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维特之烦恼》
1774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这部作品不但震惊德国文坛，更为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占得一席之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这是德国文学史上具有空前意义的一件大事。虽然当时以及后世对这本书的评价毁誉参半，但各种翻译及模仿的作品却广为流传，盛极一时。
歌德在当时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具有纯洁而深挚感情的青年，以看透真实的眼光，把身心沉入梦想之中，想要用深思来提升自己，但是由于不幸的热情和毫无结果的爱，他心力交瘁，终于将子弹打进自己的脑袋。像这么简单的故事，竟然产生如此激烈的影响，这要怎么解释呢？
这部书信体小说的故事结构很单纯。爱好自然的少年维特和夏绿蒂相识、相恋，但后来维特发现夏绿蒂是自己朋友的未婚妻，烦闷之余竟然以自杀结束了这段畸恋给自己造成的痛苦。
这位多情的青年和他的这段悲恋故事，好像说出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声。小说出版后大为畅销，一再重印。这部作品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社会舆论分成赞否两派争论不休；青少年中间流行维特式的黄色背心和蓝色外套；有些青年甚至效仿小说中的主角盲目自杀。整个德国社会都被小说中的悲观主义情绪所笼罩，爱情和死亡成了不可分离的同义语。最后，政府实在无法对这种影响坐视不理，颁布了禁止这部小说继续印行的命令。事实上，在歌德的著作中再也没有第二本书，像《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带给社会如此大的冲击。这种激烈的反应，一方面的确反映了18世纪后期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书中所表现的主旨，也如歌德所说：“受摧折的幸福、被阻碍的前程及无法实现的愿望等，并非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烦闷，而是属于每个人的苦恼”。也许正是基于此，任何人都会觉得《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是他自己的写照。
这时候的歌德25岁，他已是德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同时代的很多知名人士都蜂拥而至，与歌德交往。
这一年，歌德和一位神学家及一位教育改革家同游莱茵河，途中结识了一位哲学家。
哲学家称赞歌德：“我想了又想，觉得没见过歌德，只听说过他的人，绝无法想象造物者借歌德所表现出来的奇迹。歌德从头到脚都是天才。被现实拘束，无法任意作为的人，只要在歌德身边待一个钟头，就会像着魔一般无法自已。”
在歌德一生中，再也没有任何时期像他这个时候一样，写下如此多的文稿，他形容自己“不写戏剧就如同死亡”，他把现实中遭遇的经验，经过心灵和思想的加工重组，凝结为文章。
我写作的才华，数年来未曾片刻离开过我。甚至白天所想象的，夜里又成为完整的梦出现。睁眼一看，我所倾心的或奇异或崭新的东西，整个地、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写东西多半在拂晓，不过在晚上或深夜，因宴席或社交而酒酣耳热之际，也可以应他人的要求而拿起笔来。
仔细一想，我这天赋的异禀完全是来自个性的，既不因别人而加强，亦不会受到任何妨碍，因此我想在这天赋上建立整个自我存在的基础。
从1773至1776年之间，歌德创作的作品前所未有的多，其中所涉及的题材也几乎多得不可胜数。有的以牧歌、颂诗、赞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有的则以充满感情的书信留传至今，但其中散佚失传的却不知道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歌德完成了多少计划，废弃了多少构想，包括《普罗米修斯》等多数已经开始着手的作品都半途而废。这些我们如今就只能看到片断而已。
《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前后的这几年，是歌德文学创作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为解释宗教问题而努力不懈的时期。歌德曾匿名发表了一部涉及宗教的作品，这部作品中他以一位乡下路德派牧师的口吻，阐述了自己对18世纪神学思潮的看法，否定了信条主义、正教主义及合理主义，认为唯有基督教才是正统。在神学论文的内容和形式方面，他倾向于卢梭的观点，并接受赫尔德的意见；但在其他方面，歌德开始有自己独特的立场。这本书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义只有建教后一百年是纯正的，后来经过不断地解读和所谓的发展，已经与最初的精神大相径庭。歌德就是基于这种观点对当时的宗教制度加以批评，在这部作品中他只是对这种批评稍加暗示，但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批评已经有了具体直接的内容和明确的指向性。
转折
1775年，是歌德在法兰克福市的最后一年，他又有了新的恋爱对象。她叫莉莉，当时只有17岁。两个人的恋情发展稳定，很快就定下了婚约。但是不同的家庭背景、有差异的宗教信仰及双方父母的不了解，使他们的爱情前途黯淡。何况当时，歌德对自由的爱情和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有些悲观的预见，所以他的心理开始动摇。歌德在这年2月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小姐：
相信你在阅读这封信时，想象中的我是这样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在豪华艺术灯的照耀下，炫耀着身上的装饰品，在赌桌前喧哗吆喝，穿梭在轻松愉悦的交际场合，演奏会之后又是舞会；有着轻浮的兴趣，对金发美貌的少女，发出惊异的赞叹。这些都是由于我平日的嬉笑胡闹给你造成的的假象。我多么想跟你谈谈我内心深刻的感情啊！
在这料峭的二月，穿着灰色皮衣围着褐色围巾的我，虽被寒冷刺骨的朔风所侵袭，但仍隐约地嗅到了春的气息。这充满爱的广大世界在我心中沉潜酝酿，我将努力地工作，用我的诗歌描写青春无邪的感情，用我的戏剧刻画人生的痛苦，用我的画笔绘出朋友们的神态和周围的风景，让我所深爱的人在白色的纸上留下色彩缤纷的姿态。
你能想象这样的我在工作中，脑海里想着些什么吗？飞跃的理想与自我的情感交战着，既渴望享乐又希望为理想而不懈奋斗。
我在清晨时刻，心中突然涌起一个使命——写信给你，和你这样一位善良美好的女性神交，是多么幸福的感觉啊！这才是真正的歌德。
这位女性朋友和歌德自《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就相识相知，但一直都是依靠书信往来，并没有见过面。
这时候的歌德想要离开法兰克福，他想要尝试一下，自己离开莉莉之后是不是还能快乐地生活。此后，在歌德的生涯中，他曾经几次尝试用空间上的别离，来克服精神的危机。
他在一部戏剧作品中，对自己当时的情况作出了如下记录：
我必须离她而去！我为何愚蠢地被束缚着？！何必遭到这种束缚？！如果这样拖下去，我的一切的力气都会被窒息，我所有的勇气都会被夺走，我一定会被拘束得不能动弹。如此在我心中还能留下什么？我还有什么发展可言！我必须飞向自由的世界！
由于某种机缘，歌德终于实现了离开的愿望。1774年12月，歌德认识了魏玛公国的公爵卡尔·奥古斯都。第二年，奥古斯都路过法兰克福，他热诚地邀请歌德到魏玛公国任职，歌德接受了他的邀请。
10月初，是奥古斯都公爵派人到法兰克福迎接歌德的时候，然而使者却毫无理由地失约了。这时的歌德，因为精神状态上的危机急于离开法兰克福，所以使者的失约让他极为尴尬且郁郁不安。父亲见歌德如此，便建议他前往向往已久的意大利。
1775年10月底，歌德动身前往意大利，途经海德堡时，魏玛公国的使臣找到了他，向他说明失约的理由。于是歌德再次改变计划，随同使臣前往魏玛。
冥冥中似乎有一种模糊不清的神秘力量，在牵引着歌德的命运。《我的生平诗与真》中描写了歌德动身前往魏玛公国时的心态：
好像被不可见的神灵鞭打着一般，时间仿佛白驹过隙，拖曳着我们命运的轻车疾驰而过。我们只有壮着胆子，牢牢握住缰绳，时而左，时而右，避过这儿的石头、那儿的悬崖，驾驭着车子。谁知道最后会到哪儿呢？因为从哪儿来，早已经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