能使其发生变化。对这一点，孔子持乐观态度，他人性本善的观点是肯定的。
孟子的性善论，可以说是秉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引导出来的。因为他曾受教于曾子派，他很推崇曾子及曾子的门人子思。关于人性的问题，当时还有“性无善无恶说”以及“性可善可恶说”以及“人有性善与性不善说”，前者以告子（姓告，名不害）为主，后者以公都子为主。另外，比孟子晚五六十年的荀子，提出过“性恶说”。
战国时代的告子，他兼学儒、墨，曾经与孟子辩论过性的善恶问题。
告子说，人的本性就如同柔软的杞柳一样。世上的仁义，就如同用弯曲的树木做成的杯盂一样。以人的本性去行仁义，和把杞柳做成杯盂是一样的道理。
对告子的偏执观念，孟子不以为然，他纠正说：“你能顺着杞柳的本性来做杯盂吗？还是要先砍削杞柳后再做成杯盂呢？如果要把杞柳砍削后才能做成杯盂，那不是要把人的本性斩削了才能行仁义吗？带领着天下的人，去伤害仁道义理的，就是你这种言论。”
告子又说，人的本性就如同起旋涡的流水一样，引它向东，就往东流；引它向西，就往西流。人性就如同水性不分东西一样，是不分善与不善的。
孟子又反驳说：“水性固然是不分东西，但是它分上下呀！人性向善，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人的本性，都是善的。现在就拿水来说，如果拍击它，使它跳起来的话，可以高过人的额头；如果阻塞它，使它逆流的话，能让它流到山上去。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这分明是通过外力才让它变成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出不善的事情来，但是这种情形，就如同水受到拍击、阻塞的道理啊。”
还有一次，告子对孟子说，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就叫做“性”。
孟子反问他：“凡是与生俱来的本质就叫做性，就像凡是白色的东西都叫做白一样吗？”
告子回答：“是的。”
孟子说：“那白色羽毛的白，就如同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如同白玉的白一样，是不是？”
告子说：“是的。”
孟子说：“按你的说法，那狗的性，就如同牛的性；牛的性，就如同人的性吗？”
孟子这番话，是告诉他，物各有性，但性各有异。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人性本善，与犬牛是不同的。
告子又说，人都喜欢吃好东西，喜欢美艳的女人，这也是人的本性。仁爱之心，是发自内部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事物的义理，是从外面来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
孟子反问他：“为什么要说仁爱之心发自内部，而事物的义理则来自外部呢？”
告子辩说：“一个比我年长的人，我应该尊他为长辈，而不是因为我内心先有的尊他为长辈的这种意念。这就如同某种东西，因为它是白色，我才称它为白的道理，我是按照它的表面而说的，所以说义理是从外面来的。”
孟子反驳道：“那白马的白和人的皮肤的白，也一样是白的，但是对年龄大的老马，和尊敬年老的人是不是一样呢？那他年长合于义理呢，还是尊重他年长合于义理呢？”
告子仍强辩：“我爱自己的同胞弟弟，但是对秦人的弟弟，我就不会那么爱他了，这完全是以我内心的喜爱为主。所以说，仁爱之心，由内发出。至于尊敬楚国人的长辈，也尊敬我们自己的长辈，这就是因为对方年长的原因。所以说，事物的义理来自于外面。”
孟子驳斥道：“比如说，喜欢吃秦国的烤肉和喜欢吃自己的烤肉是一样的。那吃东西的喜好与尊敬长辈的情形相同，难道说，爱吃烤肉这件事，也会有个外在的主意吗？”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与公都子的谈话。
公都子问孟子：“告子说：‘人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也有人说：‘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所以，文王、武王兴起，人民就喜欢行善；幽王、厉王兴起，人民就喜欢作恶。’还有人说：‘人的本性，有些生来就是善的，还有一些生来就是不善的。’所以像尧一样好的君王，却有很坏的臣下；像瞽瞍那样坏的父亲，却有舜那样好的儿子；还有纣王那样坏的侄子，也是君上，却有像微子启这样好的庶兄和王子比干那样好的叔父。
“现在老师说人性本善，那前面这几种说法该如何解释？”
于是，孟子便把他所创的四端说向公都子阐释：“只要顺着人的本性发动的心情，就会行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本善的道理。至于做出坏事，并非是本来材质不好的原因。例如人人都有怜悯伤痛的心，人人都有羞耻厌恶之心，人人都有恭谨尊敬之心，辨别是非的心也是人人都有。
“怜悯伤痛的心，就是仁；羞耻厌恶的心，便是义；恭谨尊敬的心，就是礼；辨别是非的心，就是智。仁、义、礼、智，并非是外面镕炼了我们，这是我们本来就具备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去思考它罢了。所以只要用心去研求，就能得到它；放弃了不去研求，自然会失掉它。到头来，得到它与失掉它所产生好或坏的结果，从一倍到五倍，甚至无法衡量、计算，这都因为没有充分发挥他本来材质的缘故啊。
“《诗经》上说：‘天生下众多人民，既有事物的形体，就有事物的法则，这原是人民秉执的常性，人都喜欢美好的德行。’孔子称赞说：‘作这诗的人，他很明白本性的道理啊！’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有事物就有法则。任何人只要秉执这常性，自然就会喜欢美好的德行。”
孟子强调人性本善，故有所不忍、有所不为。存养它，那善性作用于自己；扩充它，则能成就大善。孟子也曾这样向齐宣王进言，他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古时候的帝王，就是因为有不忍害人的心，所以才会施行不忍害人的政事。有不忍害人的心，施行不忍害人的政事，那平治天下也就易如反掌了。
“为什么说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呢？例如现在你看到有个不懂事的小孩在井边玩耍，就快要掉到井里去了，不管心肠怎么硬，也会感到担心，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这种心情是人的天性，并非是为了讨好、结交那个孩子的父母，也不是想要博得乡里朋友们的称赞，更不是害怕会落个残忍的恶名才这样的。可见，没有怜悯之心，没有羞耻憎恶的心，没有辞谢退让的心，没有分辨是非的心，就算不上是人。怜悯伤痛的心，是仁道的发端；羞耻憎恶的心，是义理的发端；辞谢退让的心，是礼法的发端；分辨是非的心，是智慧的发端。
“一个人心中有这四个善端，就像身体上有四肢手足一样，这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有着四个善端，却说自己不能行善，那就是甘心自弃，谋害自己的本性了。如果他的国君不能行善，眼看着国君掉入罪恶的深渊，那他就是谋害国君的人了。
“如果知道自己心里有这四个善端，还尽力向外扩展，那就像燃烧的火焰、涌出的泉水，会越来越旺盛。所以，如果能扩展这四个善端，让它日益增大，就能够保有天下；如果不扩展、充实的话，恐怕连自己的父母都侍奉不了。”
公都子对这一点，还有些疑惑，于是，他说：“同样是人，有的是上等人，有的算是下等人，这是什么道理啊？”
孟子说：“依照心志礼义去做事的，就是上等人。依照耳目感官去做事的，就是下等人。”
公都子又问：“同样是人，有的就依照心志去做事，而有的人却依照感官去做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耳、目等器官只能用来听和看，不能思想，所以常会被外在事物所蒙蔽。耳、目本身也就是一件事物，它与外界的声色相接触，就会受引诱而妄听妄看。而心是管思考的，能思想就会懂得道理；不能思想，就得不到那些道理。
“耳、目和心都是天赐给我们的，要先立定内心的主张，那耳目就不能夺去心的主意，这就会成为上等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