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李渊否决了部下的建议，不仅没有自立，反而打出了“尊隋”的旗号，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留守关中的杨广之孙代王杨侑为新皇帝，并移交郡县，改变旗帜。这样，在突厥方面看来，李渊声势浩大，马上便要自立，自己的建议已被采纳，也就不再随意侵扰，并有条件地给予支持。而在隋朝当权者看来，当然怀疑李渊身藏野心，但他竟打着“尊隋”的旗号。现在明目张胆地推翻隋朝政权的农民军比比皆是，这些都无力对付了，哪还能专力去攻李渊？因此，除了作一些少量的防御布置外，一直从未对李渊发起过主动的攻击围剿，李渊便乘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壮大起来。
更重要的是，李渊的“尊隋”旗帜迎合了“忠君”思想浓厚的贵族士大夫阶层。而且李渊新立代王杨侑为帝，在这批人看来，朝廷官僚便有一次大换班的过程，对他们来说，则是一次难得的升官发财的机会。谁先加入李渊部队，谁便会抢到更好更多的先机。于是，众多手握精兵的贵族士大夫们纷纷投入李渊部下。李渊的实力急剧强大起来。
当然，李渊“尊隋”毕竟是个权宜之计，他只把隋朝当做一棵正在快速腐朽过程中的大树。当自己刚刚破土、尚处幼苗之时，机敏地把苗根一下扎在这棵大树之中，饱吸树中水分养料，又借大树遮挡风雨，甚至让大树误认为这棵小苗乃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加以悉心保护，李渊从而获得迅速壮大的有利条件。而等到时过境迁，李渊便一脚蹬开隋朝这截烂木头，建立了唐王朝，自己去赢得更为广大的民众之心。
借棵大树暂寄身。唐军借此办法迅速地从幼小变成了强大，李渊用计何其妙也！
借刀杀人不见血
汉文帝时，袁盎和晁错一向合不来。只要晁错在座，袁盎总是回避；袁盎在座，晁错也总是回避。两人从不同堂讲话。汉景帝即位，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他派遣官吏调查得知，袁盎曾私自接受吴王刘濞的钱财，并向景帝报告。景帝便把袁盎免官为庶人。
吴、楚等诸侯王发动叛乱。晁错又乘机想置袁盎于死地，他对丞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不少钱财，专门为他们辩护，说他们不会造反。现在，吴、楚都已经造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应该把袁盎抓来审问，察知他的阴谋。”
丞史却说：“吴、楚当初还没有造反时，要是处置袁盎，或许还能阻止他们造反。现在都已经反了，再去处置袁盎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再说，袁盎好歹也是个大夫，不见得会有什么阴谋。”把晁错给挡了回去。
晁错正在犹豫不决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袁盎。袁盎心里很紧张，心想：“好你个晁错，你一次又一次和我过不去，现在又要加害于我，我也不能坐以待毙。”他连夜找到窦婴，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窦婴曾位列三公，是朝中重臣。不久前就因为吴、楚之事被免官在家，他对晁错早就恨之入骨了。现在袁盎找上门来，他便如此这般地给袁盎谋划了一番。
窦婴虽说已免官，地位、影响还在，他将此事直接向汉景帝奏报，意思是说，吴、楚之所以造反，其原因袁盎最清楚，可召他上朝。袁盎上朝时一看不觉一惊，原来晁错也在。他只得说“吴王既可铸钱，又可煮海水制盐，这么富足，怎么会造反呢？”还说他有计谋，可以退吴、楚兵乱。景帝紧逼不放，忙问何计。袁盎说：“军机不可泄露，不便让人听到。”景帝只得把左右屏去，晁错无奈，只得悻悻离去。
袁盎四顾无人，便低声对景帝说：“臣听说吴、楚连谋，彼此书信来往，无非是为了封地之事。偏偏出了个晁错，提议要削掉藩王之地，对其造成威胁，他们造反是冲着晁错而来。只要陛下将晁错处斩，赦免吴、楚各王，归还封地，他们定会罢兵谢罪，安然无事。要是这样，还用得着派兵征伐吗？”
景帝心里清楚，晁错是上过“削藩”之策。见袁盎这么一说，希望就此息事宁人。于是，立即召中尉入宫，授予密诏，令其人御史府传旨召晁错进宫。没想到，车没把他拉到宫中，却拉到了长安东市。当晁错明白过来时，他的脑袋已经落地了。
袁盎在晁错的逼迫下，借皇帝这把刀，杀了自己的政敌。借刀杀人，是借助外力达到个人目的的策略。作为一种行动谋略，它要求当事人必须明确判断各方实力与利益，善于先谋后动。
寻找靠山
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在力量，乍看起来，对于自己是一种现实的威胁，是一种不利因素。但是若能施巧借功，这种威胁之力正可以成为我扬帆之风，使不利变成了有利，他力变成了己力，何乐而不为。所以善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精于借助他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目的者，大有人在，而且屡试不爽。
胡雪岩利用攀贵而发家的故事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胡雪岩是清代着名的大商人，名光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1823年，1885年病故。他出身贫困，后经商致富，并与洋务派官僚左宗棠相交，得以为官。由于屡建功勋，被皇帝赏给头品顶戴，穿黄马褂。但他并未放弃经商，始终保持亦官亦商的身份，人称“红顶商人”。
胡雪岩小时，家中贫穷，无力送他去私塾读书，他便在家自学，慢慢地粗通文墨。后经亲戚推荐，到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三年满师后，胡雪岩被升为钱庄跑街。所谓跑街，即为钱庄招揽生意和讨要债款者。当时的杭州，有很多候补、捐班的官吏。他们花钱捐了官，就等着有空缺时外放做知县、知府一类的实职官员。由于花了很多钱捐官，在候补期间，他们中许多人两手空空，只能向钱庄借贷度日；即使补了缺，上行时打点也需要钱，还得向钱庄借。
胡雪岩充当钱计跑街，主要就是招揽这批人的生意以及督催他们到期还钱。这是一个不好干的苦差事，想做得圆满，即需处处小心，笑脸相陪，软不行时还得来点硬的，软硬兼施。胡雪岩以他坚强的毅力挺了下来，并逐渐锻炼得机敏、泼辣，善于投机，留给他人的印象则是慷慨好义，能济人急难，所以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发迹打下了基础。
关于胡雪岩的发迹致富，有种种传说，比较流行的是说他曾借钱助人，受助者后来为报恩又支持他开钱庄，以至发迹。至于他所助之人，一说为王有龄；一说为湘军的一个营官。王有龄是当时的浙江巡抚，年轻时因父亲去世，曾贫困潦倒，流落杭州。一天他遇到正跑街的胡雪岩，胡见他气度不凡，不像没出息的人，便询问他为何这般落魄。王将自己的处境对胡讲了，胡表示愿助一臂之力，可送他进京谋官，遂将刚为钱庄收上来的一笔500两银子借给他，他不愿接受，怕胡回去后会受老板责罚。胡表示没关系，有什么风险自己一人承担。
王有龄千恩万谢地拿了钱北上，终于找到有权有势的故交，当上了浙江粮台总办。王得官职后便去找胡雪岩，将以前所借的银子加上利息一起奉还，一再致谢，又让他辞了跑街工作，支持他自办钱庄。几年后，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又保荐胡雪岩接任粮台，使胡成了掌管浙江粮食的最高官员。胡本有经商才能，钱庄已经营的很红火，加之掌管粮食，其事业就更兴旺了，相继开设了不少店铺，并与外商做生意，手头周转之钱常以千万两计，终成为富甲杭州的大商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湘军的一个军官到胡雪岩所在的钱庄借贷银2000两。当时老板不在，胡雪岩自作主张借给了他。老板回来后知此事大怒，将其赶出店门。不久军官来还钱，在路上遇到已失业的胡雪岩，见他似乎很穷困，问明原因。听说是为自己借钱事所致，深觉过意不去，便请他去军营，供以鲜衣美食，并把自己暴得的10万两白银交给他去开钱庄，后又辗转把他引荐给浙江巡抚王有龄。由于王的扶持，胡雪岩从而渐渐致富。
不管哪种说法，都能看出胡雪岩之发迹与王有龄密切有关。正是受知于王有龄，他才有了官府做经商的靠山，故能事事顺利。自然，王有龄对胡倾心倚重，也在于他自有让人信赖的品质和能力，而且是一般商人所难以企及的。
须己爱人的处世哲学
在这个世界上，若想活得滋润，活得风光，就必须有一些能使自己成才、成器或成事的路子，包括生存的路子、发财的路子、升官的路子或者成就某一事业的路子。
这些路子都不是能靠自己单枪匹马的力量硬闯出来的，必须借助他人指引、引荐、支持或帮助才能找到方向，踏上征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路子都是别人给的，或者说是别人帮助开拓的。那么，天下之大，人事之繁，别人为什么要单给你路子？为什么乐意帮你开拓路子？答曰：“人情使然。”有了人情也便有了路子，人情大路子宽。
人情是一种爱心，是一种义气，是一种恩德，这是很难用价值来衡量的。人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沉甸甸的，它压在人的心里，让人经久难忘，让人既有一种欣慰感，又有一种负债感。而且对这笔人情债，没有人会抵赖的。一旦有了偿还的机会，人们便毫不犹豫地回报给对方，好像除了讲义气，还了却了一桩心愿似的。
钱钟书先生一生日子过得比较平和，但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也窘迫过一阵。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绛操持家务，所谓“卷袖围裙为口忙”。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里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精工细作，却又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恰巧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
时隔多年，黄佐临导演之女黄蜀匠之所以独得钱钟书亲允，开拍电视连续剧《围城》，实因她怀揣老爸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一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他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40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40多年后回报。
这真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没有40年前的人情，也就难有40年后的路子。
看来确属如此，若想人爱己，先须己爱人。处世之道也是为人之道，平时多长一点乐善好施、成人之美的心思，才能为自己多储存一些人情的债权。这就如同一个人为防不测，须养成“储蓄”的好习惯，这甚至会让各位的子孙后代得到好处，正所谓“前世修来的福分”。黄佐临导演在当时不会想得那么远、那么功利。但后世之事却给了他作为好施之人一个不小的回报。
一个篱笆三个桩
人们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并且取得成功，从来都需要共同协作，没有独自取胜的先例。所以中国古话说得好：“篱笆立靠桩，人立要靠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