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2月，歌德曾如此自白道：
施泰因夫人的心地是善良而伟大的，如此形容她是最恰当不过了，我深深地被她所吸引，迷失在她美丽的灵魂中。
歌德称施泰因夫人为“赐予温柔抚慰的天使”，虽明知罗敷有夫，但歌德却不自觉地陷入到这感情的旋涡之中。
施泰因夫人对于我的意义，恰好可以说明一种轮回的命运。也许前世我们是夫妻或姐弟，而今世我们只能做朋友了。
从前，歌德写给莉莉的诗中有一种悲伤的氛围，但是他写给施泰因夫人的诗中，则充满了思念和奇妙得不可思议的气氛。在这些优美动人的情诗中，《对月》是最有名的一首，下面是这首诗的前三节：
你又把幽谷密林，
注满了雾光，
你又把我的心灵，
再一次解放。
你用慰藉的光，
照我的国邸，
就像挚友的眼光，
怜我的遭际。
哀乐年华的余响，
在心头萦绕，
我在忧喜中彷徨，
深感到寂寥。
这首诗中，歌德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行云流水般的清丽语言，把对施泰因夫人的钟情和对大自然的挚爱融合在一起，水乳交融。
心境清明
这一时期，歌德一直追求着“健康清明”的心理状态，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精神教母”施泰因夫人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也是歌德基于本身的责任感。他渴望蜕却青春时代的激情，从法兰克福时代的自我中心主义中脱离出来。
“心境清明”成为歌德指导一切行为的信念，他在日记中反复根据这一信念，反省自己的行为，就像一个想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复原的病人，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把一切努力都详细地记录下来。1778年初，歌德的日记上这样写道：
这星期以来，心境大都能保持纯净、清朗，对自己本身和周围的事情都能确实保持健康明澈的心情。
歌德除了在日记中，不断地提到他为追求“更健康、更清明”的境界所做的努力，还将这种理想的实践，成功地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
1779年的春季，歌德在魏玛公国领地内的村落中一面监督新兵录用，调查各国道路状况；一面利用空闲，创作《伊菲格尼在陶洛斯》初稿。这部戏剧是他为清明心境而努力的一面镜子，剧中所谓的“全然无秽的灵魂才得清静”完全反映了他当时渴望达到的心境。
从完成《伊菲格尼在陶洛斯》到1786年歌德前往意大利游历的这段时间，尤其是1779年夏天，是歌德心理发展日趋成熟的阶段。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觉到，他的气质越来越安然淡定。这不仅表现在他“为纯净而努力”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上，也能从他平时处理公务时，那种安定沉着的情绪态度上看出来。但是，在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件意外。那是公国内的一次火灾。在这突发事件的处理上，歌德失去了以往的冷静。
6月25日，星期日，晚上阿波利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我一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火灾现场，不眠不休地守候在那儿，我的计划、想法和时间分配都乱了脚步。人生无常，祸福不定，将来的人们仍将如此地生存下去。我深深地感谢神，使我不至于在这熊熊烈火中低头。
除了纯净的心态，歌德对于良好完美的秩序也有种不遗余力的推崇，这两者是他每天努力所希望达到的结果。
1780年初，歌德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我积极地工作着——保持客观准确的眼光，希望每日的工作都能顺利地进行……但军事委员会记录室的整备工作，为何费时一年半仍未完成？我渴望自己能如鸽子啄食般有规律地进行并完成工作，我希望一切事情都有日益合理的秩序和彻底、清楚的态度。
9月，歌德写给朋友的信中，更确切地表现了他内心关于秩序的想法：
我所负责的工作，需要投入全部的精神。这责任对我的意义日渐深刻重要，我力图实现它，我希望成为一个与世界伟人并列的人。我要建造我的金字塔，尽可能地让它耸入云霄，高出一切，让一切都在我的睥睨之下，这愿望我没有一刻忘记。我必须及时去做，这些年来我已经在进行了。假如命运不欲成就我，以致于我的金字塔半途而废，我也要使这未完成的塔成为人间的一种壮观。至少要使人们看了，能够惊叹地说：“这塔是个大胆的尝试。”假如我有幸还活着，我的意志将坚持到底，直到成就了整座金字塔才算了事。
很明显，歌德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缺少平衡，以致精神每每陷于纷乱痛苦中。现在，他许下宏愿另辟途径，竭力地保持平衡，使生活安定，有秩序、有目的。他又说：“半生已过，往者已矣。今后，我要像溺水获救的人，将自己置于有益的阳光下。”
歌德既然对生活采取了新的、积极的、建设的态度，他的文艺创作自然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影响。在“狂飙运动”时期，歌德的作品和个人的经历是有很大重合的，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经历的再现。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全书只是被维特的伤感所笼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典型化、观念化的人物。那时歌德认为这些没有必要，他塑造的人物已经栩栩如生地活跃在纸上了，有的光辉耀眼，有的鲜血淋漓。如今，“狂飙突进”的高潮已日渐远去，歌德由热情的天才转变成冷静的思索者，他对艺术的态度也由主观的变成客观的。从前，诗就是他的生活；现在，文学变成了“生活的解释”，是“真实的抽样”。
这种心境的转变对于他的作品的影响是好是坏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迄今为止尚无定论的问题。不过，从席勒的话中我们也许能得到一点启示：
歌德根本上是个伟大的自然朴素的诗人，而非滥情的诗人。当他从一个朴素而情感自然流露的诗人，变成思索的诗人时，他天才的星光不免要晦暗了许多，这是脱离了本质的缘故。
虽然有施泰因夫人的开导，歌德自己也努力保持清静平和的心态，但他还是遭遇了痛苦的精神危机。1779年秋天，歌德陪奥古斯都公爵到瑞士旅行，回来之后，他察觉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矛盾。他觉得自己“日常生活的练达及洞察力日渐增长”，但同时也感觉自己像“被缚住双翼的鹏鸟，无法振翅高飞”。从前，他极欲参与的政事，如今却觉得厌烦，当时他写信向施泰因夫人倾诉：
如果能够脱离政治的倾轧，将全副精神投注到艺术、科学上，也许心情会更加舒畅。
当然，政治的倾轧并没有让歌德放弃文学创作，他在这期间对人性的体验，为数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很多作品的构想都在此时形成，如果以酝酿出多少作品而言，这的确是个丰收期。
在歌德此时生活中占有重要分量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歌德在监督魏玛矿山开发时，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曾学习化学和天文学。成就较大的是他对解剖学的研究，他得到一位大学解剖学者的教导，懂得了人体构造，之后从比较解剖学的观念和有机界连续发展的理论方面着眼，研究自然和人类的发展进化。他在第一篇比较解剖学论文《论人类与动物的颌间骨》中阐述了人类原始颌间骨的价值，并指出生物的进化观念。这奠定了这种新兴科学的根基。
这十年虽然是歌德最有成就的时期，但他对政治的倾轧、社会的繁文缛节、小政府的无聊娱乐等现实渐渐感到懊恼，他觉得必须另求新生。同时，束缚他留在魏玛的另一个因素——对施泰因夫人的爱，也逐渐褪色。因此他恳请奥古斯都公爵给予他“不定期的休假”，并准备随时出发前往欧洲各地游历。歌德没有对公爵和施泰因夫人透露这个计划。他结束了在波西米亚温泉的短暂假期后，就不告而别，去开始他一生中最大的盛事——意大利之旅。
9月3日凌晨三时，我悄悄地由魏玛出发，若非不告而别，我可能永远无法成行，我不顾一切地走了，任何事情都不再羁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