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艺术与相关人文学科的关系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艺术的研究也应当将其放入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进行，研究其在整个人类文化环境中的地位以及艺术与其他学科，如宗教、哲学、道德、科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开始确立的现代文化学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分支学科，如经济文化学、社会文化学、生态文化学、艺术文化学等。其中艺术文化学处于文化学与艺术学的交叉领域，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艺术，以整个人类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探讨艺术现象和艺术问题，为艺术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式。
3.1.1 艺术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直接参与了人类社会的形成，没有文化就不可能诞生人类社会。文化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文化和社会是统一的，文化就是社会。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化是指所有人类社会活动及其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泰勒认为文化包括艺术以及信仰、道德、法律、风俗等精神范畴，他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1】。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化作了一种新的解释，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罗森塔尔·尤金在其所编的《哲学小辞典》中认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与之相对的“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艺术是一种文化，“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2】，艺术正是这一种社会生活方式。
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核心是价值系统。一定社会的价值系统，是在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构成不同的社会价值系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不同艺术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艺术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受到文化的制约，特定时代的文化价值系统影响着同时代的艺术价值观，艺术价值观是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民族性构成艺术价值的内在规律性。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的伴随，而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也总是充满民族性，其中蕴涵着深厚而浓郁的民族气息。它们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是其形成的必要构成部分。
艺术作品充满民族性的关键在于其具有民族的精神，在于一个民族理解事物和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和眼光。民族艺术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例如，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为了充分发挥文艺在精神文明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的优秀文艺创作，应“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民族，无愧于我们伟大的人民”：“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本”：“一个国家的文艺，对振奋民族精神非常重要”：“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必须“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由此，他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价值系统——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和深厚的人民性，首次将三者作为文艺价值的维度统一在一起，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赋予文艺深刻的理论内涵。这一理论，在艺术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中国人民热爱艺术、崇尚文化，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民都把这次盛会看做振兴民族精神和创建现代文化的机遇。在奥运的三个目标中，“文化奥运”是其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方面。在这里，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将得到充分的展示，供全世界人们关注、了解和评价。
艺术在文化系统繁多的精神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属性，艺术作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化系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艺术属于精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有附于其他文化，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也有附于其他精神文化，如哲学、宗教、道德、科学。艺术与其他文化一样都是为社会服务的，所以它具有社会功利性，但又与其他文化不同，最显著的特征是艺术的超实用功利性，艺术的这种社会功利性和超实用功利性的统一是艺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大特征。艺术的特征之二是技巧性，艺术有着自己所特有的形式，以及与物质文化不同的富有秩序和自由的形式符号。艺术借助于丰富的感性形象真实反映社会现实或精神生活，并表达作者审美理想。
艺术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以情感和想像为特征，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现实和表现情感理想，在审美创作中完成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对象相互转化。艺术是一种有别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特殊社会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它以特定的经济基础为基础，从而体现历史性、阶级性和民族性。艺术并非直接与经济基础发生关系，而是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媒介”与经济基础发生相互作用，艺术与政治、科学等均有密切关系。在整体文化结构中艺术从属于意识形态，它具有不同于一般意识形态的特性，即审美的意识形态。艺术的特殊本质是审美，它体现了人类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由此可以看出艺术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艺术归属于精神文化，与其他精神文化的关系密切。马克思认为各种精神文化是对世界的不同掌握方式，可以归纳成思维的，其中包括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精神实践和精神生产的，这几种方式完全可以从文化哲学来理解，因为文化是人类对世界的整体认识、理解和把握，即掌握世界的方式。例如，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的主流，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各有千秋，但又是互相补充的。中华古代艺术就是在这种儒道互补的文化哲学土壤上形成自己特色的，对于大多数中国古代艺术家来说，儒与道的影响是同时存在的，共同构筑起中华文化的心理结构及艺术趣味。儒使他们倾向于服从规范，拥抱人生：道使他们倾向于向往自由，超越现实。他们在这两种心态中徘徊，寻找着精神的归宿，创作出闪耀文化光辉的艺术作品。几千年的中华艺术史展现出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化奇观，各种门类，多种风格，多样门派，组成璀璨的文化殿堂。但总的概括来看，他们仍是儒家和道家的分支，二者是互融互渗、相辅相成的。
中国画艺术在文化哲学层面上的“道”，是具有一种对宇宙人生独到的悟解和深刻的体察，这是源于对自然界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直觉而致。这种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关注，是构成道家哲学思想的基石。中国画文化哲学层面的“儒”，则是所谓“真、善、美”。如宋明清时期自李公麟、八大山人等的文人画，主要追求的就是洒脱的脱俗之美，虚无缥缈之灵气，从而抒情怡志：秦兵马俑、汉代的陶俑、曾侯乙墓编钟，乃至故宫的殿宇，都洋溢着饱满充实之美：而苏州园林、戏曲表演、唐人舞蹈，则蕴涵着虚无之美。在礼乐文化上也是一样。孟子所论代表了儒家的文艺观，儒家主张以礼乐治国，孔子、荀子都反复强调音乐的社会政治功能。孔子认为，音乐的价值在于“和合君臣父子，附亲万民”。家庭中同听音乐便会“和亲”，乡邻、亲族同听音乐便可“和顺”，君臣同听音乐便可“和敬”。荀子则认为音乐是统治者的工具，是统治者教化百姓、“移风易俗”最有效的工具。按照这种文艺观，美就必须要有社会功能性，必须与真、善紧密结合才能实现。
庄子反映了道家的文艺观。道家主张“天人合一”，而这种审美意识“其核心在于感情的真挚”【3】，所以这种艺术哲学思想要求超越具体的社会与人生，主张回归自然，追求不加矫饰的至美与至乐。这样的艺术哲学观念对于封建专制下的艺术家有很大吸引力，而专心于艺术创作者又以失意文人居多，当他们仕途受挫时，便很容易产生出世的心理，于是道家思想自然成为其精神支柱。所以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重自我抒发，重自由表现，重精神境界，其艺术风格以虚无为尊。
艺术是宏大文化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归属于精神财富之内，很多西方学者都将文化限定在精神文化方面。但也有一部分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就认为，文化不限于精神文化，而应包括物质文化、语言及社会组织，显然，已由精神文化扩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了。并且，除了考察各种文化现象如神话、语言、宗教、艺术、科学、历史之外，更着重研究探索各种文化现象的深层基础和根源，如卡西尔就指出“劳作（Work）”既是各种文化符号（现象、形式）产生的基础，又是各种文化符号的联结纽带。
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文化是基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而形成的人类生存或生活式样及其产品的总和，并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演变。文化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一般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
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属于精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其他类型文化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它们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彼此的互动性。与一般文化不同，艺术除了具有社会功利性外，又必定具有超实用功利性，它是社会功利与超实用功利的统一，艺术具有双重性质。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以其审美形式来凝结丰富的文化内涵，积累传递某种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唤起某种生活理想，体验某种情感，等等。一方面，艺术以活跃的姿态向外扩展与传播，与文化的各个层面、各种因素结合起来，体现和反映出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它积极地参与到文化系统的构建中去，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影响着文化的趣味和倾向。因此，我们在研究人类文化发展历史时，常常把艺术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因为艺术具有形象生动、直观鲜活的优点。例如，在研究彩陶文化时，离不开对各类彩陶艺术品的研究：在研究青铜文化时，也离不开对青铜器艺术造型、装饰纹样以及审美特征的分析。前苏联当代美学家卡岗认为：艺术是它所属文化的反映和代表，从这种意义上讲，艺术起到了“文化自我意识”的作用，因为“艺术仿佛是一面镜子，文化从中照见自己，从中认识自己，并且只有在认识自己的同时，才能认识它所反映的世界”。【4】他强调指出，艺术史正是准确和有力地体现出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如古希腊艺术体现出古希腊文化中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典型范例就是哥特式建筑艺术。因此，文化可以从艺术这面镜子中，照见自己和认识自己。
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背景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影响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创作趋向、风格样式等。文化氛围包围着艺术家，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艺术家的心灵、理想、情感、追求，文化渗入到他们的生活、创作中去。也就是说，艺术家在创作时，最重要的影响不是单纯的如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哲学的因素影响，而是这些因素合成的文化氛围。除了艺术创作者，艺术文化大系统作为一种文化氛围或文化条件，直接制约着读者、观众、听众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从而间接地对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产生巨大的影响。文化氛围激荡于社会，影响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造就具有鲜明特色和倾向的艺术风气、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
从文化大系统来讲，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决定和制约着精神文化，经济、政治对于包括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从精神文化子系统来看，艺术同宗教、哲学、道德、科技之间，也是彼此渗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3.1.2 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1.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
“艺术”一词在西方最早就是“技艺”，中国古代的“艺术”也是技艺的含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发现艺术和技艺是两种不同的事情，艺术家要经过一定专业形式的培训才能获得进行艺术创作的技巧，但是一旦他掌握了这种创作技巧，他就可以把内在的一些心理感受表现出来。艺术是一种天生的才能，技艺越高艺术成就越高，西方古典主义中的艺术作品中都体现了高超的技艺，但是高超的技艺不一定就能体现艺术性，艺术是通过诉诸感情的方法来表达思想、表达自身的感情，那么这就需要艺术家进行思考，而思考就自然的跟哲学产生了联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这套哲学体系包含了价值观以及人生观等，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难免会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涉及个人经历的东西带入自己的创作中。作家通过自己虚构的文艺作品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音乐家通过跳动于五线谱上的音符将自己的感悟传达出来：画家则会通过自己的画笔、画卷将其对生活中存在的艺术美的感觉表达出来。艺术是哲学思想的显现，这一观点不仅在席勒、黑格尔那里存在，而且存在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中。
哲学使艺术的内涵得到了提升，也给予欣赏者以智慧的启迪。首先，哲学内涵是艺术深度的重要表现，艺术有不同的层次，它可能给人感官的愉悦，也可能给人情感的愉悦，也有可能只给人理性的愉悦。同样，它也可能唤起人们道德、宗教上的情感。一段轻快悦耳的音乐，它是以优美的旋律让人的感官、身心得到休息，一首爱情诗，它可能让人的情感达到认同，从而产生情感上的愉悦。其次，艺术不是如哲学那样以理性的、逻辑的抽象方式对人生予以形而上的思考，它是通过艺术的形象或艺术的语言，即艺术的审美性，使欣赏者的感性情感升华至理性的情感，也就是说，艺术的哲学意蕴之传达，必须通过艺术的审美作为中介。
当然，哲学对艺术的影响是相对的，并不是每个艺术家都在自己作品中表露哲学观点，更不是每个艺术作品都非得具有哲理性。与此同时，艺术也对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艺术可以启迪哲学家的思维，艺术作品也可以传播特定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哲学家对艺术的思考，往往成为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康德、黑格尔等均是如此。黑格尔把艺术放到与哲学几乎等同的地位，因为艺术以感情和想像为特征来把握和反映世界。艺术对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进行了形象的描述。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像为特性，来把握和反映世界，表示对世界和自身及二者关系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艺术内涵的先导，而艺术又同样蕴涵着理性的思考，二者是有机的、动态的辩证统一。
哲学体系对于艺术流派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追问人的存在问题，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现代主义艺术普遍重视对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卡夫卡、马尔克斯、波德莱尔等著名文学家以及马蒂斯、毕加索、凡·高等著名画家都热衷于这一领域的探讨，他们大多运用夸张、变形以及象征的手法描绘一个个陌生、扭曲的世界。譬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描写一个人在现代生活的压力下由人变成甲壳虫的异化状态。在蒙克的绘画《呼喊》中，那恐怖、丑陋、扭曲的人的形象在呼喊什么，他何以像梦魇一样站在蔚蓝的天空下，很显然，他是画家哲学观念的表现。他象征着现代社会中人的真实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在现实中可见的，但它是可感的，艺术家怀着无限的忧思将其表达出来。同时，哲学体系也直接影响艺术家的独特创作风格，即使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艺术创作者，在其艺术创作中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譬如，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二人，一位被誉为“诗仙”，一位被誉为“诗圣”，一位深受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庄周的影响，推崇自然，追求自由不羁的艺术境界，欣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然之美，并将这一思想融入自己毕生的文艺创作中，推崇浪漫主义诗风：一位则秉承了上古《诗经》中的现实主义文风，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怀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忧患意识，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腐朽不堪、鱼肉百姓的社会现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创作出了诸如《三吏》、《三别》的优秀代表作。
艺术和哲学二者同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感性内容，哲学代表的则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理性内容，二者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哲学是关于研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它主要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领域，带有普遍性的根本规律，而艺术则纯粹体现出人类感性的灿烂，通过客观事物的形式使感性认识得以体现。哲学代表着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艺术代表着人类感性的最高形式，但哲学也不单是以理性的概念形式去掌握世界，也包括想像和直观的形式，艺术也不单以直观的艺术感受掌握世界，也包括构思和概念的形式，艺术和哲学中的感性和理性是相互渗透的。
艺术与哲学具有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是以人为出发点来展开，它们体现的是人对世界、人生的思考和认识。正因如此，人们常常把艺术作为表达哲学思想的一种手段，尤其是现代主义哲学影响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的兴起，这种观念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艺术哲学”是建立在人类理性思维高级表现形式的哲学，“艺术哲学”即美学，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将美学定义为“艺术哲学”，这种命名方法说明了美学存在的重要意义。美学属于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以审美为基点，对自然、社会以及人本身进行研究与概括，并从中发现艺术深刻的美的规律，以期达到对世间存在的美的理解与精神追求，这种“感性认识说”以美学之父鲍姆嘉通为代表。他说：“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就是美：与此相反的就是感性认识的不完善，这就是丑。”【5】
美学的研究对象以艺术研究最为突出，柏拉图称艺术是对理念的模仿，黑格尔认为，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尽管他强调艺术的感性形式特征，但是，艺术的规律性还在于理性的内容。在创作上，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席勒实践了这种对艺术的看法，席勒的代表作《阴谋与爱情》，反映了德国市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体现了当时德国进步青年反对封建制度，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恩格斯说这部作品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他的作品是其哲学思想的图解，席勒式的创作事实上就是黑格尔后来所谓的艺术的“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尼采甚至认为艺术就是哲学亦不无道理，艺术与哲学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认识方式来讲，从文化心理形式角度讲，艺术重在想像的创造性，其中包含感性的直观表象，也包含理性思维：哲学重在思维方式的逻辑把握，其中包含思维理性，也包含一定的想像，没有想像的理性思维决不是创造性思维，因此，艺术和哲学作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对认识世界的方式互相补充，即“艺术创造意象，主要凭借想像、才能，却也包含思维理性：哲学创设概念，主要凭借思维，也包含想像”。【6】艺术与哲学是相互渗透的关系，正如心理学家所证明的“知觉与思维并不是各自分离进行其职能”，【7】艺术与哲学不仅在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上可以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在进行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时二者也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共同建构了情感体验与哲学沉思相统一的境界。
艺术与哲学相互渗透的关系在中国艺术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二者的统一关系，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就是哲学指导艺术创作，艺术创作来体现哲学思想。这种寓教于乐的艺术创作标准，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艺术形式，可以研究分析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中国绘画艺术所呈现的那种“幽深淡远”的境界以及中国园林艺术的“诗情画意”都体现了传统的古典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艺术所特有的意境、虚实、含蓄、形神等众多范畴，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产生了深远影响。
哲学作为人类自发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是直接表现人类的理性精神。中国哲学是自我萌发的融合于宇宙之中“天人合一”的智慧，它重视的是致力于创造一种和谐，成就一种包容宇宙的伟大人格，这一特点直接影响艺术创作。中国哲学追求的是一种意蕴，在追求意蕴过程中它始终没有脱离人的社会关系，也不曾脱离伦理道德的基本底线。例如，中国诗歌重视表现的一直是“言志”、“缘情”等情感因素，重视的是写意即表现，所以它不要求艺术作品成就的高低是否写实，而是强调以写意为主，即所谓的“取会风骚之意。”即是六法中的“传移模写”，所以在美术创作中也可以不必与客观对象形象完全一致，只要取其意即可，因为在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中，艺术被看做是一种成就品德人格的形式。魏晋时期“以形写神”的美学理论，发展到宋代就被完全颠覆，相反被解释为“以神写形”了，因为艺术创作贵在“立意”，对象实体不过是通过形来取意的媒介而已，所以可以“不求形似”。正如苏轼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些观点深刻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渗透。
艺术与哲学的相互渗透影响关系在西方美学思想中也得以体现，不过西方美学思想不同于中国古典美学，它最早是在自然哲学中发生的，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早提出有关美与艺术问题的，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科学家，包括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等，他们的职业属性决定了他们提出的美与和谐的理论是着眼于研究外在的客观事物的比例、结构、秩序、运动、节奏等。这种美学是一种纯粹的数学关系，这奠定了西方美学的唯理性特点，而这种唯理性走到西方现代哲学的时候已经走到一个极致。西方现代艺术在认识论上大多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出现了像未来主义、荒诞派、达达派等数量繁多的艺术流派，这些流派是受叔本华的唯意识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等西方现代哲学影响而产生的。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艺术家的影响。
哲学对艺术的深刻影响，反映在艺术家身上，更表现为对每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影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由于艺术家所处的客观外界条件、社会风貌、现实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因此，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其创作出的艺术作品从形式到内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潮流或艺术流派。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活动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特定哲学思想影响，并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流露出来。诸如中国历史上三国魏晋时期，著名的“建安文学”流派的形成，就是在当时社会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文艺创作领域对于哲学思考的结果，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艺创作领域的先锋人物，例如，“竹林七贤”、曹氏父子以及以“传神写照”而著称的南朝画家顾恺之等，为后世留下了一大批流传千古的诗词名句与画作。
在绘画界，以“三绝（画绝、才绝、痴绝）”著称的顾恺之笔下所绘的那幅《洛神赋图卷》充满浪漫主义诗情画意，此图是作者以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为脚本描绘而成的，对于人生的漂泊感、孤独感，曹植终生都在自己的诗文中或显或隐地有所表达。他虽为魏文帝曹丕的手足胞弟，但终其一生都备受曹丕的迫害，一生抱负付诸东流，郁郁而不得志。画家顾恺之深深体悟到曹植的内心伤悲，以丰富的想像力和卓越的艺术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了再创作，声情并茂地将原文的精神实质表达出来，作者描绘了那位似去似来，飘忽不定，于水面凌波微步的女神，画家通过散点透视的方法将文中情节展现于一幅画卷中，以装饰性的手法处理远山流水，以亦真亦幻、人神相融的幻境表达出无限诗意的浪漫。
同时，哲学思想也造就了伟大艺术人物的产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浪漫主义”大师的诞生。“浪漫主义”是西方艺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流派。这一运动的形成与当时资产阶级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将成为新的社会领导阶层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对中世纪宗教神权和王室贵权的没落审美观，主张以古希腊风格来代替中世纪没落繁缛的维多利亚风格，在诗歌创作界涌现出了沃兹华斯、拜伦、济慈：戏剧界有歌德、席勒：小说创作界有斯各特、大仲马：美术界出现了德拉克罗瓦、席勒、透纳：音乐界有舒伯特、贝多芬等。对自然的热爱，对矫揉造作的极力反对，对古典的向往，导致了浪漫主义艺术之风的产生。
欧洲浪漫主义与康德美学所面对的社会文化境遇是一样的，浪漫主义是对18世纪启蒙文学和启蒙主义批评哲学的继承。浪漫主义肯定人和人的精神世界的价值，争取个性解放。浪漫主义者喜欢描写特殊的性格和事件，喜欢表现幻想的主观世界。因此，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就是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和个性的描述。异国情调、古代文学题材以及对自然界和自发生命力歌颂等常常成为他们描述的主要对象。如法国画家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运用对比灿烂的色调、大胆的构图形成了自己艺术的创作特色。
到了20世纪20年代，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种新的文艺之风——“超现实主义”又遍及文学、美术、电影、音乐等各个领域。文艺界的布勒东、阿拉贡：美术界的传奇人物达利：电影界的布努艾尔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究其原因是由于以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为代表的一批人，从唯心主义和神秘论出发，认为人在梦幻世界或直觉领域才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即“超现实主义”流派。柏格森把所谓的“生命冲动”当做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由这种神秘力量派生的，他从唯心论和神秘论的立场出发，认为只有人的梦幻世界或直觉领域才能达到绝对真实，即所谓的“超现实”。于是，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文艺界，形成了一贯遍及文学、美术、电影等领域的“超现实主义”流派。他的学说影响了艺术等领域，画家莫奈、音乐家德彪西等都对柏格森学说非常称赏。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还表现在出现一批哲理性的艺术作品。
在西方，波普艺术代表着20世纪60年代工业设计追求形式上的异化以及娱乐化的表现主义倾向：代表着流行和大众化的品位，反映了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观，力图表现自我，追求标新立异的心理，很好的符合了当时的文化背景，符合了当时战后年轻一代力图表现自我，追求标新立异的心理等一系列社会与文化价值观。波普艺术风格主要流行于英国和美国，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后迅猛的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以及垄断资本的不断积累，社会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国家通过各种鼓励和刺激消费的手段，来消耗社会过剩的劳动产品，所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也只有在这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产品寿命短暂的波普设计运动。
波普艺术产生的第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密尔顿剪接拼贴的《到底是什么使得今日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魅力》，1961年，英国的一批青年艺术家举办了《青年同代人专栏》，展出了大量实物拼贴的新型作品，这次展览宣告了波普设计艺术在欧洲流行的开始。波普艺术的手法是利用工业产品，商业产品，从医疗，化妆品的广告，商标，电影宣传画，到汽车灯，车窗，家用电器，等等，赋予一定的社会思想意义，由此构成一件新的艺术作品。而这种实物拼贴组合的创作方法是始于立体主义的，到达达主义而走向极端。1964年英国设计师穆多什设计的一种“用后即弃”的儿童椅，是用纸板折叠而成的，表面装饰以颜色鲜艳的字母，十分新奇：与此同时，纸质的耳环、手镯，甚至纸质的衣服都风行一时。
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产生更是哲学思想在作品中的深刻凝结，我们之所以难以理解，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都表达了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他们塑造的艺术形象并非从社会现实的真实形象中来，而是从哲学观念衍化而来。现代主义的作品打破了古典艺术的创作理念，他们认为，艺术不再需要现实的真实性作为它的根基，艺术家可以通过想像、象征塑造出一定的艺术形象，创造出一部完整的作品。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人变成甲壳虫，《百年孤独》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都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他们象征人的生存状态。现代主义艺术是精神性的、哲学化的。
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构成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内涵，像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塞尚，他之所以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不是由于他的表达技巧，而是因为他独特的表现世界的方式，以及其先锋性的思想意识，塞尚曾说过：“画画并不意味着盲目地去复制现实：它意味着寻求诸种关系的和谐。”他力求画面获得深度感，刻画物体的明暗、体积、景次、空间关系，这一画法引来了一场绘画界的巨大变革，开辟了美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他被称为“平面绘画之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作品《坐在红色手扶椅上的塞尚夫人》一画中，简单、平静，轮廓分明的形状所带给人以平稳、沉静、安然的感觉，在他的静物画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位画家在色彩、造型以及画面平衡感中所作出的努力。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表现在哲学领域的新的潮流的产生和价值观的变化能直接影响促使新的艺术潮流形成的作用，可以说艺术思潮总是与一定的哲学观相联系的。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哲学首先表现的是反对现代主义方法论的一场运动，后来广泛体现在文学、哲学、批评理论、建筑和设计等领域，在后现代建筑领域中出现了诸如美国的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设计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纽约总部大厦等优秀建筑艺术设计作品。
解构主义艺术受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影响，德里达是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解构主义最初是现代语言学的一种理论，探讨人的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他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掀起巨大的波澜，成为欧美哲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德里达的主要代表作有：《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哲学的边缘》、《人的目的》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解构主义在西方的流传，得益于后现代的文化氛围，因此德里达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位主要思想家。
同样在近现代，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派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成为其思想发展的根源。处于工业文明时期的人类形象变得异常的复杂，成为了七零八落的人格碎片，人类在焦虑中思考着自身的存在，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思维表达方式，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达达派等，这些主义又渗透到艺术界各种表达形式中，小说、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可以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被打上了现代主义的烙印。
后现代主义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个时期，各种文化哲学理论都处于一种偏激争执的环境之中，后现代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长壮大，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倾向，而后发展为一种文艺思潮。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对立面，后现代主义者是对现代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思、反省，其形成自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
2. 美学作为哲学和艺术相互关系的桥梁
哲学作为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要对作为人类感性最高形式的艺术产生影响，必须通过美学这一中介。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自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首次使用这个概念时，就是用理性的方法来研究感性认识的。黑格尔更是干脆将美学称之为“艺术哲学”【8】，明确指出美学在艺术和哲学之间的桥梁作用。当然，美学的范围和对象绝不仅仅限于艺术，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艺术美，又包括自然美和其他一切现实美，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和审美意识等规律。“尽管美学的范围和对象非常广泛，它包括客观世界的美和人对客观世界的美的反映的全部领域，但作为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艺术毕竟是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9】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往往要经过美学这一中介来进行。古今中外许多著名哲学家，例如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分别从自己的哲学思想出发探讨过美的问题，那时候的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还是依附在道德本体和宇宙本体之上的，例如孔子提出了以“礼”、“乐”为中心的美学思想，并用“兴、观、群、怨”等范畴对诗的特点作了概括，要求做到美与善的统一、文与质的统一等，对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气韵”出现在“六法”之中，已是实实在在的美学范畴，但在其词的结构上还留有“气”这一中国古典哲学范畴的概念，可以明显地说明哲学对艺术的显性影响。“道”作为道家哲学范畴向美学的转化，最典型的体现在“虚实、有无、对比”这种范畴上。虽然概念上我们无法从“虚实”这种具体的定义中探索到“道”的精髓，但是“道”却体现在其中。“和”作为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最终总括，影响了一系列美学理论的产生。“和”所表达的辩证法哲学产生了诸如“情景”、“虚实”、“形神”、“文质”、“情志”概念的美学理论。例如，中国古代的园林（私家园林）、山水画等都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它的美学观就是将艺术看做“道”的体现，道家的虚无，是逍遥游的恬淡自由的精神。其形式便随其思想而呈现出一种强调自由的清新、雅致美。庄子曾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的园林和绘画尤其是文人画都注重以虚为主，以实写虚，计白当黑，通过简朴的语言，留出广阔的想像空间让人体悟到“道”的恬静无为特征。在中国古代的园林艺术中，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几丛清竹，一湾清水，一座石桥，一切都简洁自然地体现出建造者的雅致和淡泊的道家气质。中国古代的园林建筑常常采用木架举折和房面起翘、出翘，形成如鸟翼般舒展飘逸的檐角，轻巧自在，呈现出一种动态美。园林中高低起伏的爬山廊、波形廊，造型轻灵而蜿蜒，如长虹卧堤。园中小亭也造型不定，三角、四角、五角、梅花乃至十字都有。苏州拙政园有“笠亭”，环秀山庄有“海棠亭”等，均典雅秀丽，亭顶多采用歇山式或攒尖式，呈抛物线状，亭柱间不设门窗，而设半墙或半栏，秀美精致。
哲学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不会直接产生某个与之正相对照的美学范畴，它主要是把一种思想、一种观念渗透于美学领域的各个层次。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文人画鄙视一丝不苟的刻画和描写，而主张以简朴的笔墨形式表达无限的悠远情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得于心，应于手”的意象创造是中国画艺术的一个特色。元代著名画家倪瓒说他的画“不求形似，逸笔草草，聊写胸中逸气”，他的画几株野草，几株树木，就蕴涵着无限的生机。在中国古代的道家艺术观那里，艺术、哲学与生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同样，在西方，例如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康德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康德这种美学思想影响着西方艺术发展，并结合在浪漫主义批评思潮之中，促进了浪漫主义的发生。康德指出当人们处于审美中时，时刻感觉到全部生命力的洋溢和灵魂的升华，具有自由解放的性质。康德认为审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它不服务于任何具体功利却指向某种总体性目的，这个总体性目的就是人的自由。正因为此，审美对人的生存而言具有必然性，它必然地使人产生生命的愉快。这种生命的愉快就是审美愉快，它是人在现象界中显现了本体自由的欢悦，是对人精神上的解放。因而，艺术不是自然的产品，它是人类有目的性活动实践的成果，同时要强调的是它必须是审美的。