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这么一说，许多同情布尔人的人都极力反对，甘地再三向他们陈述，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大家的前途着想。最后，他们终于理解了他的意思，不久，他们就组成了印度人救护队，准备救助受伤的英军。
一般英国人都以为印度人是胆怯的，不敢冒险的，因此，他们虽然申请到前线去工作，但是当局说并不需要他们服役。后来，由于英军处处挫败，伤亡惨重，原有的救护队已远远不够，才勉强同意印度救护队到前线去担任救护工作。
印度救护队由800名契约工和300名普通印度人组成。虽然救护队受红十字会指导，在战斗区域外活动，但是也经常会遇到危险情况。例如，当英军在斯比昂·柯柏战败后，他们就接受司令官布勒将军的要求，在枪林弹雨的战地上抢救伤兵。在这危险地区，随时会丧失生命，但是印度救护队表现非常勇敢。
在这些日子里，救护队队员每天行军20 到25 英里，还用担架抬着伤兵。有时为了救治重伤者，必须用担架把他们抬到15英里外的医院去，这些辛苦的工作，他们都毫无怨言默默承担下来。
后来，由于布尔军被英军包围，双方展开了持久战，受伤的人数便逐渐减少，因此，印度救护队只服务了6个礼拜就解散了。印度救护队的勇敢表现使英国人对他们的看法大为改观。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以感激的口吻提到救护队的工作，并为救护队的37名队长佩戴勋章，嘉奖他们的勇敢表现。
在布尔战斗中，由于印度与英军站在同一立场，英国人对他们的态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转变。不过，要把全英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完全扭转过来，却也不容易。但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在战争中，救护队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士兵们都很感激他们的服务。
此外，这次的救护工作增加了印度人之间的了解，这是非常珍贵的收获。自古以来，由于印度宗教派别繁多，大家都局限于自己的信仰而排斥异教，因此不同教派之间素不往来。可是，这次的救护工作使他们有了更高的觉悟，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基督教徒、泰米尔人都是印度人，既然都是印度儿女，大家就应该互敬互爱、团结一心。
救护队解散不久，布尔战争也平息了，南非又回复了往日的平静。
甘地仍继续从事保护印度人生存权利的运动。由于当时没有什么紧急状况，他便想起上次回国时朋友劝甘地返回印度从事独立运动的事，于是，他打算在近期内回国。
印度人会议的朋友听说他要回国，都纷纷挽留他说：“甘地先生，你回去了我们怎么办呢？”
甘地解释说：“一直在南非待下去，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这次回去，是想了解祖国以及支配我们的英国目前的状况，从更广大的层面来研究一套完善的解决方法，而不是遗弃你们。”
听完这些，他们也明白了甘地的用心，于是便说：“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就不留你了，只是你要答应我们，万一这里再发生问题，请你务必回来！”
甘地答应后，他们才同意让他回国。
当他决定回国时，在南非的印度友人为甘地举办场面盛大的欢送会。许多人为了感谢他为印度人所做的工作，送了他不少礼物，包括名贵的金项链、钻石手镯等。甘地认为，不管怎么说，一个为社会、为大众工作的人，绝对不可寻求报酬或接受别人的馈赠。于是他把这些贵重礼物以印度人会议的名义存入银行，只要会员中的任何人有困难，都可用它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现在回想起来，甘地仍非常庆幸当时用这种方式处理了这些贵重的礼物。因为此举不但可以帮助许多有困难的人，同时，也把自己的灵魂从贪欲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这些物品一直寄存在纳塔耳的银行内，对当地的印度人颇有帮助。
孟买的新生活
回到印度以后，甘地参加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会议，同时为了实地了解印度的情势，他也开始到全国各地旅行。
印度国民大会党创建于1885年，这也是印度人唯一可以参与印度本国政治的机构，虽然无法改变政府的决策，但也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力。
当甘地抵达加尔各答的会场时，附近的广场上聚满了各地选派的代表和旁听者，他们那种不讲卫生的脏乱情形真是令人震惊。而且，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教徒都各自分开，互不相容。在这种情形下，还谈什么开国民大会的事呢？
于是，甘地便先到国民大会的办事处，请求他们改善卫生设备。但是，职员却冷淡地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奴隶干的。”
的确，在印度，清倒垃圾、打扫厕所等是奴隶的事，那些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大多是刹帝利和吠舍阶级的人，自然不会干这种属于奴隶的工作。如果大会开的时间拖长了，这种脏乱的环境对于诱发传染病倒是十分有利的。因此，甘地就对办事处的职员说：“可不可以请你把扫帚借给我？”他们立刻答应了。甘地拿过扫帚便开始扫厕所，很多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他，他却一点也不在乎。
他参加国民大会的目的，就是想把南非印度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做成议案，请求大会议决。会议进行了五六天以后，他才对会议的情形和内容大致有了一些了解，并见到了一些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物。其中最受大家欢迎、最具实力的就是他在浦那认识的戈克利先生。
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大家仍在讨论一些知名人士所提出的议案，甘地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好不容易到了当天晚上，戈克利才把他带到讲台上，他利用5分钟的时间，简短地报告一下他的议案，他宣读完以后，会场立刻响起一片“赞成！没有异议！”的呼声。
虽然大家一致赞成他的提案，但是这么多人里，竟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多少有些失望。
当印度国民大会结束后，甘地又赶回孟买，不料戈克利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说：“甘地先生，你的构想和倡导的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很希望你留在国民大会党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承蒙您看得起，这是莫大的光荣。我虽有意加入国大党，但是，我并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国大党想实现印度自治，这个目标非常正确。不过，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代表仍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和信仰，互不相容。想想看，我们印度人自己都不能抛开成见，团结一致，还靠什么来实现自治？若英国人以此为借口，说印度人目前还没有自治能力，我们拿什么来反驳？”
戈克利一面点头一面说：“你这种见解和判断力确实令人钦佩，我们国大党就需要你这种人才，请务必留下来。”
虽然戈克利先生一再相劝，甘地仍委婉拒绝了。当他回到拉奇科特时，故乡的亲人朋友也都一致劝他留在孟买。为了不逆大家的好意，他便在孟买重新挂起“律师事务所”的招牌。
1902年12月，甘地又收到一通来自杜尔班的电报，是纳塔耳印度人会议具名发出的，电文内容如下：“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可望抵此，盼即返。”
想不到律师业务刚上轨道，又要远行了。为了信守以前的诺言，甘地只好极力说服反对他前往南非的哥哥和妻子，第三次到南非去。
甘地估计他顶多去工作一年，就可以回来了，所以便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了孟买。不料这次的南非之行，逗留的时间却比过去任何一次要长，前后达1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